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里藏着十二星座

辽代张世卿墓室穹顶《天文图》

《炽盛光佛图》中的“十二星座”（手绘图）

张世卿墓里的“十二星座”（手绘图）

　　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建造时间是晚唐至北宋早期的归义军时期，归义军首领向中原王朝称臣，官职世袭，先后经历张、曹两个家族的统治。

　　进入洞窟时，需要经过甬道，甬道两侧各有一幅壁画，就是《炽盛光佛图》。画面C位就是炽盛光佛，坐在华丽的车上，身体放射出耀眼的火焰；外围簇拥着九曜星神；星神的上方彩云浮动，分布着一群手持笏板、头戴冠冕、身穿华服的神灵，这就是二十八星宿之神，也叫星官。

　　还有十二个圆形的图案穿插其间，这就是“十二星宫”或“十二星座”的形象。甬道的南壁和北壁上的星宫保存得都不全，各有九幅，但是组合起来，十二宫都不缺。

　　看完这张图，你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既熟悉，又陌生。

　　先说熟悉。这些“星座”图案，出自千百年前，但是名称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版本基本对得上。

　　再说陌生。“十二星宫”是舶来品，来中国之前先后经历了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的接力。但是，如我们开头所说，从这几张图像里，我们看不出太多的洋味儿，相反，它们“很国潮”“很中式”。

　　这是怎么回事？

　　从星座变化，看“刺激扩散”

　　你肯定注意到了，“十二星座”的早期身影多出现在佛经、佛窟、佛寺中。没错，一开始，这种文化现象，正是跟随佛教一路而来。

　　相对于“十二星座”，佛教是更大的“舶来品”。所以，我们要想了解“十二星座”的形象之谜，就必须放到佛教传播的大背景之中。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从原地向外扩散传播，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尤其是复杂的文化系统，由于各地环境、习俗的不同，当它进入新领地后，必然面临“水土不服”的挑战。

　　这个时候，为了在当地开花结果，就不得不对原有的内容进行改变，从而获得当地人的逐渐认同。这种受挫之后改变策略的传播方式，被称为“刺激扩散”。

　　显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属于“刺激扩散”。而“十二星座”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元素，也经历了这种过程。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关于“十二星座”最早有确切记载是隋朝《大方等日藏经》，其中就出现了星座的早期命名：水器之神、天鱼之神、特羊之神、特牛之神、双鸟之神、蟹神、狮子之神、天女之神、秤量之神、蝎神。

　　在这里，你肯定能体会到，这一串名字有一股“异域”的味道。而且，这时候的十二星座的应用，跟运势占卜都没有联系，只是跟十二个月份进行了简单的对应。

　　从中我们看得出，从西汉晚期到隋朝，佛教已经传播了五六百年，但作为外来的“强龙”，在“地头蛇”面前依然小心翼翼。

　　唐代引进的佛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其宋代印刷刻本中出现了十二星座的图像。

　　在这张图上，有一部分图像，还保留着外来的模样，比如“天秤”，是西式的天平；“摩羯”，是鳄鱼头鱼身，这是古印度对古希腊“羊头鱼身”改造后的形象。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星座的形象“很中国”。比如“双子宫”，并不是古希腊版的双胞胎，而是一男一女，穿着打扮是中原人的服饰。再比如“射手宫”，又叫“人马宫”，用弓箭来表示，这大约就是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中国人对“射手”的一种转译。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十二星宫”正在经历从异域风格到中国风格的过渡。

　　十二星座从天上来到人间

　　辽代张世卿墓室穹顶《天文图》上，其中的“天秤宫”图案依然是天平，但其他十一个星座几乎全部是中国人熟悉的画风：古希腊“人马宫”（射手宫）中的“人头马身”，被演绎为人牵马。

　　《天文图》中“摩羯”头部不是古希腊的羊，也不是古印度的鳄鱼，而是变成了龙头。这个“龙头鱼身”的造型，是本土化之后的摩羯形象，在辽宋时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器物中，其形象被称为“摩羯纹”。

　　这个龙头鱼身的“摩羯”，后来又被称为“鱼化龙”，在中华大地上演绎出另一番精彩：

　　科举考试，成功上岸，就好比“鱼跃龙门”，而“鱼化龙”就是鱼跃龙门时从鱼变成龙的过渡状态。你看青花瓷器上的“鱼化龙”，就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子了。

　　而莫高窟61窟甬道里的“十二星宫”，从人物形象到画风，都已经完成了彻底的中国化。

　　这两幅图虽然出自佛窟，但二十八星官的造型其实来自道教，而手持笏板、身着官服的形象，又有儒家文化身影。

　　熟悉历史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佛、道、儒三家从唐代开始，逐渐互相借鉴学习。等到元末明初，甚至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提倡“三教合一”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道教全真派的王重阳。

　　早期十二星宫主要用在天文历法之中。无论是佛经、石窟壁画，还是辽人墓葬中，它总是跟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形影不离。

　　慢慢地，十二星座也开始从天上来到人间，被应用于各种占卜。到了北宋开保七年，也就是974年，留下了一份叫《康遵批命课》的文书，后来被发现于敦煌的藏经洞。其中有大段文字，将十二星宫和算命结合起来。这些占卜说辞，正是唐宋时期文人大谈“摩羯命苦”的理论根据。

　　古代“十二星座”的流行，基本上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但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件物品，则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文化试图“破圈”的努力。

　　河北邢台开元寺里有一口大铁钟，是一件金代（南方为南宋）的文物。它外壁一圈，就镌刻着“十二星宫”。

　　这一回，“天秤宫”里的天平，变成了中国传统的杆秤；而“双子宫”则被刻成日月图案，这很可能是当时的人将男女形象抽象为“阴阳”，然后又用日和月来代表。

　　最让人纳闷的是“摩羯宫”：动物的形象没有了，变成了一块石碑。思来想去，大概因为“摩羯”又被音译为“磨碣”，“碣”的意思是石头。把石头磨一磨，不就是“石碑”吗？

　　跟文人“玩梗”不一样，这个脑回路，属于没什么文化的底层百姓。显然，铸造大钟的工匠，很难一下子搞懂“十二星宫”原来的图案。

　　通过以上探索，我们了解到，古代“十二星座”不像“舶来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舶来品”的主动妥协；另一方面，咱们中华文明，有一种伟大的力量，那就是源源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元素，而且可以做到“为我所用”，最终使其变成自身的一部分。

　　从宗教到科学，“星座”二进宫

　　汉代以后，“十二星座”跟随佛教进入中国，主要还是通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条“海上丝路”。

　　大约从明晚期开始，传教士从海上奔向东方。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带了进来。所以，在明清之际，包括十二星宫在内的星座命名系统被介绍到中国。

　　就像佛教传播遇到的挑战一样，在一个新的国度，这些科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也作了妥协：中国古代命名的星宿，还是沿用旧称；没有命名的，就翻译欧洲的星座名来补充完善。

　　但是，这些天文知识，跟大多数科技发明一样，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所以，它们最终封存在宫廷中，没能出圈。

　　再到晚清，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开办新式学校、公派留学等等，这一波潮流中，我们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的科学著作，“黄道十二宫”以新的面孔进入中国。

　　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在他的《诸天讲》中，对“十二星宫”名称做了一次总结修订。例如将“阴阳”改成了“双子”，“天女”“双女”“室女”统一翻译为“处女”，“宝瓶”改成“水瓶”。至此，十二星宫的名称基本接近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名字。

　　从汉至明，“十二星宫”随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明代至晚清以前，“十二星座”被传教士通过海上丝路带入宫廷；近代以来，“十二星座”在内的天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以科学知识的面孔进入中国；而现在年轻人闲聊的星座命理，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占星作为娱乐文化的一部分经港台地区进入内地。

　　四个时期，时代背景不同，却拥有共同的传播逻辑。

　　第一，十二星座每一次传播都是以“副产品”的面孔出现，紧抱一条大腿。前两次，它依附于宗教（佛教、基督教）；第三次，它依附于科学（天文学）；第四次，它依附于娱乐文化。

　　第二，作为舶来品的“十二星座”，每一次落地生根，都要经过一次“本土化”改造。

　　所以，无论是敦煌壁画里的“十二星宫”，还是今天我们流行的“十二星座”，都是“中体西用”的结果。

　　文/羽羽  绘图/李正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