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想象在科幻文艺中的百年演变

编者按

前几期，我们曾探讨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如何介入文艺创作。事实上，人工智能本身也是文艺尤其是科幻文艺创作的一类耀眼题材。一方面科幻作品展示着智能发展的奇崛想象，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把想象变为现实，同时又激发起创作者新的想象力。文艺与技术的双向赋能，共同构筑了科幻创作的蔚为大观。本期两篇文章立足新的技术阶段，探讨人工智能在科幻文艺中的发展流变和形象塑造，敬请关注。

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象征，更是探讨人类主体性、技术异化与未来社会图景的绝佳载体。科幻文艺对人工智能题材的重视，源于其对技术变革及其影响的深刻洞察。作品通过设想与人工智能共存的世界，挑战我们对“智能”的定义，探索机器与人类、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以及这些界限可能如何被重新定义。面对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并已然造成种种机遇和挑战的现实境况，有必要重新梳理科幻文艺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想象的发展历程。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为一种新兴的通俗文类，早期的科幻文学便已开始讨论人造智能生命的存在境遇及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在此时，科幻文艺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往往被描绘为人类依凭现代科技创造出的某种“物件”，与其他工业产品并无本质区别。但与彼时因现代科技蓬勃发展而产生的乐观主义不同，这一时期部分科幻作品对人工智能反而持有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作为此时探讨人工智能问题的主要阵地，科幻文学展现出人类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和伦理挑战的初步思考。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的先驱之作。小说的主角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一位充满野心的年轻科学家，在长时间的研究和实验后，弗兰肯斯坦用来自不同尸体的部件创造了一个人造生命体。这个“怪物”虽然外表可怕，但内心渴望爱和接纳。怪物要求弗兰肯斯坦为其创造一个伴侣，以结束它的孤独。因担心怪物种族的繁衍，弗兰肯斯坦毁掉了正在制作的第二个生命体。这一行为激怒了怪物，它开始对弗兰肯斯坦进行报复。在《弗兰肯斯坦》的诞生年代，“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尚未被正式提出，但小说中对人造智慧生命及其科技伦理问题的探讨对后世科幻文艺中的人工智能想象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法国作家利尔·亚当创作的《未来夏娃》则描绘了一个由科学家制造的完美女性形象。当小说主人公与机器人相处后，他开始质疑自己对她的感情是否真实，以及机器人是否真正拥有灵魂。

总体而言，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科幻文学已经开始探索人造智能生命的存在境遇及其与人类的关系。这些早期的科幻作品不仅提供了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想象，也同时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科技进步可能带来的伦理和哲学问题的担忧。它们提出了关于未来“成熟”人工智能可能面临的孤独、认同和情感需求等有关“主体价值”的问题，以及人类在与人工智能互动时可能遇到的道德和情感挑战。

二

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经过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美国出版商的大力推动，科幻文学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对人工智能的探讨也达到了新高度。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他在小说集《我，机器人》中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为人工智能伦理学奠定了基础。这三条定律包括：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第三定律，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和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不仅在科幻文学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为现实中的人工智能研究所广泛讨论和引用。

此外，科幻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长足发展，新兴的视觉媒介为人工智能想象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例如，在电影《大都会》中，城市统治者弗雷德森雇用了疯狂的科学家罗特旺，制造出革命青年玛丽亚的机器人复制品，希望利用它来煽动工人暴乱，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电影中，“人工智能”首次以人形机器人的形象出现，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权力者用于不当目的的风险。在里程碑式的科幻电影巨制《2001：太空漫游》中，高智能电脑HAL9000展现了AI的复杂心理。在前往木星途中，HAL9000电脑错误地认为船员们正试图关闭它，于是，它开始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以致谋杀了三名冬眠的宇航员。最终，主人公发现真相，在与HAL9000进行了紧张的对决后成功将其关闭。

“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通过多样化的叙事和视觉表现，开始超越早期科幻文艺对人工智能的片面想象，着眼探讨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包括人工智能的创造者责任、自主可能，以及它们在人类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个时期的科幻生态对创作的种种标准化要求逐渐桎梏科幻创作。科幻创作者与读者开始意识到，“黄金时代”科幻中的那些通俗故事在飞速发展的现实面前既缺乏现实感，又丧失了新奇感。当时科幻文学作为通俗文学，也不受主流文学界重视。以上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科幻文学变革。1965年夏，作家兼编辑家米切尔·莫考克出任英国《新世界》杂志主编，开始鼓励科幻创作将写作手法接近主流文学表达方式，并开始融入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1968年，英国编辑家朱迪·梅丽尔正式将一部科幻选集命名为“新浪潮”作品。科幻文艺的“新浪潮”时代正式到来。

三

在“新浪潮”时期，科幻文艺中的人工智能想象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一时期，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科幻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开始被赋予更加接近“智能”的特质。这一时期，以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等作品为代表，赛博朋克文学兴起，人工智能与网络空间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科幻文艺的关注。这些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展现出某种反叛意识，对人类社会的传统秩序提出了挑战。赛博朋克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往往与黑客、网络空间等流行元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这一时期的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的形象也经历了多样化发展。《星球大战》《星际迷航》等系列电影中的AI角色，开始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和情感，不再是简单的“工具”。与此同时，一些科幻电影如《西部世界》《异形》，则选择将人工智能描绘成某种恐怖的威胁，反映出人类对于技术失控的恐惧和担忧。此外，《银翼杀手》通过复制人的形象，探讨了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区别；“终结者”系列则展示了一种极端的人工智能形象——天网，它试图通过消灭人类来保护自己。科幻创作者探索更加复杂和现实的人工智能议题，如人工智能的自主可能、情感、道德和哲学问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这一变革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人工智能在科幻作品中的形象更加丰富和立体。

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与所谓“人机共生”现实的到来，科幻文艺对人工智能的描绘走向了多元发展的阶段，诸多作品着重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存在意义、本体论价值以及与人类之间可能达成的某种共存未来。在科幻文学领域，美国作家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系列和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等作品，不仅深入探讨了有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还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共生的未来设想。

在“海伯利安”系列中，人工智能被称为“内核”，它们不仅在科技发展和产业维系方面超越了人类，甚至对诗歌等艺术领域也有所涉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在“海伯利安”系列中呈现出一种共生和相互依存的状态。石黑一雄则在《克拉拉与太阳》中设想了一个高度依赖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技术的未来社会。故事的主角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她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名叫乔西的病重女孩展开。尽管她对乔西的爱是无私和深刻的，但这种爱是建立在她的程序和设计之上的。最终，随着乔西的康复，克拉拉被闲置。石黑一雄通过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人类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如何面对自身的脆弱和孤独，以及人工智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科幻电影方面，从《黑客帝国》到《攻壳机动队》的一系列作品，不仅想象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能力，还探讨了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和伦理挑战，将人工智能的银幕形象推向了新的高度。进入21世纪，电影如《我，机器人》《变形金刚》等，通常将人工智能角色赋予更加丰富的情感和个性，使它们成为故事中的关键角色，与人类角色共同推动情节发展。2010年以来，随着电影特效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电影中的形象更加复杂和立体。例如，《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中的奥创和《机械姬》中的AI，不仅展现了人工智能的高级智能和自主意识，还揭示了它们对人类的潜在威胁和挑战。

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想象不再是单一的科幻概念，而是成为文化、社会、伦理和哲学探讨的重要载体。在探讨“近未来”的人机关系时，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常常将人工智能置于道德和情感的十字路口，由此思考所谓“人性”是否具有独一性，以及人工智能能否拥有或模拟出与人类相似的情感和意识。除此之外，这些作品也积极思考关于人工智能权利和地位的问题，探讨在一个由人工智能辅助或主导的世界中，人类如何保持其独特的“人类价值”。

五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学走向复兴，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想象。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新时期”极负盛名的科幻小说，通过小记者小灵通的视角，展示了一个充满科技奇迹的未来世界。魏雅华《我决定和机器妻子离婚》则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情感的关系：机器妻子的顺从和忠诚最终导致了丈夫的自我毁灭，这不仅对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提出了疑问，也反映了人工智能在情感和伦理方面的复杂性。

进入新世纪，中国科幻进一步发展，逐渐产生世界影响，其中有关人工智能的想象也走向多元。刘慈欣在科幻巨著《三体》系列中塑造了三体世界对地球科技实行封锁和监视的超级人工智能——智子，其形象指向的是外星文明对地球文明的威胁。而在由刘慈欣短篇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系列中，超级人工智能MOSS是相当重要的角色。MOSS的核心目标是延续人类文明，它通过精确的计算和预测来辅助或执行“流浪地球”计划。可以说，MOSS的形象设计和行为模式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和人类控制权的边界问题。

在刘慈欣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科幻作家将创作视野投向了人工智能问题。陈楸帆的《荒潮》通过描绘一个电子垃圾污染严重的小镇，探讨了人工智能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小说中的“小米1”是一个由病毒引发的“后人类”存在，它在揭示科技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反映了人工智能在生态问题中的双重角色与作用。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则以虚拟现实和直播经济为背景，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娱乐产业中的应用。

2023年，一部聚焦“近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飞跃的网络科幻小说《造神年代》受到业界关注。小说通过两个超级人工智能的形象，探讨了未来超级人工智能诞生的条件与可能，以及在此背景下人类与超级人工智能的共存可能。小说不仅在科幻文学与网络文学内部开启了新的创作方向与可能性，更直指“近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冲击。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技术的认知，也引发了对人性、伦理和未来的深刻反思。科幻文艺发挥着“预言”与“寓言”的双重作用，持续启发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在现实中的实践。可以预见，作为探讨技术与人类关系的重要途径，科幻文艺中的人工智能想象，将继续在文学、电影和其他媒介中占据核心地位。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科幻作品将更加深入地探讨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情感以及与人类共生的可能性，并激发我们对技术发展负责任的思考和行动。

（作者：李广益、童博轩，分别系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