美国：深刻转型中的四重变化

　　作者：李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踏入21世纪已近四分之一时间后，美国的世纪之变似乎刚刚显现雏形：这是一个更加多元化却也更为分裂的美国，一个政治路线冲突白热化、社会共识摇摇欲坠的美国，一个经济结构发生深层次变化、科技力量深度嵌入政治决策的美国。

10月25日，人们在美国缅因州刘易斯顿市悼念枪击案遇难者时相互拥抱。新华社发

　　美国政治思潮之变：两条道路难以兼容调和

　　近3次选举周期，美国政治在两种主要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强调自由贸易、全球化合作与多元文化共生的“自由国际主义”路线和注重本土利益优先、强调主权与边境管控、对外采取保守与单边手段的“美国优先”路线此起彼伏，难分高下。两条道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折中路线的可行性显著下降。2024年初，名为“无标签”的第三党运动曾一度试图影响此次选举，寻求有别于两党的新路线。但该运动很快偃旗息鼓，其所支持的政客部分倒向了特朗普阵营，成为民主党败选的重要因素之一。民主党温和派及共和党建制派同时受到党内更激进的力量挤压，影响力逐步式微，党内派系分野更加明显。政治光谱两极化的背景下，中间选民愈发无所适从，难以在两党候选人和国会议员中找到共鸣。这也导致此次选举的投票率相比2020年有显著下降，尤其是民主党在中间选民中的表现更差。

　　随着政治极化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态的长期现实，两党、利益集团和选民群体也开始逐步调整立场来适应这种新变化。一方面，选举并不代表着民意认同和支持，而是对现行路线的一种反应。胜选政党和总统的所谓“在任优势”显著减少，其执政失误反而会被放大。美国政治的摇摆性也随之加大。另一方面，选民和利益集团求新求变的心态增强，对于非常规政治理念的容忍度增加，更希望看到一些标新立异的改革和创新措施。这些新方向一旦被证明有效，就可能成为两党新的共识。这种新现实促使两党加快调整政治路线，加剧了每次选举的动荡性。

12月11日，顾客在美国纽约一家超市挑选水果。美国劳工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增长0.3%，涨幅较10月扩大0.1个百分点。新华社发

　　美国社会共识之变：国内分裂、分化与极端化加剧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形成“华盛顿共识”，即对所谓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任、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广泛认同以及对“美国梦”叙事的共同追求。然而，随着美国新一轮移民浪潮、族裔多样化加剧、地区发展不均衡和社会阶层固化，美国社会结构正在深刻重组，传统共识逐渐瓦解。近年来，在社交媒体持续颠覆主流媒体叙事的背景下，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对对立阵营的敌意愈发明显。不同族群、宗教和政治立场之间难以建立跨越分歧的对话机制。

　　2024年大选中，这种分裂直接体现于对政治候选人形象的极端塑造与诋毁，以及不同群体在堕胎权、枪支管控、教育等领域意见的分裂。社会分裂和极端化更催生出政治暴力事件，让选举与民主更加遥远。选后，美国又发生针对企业高管的恶性袭击事件，暴力正成为美国一种跨越意识形态的新政治表达方式。这些现象表明，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重新认知自身身份与价值的深刻危机，这场危机也让美国各州各地方的政治分裂加剧，“美国反对美国”的现象更加普遍。缺乏共识、难以动员的美国社会既制约了美国对外干预的能力和意愿，又让美国社会对于外部挑战和威胁更加敏感，容易产生应激反应。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2月24日早间对美国航空公司所有国内航班短暂发布“停飞令”。截至美东时间当天7时55分，该“停飞令”已经解除。停飞原因或为软件故障。图为24日，一架美国航空公司飞机降落里根国家机场。新华社发

　　美国经济结构之变：科技巨头权重大增

　　金融危机后，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美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科技巨头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21世纪前十年，谷歌、苹果、亚马逊、Meta（原Facebook）、微软五大科技巨头逐渐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群体。2020年至今，特斯拉、英伟达亦加入万亿美元市值的巨头俱乐部，形成了规模更大的“七姐妹”。“七姐妹”占美国标普500指数总市值比例接近30%，其市值总和超过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此庞大的资本体量使科技巨头在股票市场独占鳌头，也使美国经济的权重向科技领域大幅倾斜。

　　“七姐妹”市值膨胀的背后是美国经济的深层次变化。从营收、盈利能力、市场地位、技术创新等维度看，“七姐妹”远远领先于其他美国企业和国际竞争对手，其技术创新能力、用户数量、市场规模与融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不断强化的“闭环”，成为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新的锚和美国霸权新的依托。“数据美元”“算力美元”“加密美元”正在替代曾经的“石油美元”“贸易美元”，成为美国金融霸权新的支撑。

　　科技巨头的崛起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经济的产业格局和就业结构。高科技产业在沿海大都市圈，如旧金山湾区、西雅图大都会区、波士顿和纽约等地，吸引了大量人才、资金和创新活动，形成产业集群。这些地区凭借科技产业的高附加值和高利润率持续发展，房价、消费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美国内陆、中西部和南部的许多传统工业区、农业区和资源型地区却未能充分受益于数字浪潮，其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在新一轮美国经济发展中落后。传统制造业的相对衰退与产业链上移，使得美国经济愈加呈现“两头大、中间空”的特征。中低收入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缓慢，阶层流动性明显减弱，无法分享科技红利的普通工人更容易面临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法案》等产业政策重新布局高科技供应链，推动制造业复兴，平衡大科技企业与传统产业、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政策短期效果有限，科技巨头反而成了受益于产业政策的“主要赢家”。特朗普和共和党采取的“自由放任”“科技乐观主义”路线可能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数字时代的“赢家通吃”效应，令美国经济高度失衡，与世界经济的差异愈发突出。

　　美国政治规范之变：科技与政治深度融合

　　金钱政治、政商联合是美国政治的常态，但在2024年大选中这种现象进一步升级。不少美国商界、娱乐界名人不再掩饰其政治倾向，开始更加积极地为政党和候选人拉票。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动员了不少科技巨头和体育娱乐界巨星，将竞选活动变成了“演唱会”。这些新的政治动员方式不仅改变了选举，也将改变美国政治的运行规则。精英阶层的政治话语权正在增大，普通民众的权重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的深度推动下，科技与政治全面交织。此次选举中，大数据分析、社交平台的舆论操纵和虚假新闻传播更加失控，政治运作呈现出更浓厚的科技色彩。选举策略、政策制定和舆论战场的主阵地逐渐向数字空间和社交媒体转移。人工智能算法对于民意和选举的影响正逐步显现，让美国政治正在进入一个“后真相时代”。在社交媒体和算法的影响下，美国选民也面临“信息茧房”效应，每个选民看到的场景可能截然不同。民众的政治理念容易被社交媒体信息强化，认知偏见则容易被固化。

　　美国在未来4年选择了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优先”路线。在所谓“美国优先”的旗帜下，美国可能会更频繁地调整与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关系，采取更加强硬和不稳定的策略在全球舞台上谋求优势，这将对全球多边秩序和国际合作体系造成冲击，影响从全球贸易到气候治理、公共卫生安全等多个国际议程。特朗普推动的政府改革、去监管或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科技巨头的优势，加剧美国经济的失衡局面。这种高风险路径有可能驱使美国社会全面拥抱新经济，放弃难以复苏的传统产业，也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社会的进一步撕裂和对抗，带来另一个混乱的循环。在政治层面，精英与民众、建制派与民粹势力的冲突将持续；在社会层面，族群、阶层和意识形态裂痕更加深刻；在经济层面，高科技寡头经济与传统产业结构的平衡被中断，科技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也需要调整对美策略，以适应更加多元和竞争激烈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