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第二个结合”及其思想解放意义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再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等，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思想解放意义、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文化建设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中国特色的关键在于“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中华民族读着经史子集走过了几千年，在农耕生产方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根脉”。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融合贯通的有机整体，奠定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与西方宗教文化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农耕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和共同体的自给自足性铸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正是这五个突出特性，使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在世界文明谱系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我们读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过了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构成了我们的“魂脉”。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涉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根本原则问题。历史实践证明，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不仅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反而会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中国问题，才能把握中国作为“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进而将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中国的具体性，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的必然逻辑。反过来，一旦把握住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本质规定性，也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活的中国内容和民族形式，使其发展为中国化的具体形态。这是用中国来“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不仅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也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双慧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因此，要把握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离不开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历程，更离不开“两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

　　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工商业文明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智慧结晶，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农耕文明和传统社会的结果，两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从地域来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属于外来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本土文化。那么，两者的结合何以可能呢？

　　首先，从历史发生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存在论问题。两者的相遇，根源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问题。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土壤即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和以宗法式共同体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中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曾经璀璨辉煌的中华文化渐渐变得暗淡。面对内忧外患，中华民族该往何处走，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传统文化不仅无力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冲击，无法解决中国的未来出路问题，反而面临着同近代中国社会一同走向没落乃至断流的危险。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无法解决中国的现代转型和出路问题，马克思主义才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挽救了中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改变和发展了中国，拯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避免了中华文明的断流，而且开辟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

　　其次，“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全面深化。中国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结构之整体。“第一个结合”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具体情势的结合，也包括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因此，“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暗含于“第一个结合”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也存在重要差异。因此，“第一个结合”始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存在的，而“第二个结合”更多地是作为“第一个结合”的内在构成和具体表现，因而未被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若没有强大的文化支撑，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巨人。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将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根本原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和深刻把握。

　　最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西欧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演进遵循自己的客观逻辑。我们没有经历过西方式的中世纪阶段，也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基督教世界，自然也就无法孕育出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统伦理社会的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与在基督教世界和市民社会基础上孕育出来的西方文化存在本质差异。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充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在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批判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虽然形成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存在重要差异，但它们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制等问题上，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传统中国倡导“天下为公”，追求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则要超越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阶段，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演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民为邦本”；马克思主义则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主张以天下观天下，追求协和万邦、天下太平；马克思主义则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强调无产阶级要“胸怀天下”，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致力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第二个结合”是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那么，如何结合呢？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两者的结合既不是内容的机械拼盘，也不是话语和范畴的简单杂糅，更不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导把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相反，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魂”和“根”的化学反应，“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首先，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轴心，不断推进两者的内在融合。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行转换和发展，这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与现实的实践需要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为指导，才能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更好地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进而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焕发出经久不息的当代生命力。反过来，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才能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合起来，才能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之中，深深植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

　　其次，“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过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不断成为符合当今时代要求、顺应当代实践需要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也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中国内涵、中国特色和民族形式，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然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发生新的化学反应和裂变，熔铸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命体，使结合而成的新文化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譬如，中国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华民族千年梦想的有机统一；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融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继承和创新发展，也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这一结合在当代中国的鲜活实践。胸怀天下本身就是传统天下体系、协和万邦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创造性结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这种创造性结合的集中体现，等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如果不从“第二个结合”出发，我们就无法全面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核心要义，无法准确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及其发展规律，自然也就无法真正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重任。

　　最后，“第二个结合”必然铸就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不论是“根脉”还是“魂脉”都包含着不同于或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基因，它们的结合注定会造就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平主义对对外扩张道路的超越、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扬弃、共同富裕对两极分化的超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对物质主义的扬弃、从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以民族国家为轴心的弱肉强食的国际旧秩序到以胸怀天下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霸权主义的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形式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竞争性的文明观到“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存理念，等等。这些都已经远远溢出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框架，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彰显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图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因而也必将在世界文明谱系中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和灿烂光芒。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就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观念、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面对早期党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第一个结合”的提出本身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它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导。1978年，面对“左”的错误思潮，全党全社会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了重要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准备。当习近平总书记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时，这充分说明了“第二个结合”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首先，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重大思想解放。在一定时期内，学界和社会上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地域、时代背景、社会基础和思想来源均有所不同，因而不承认两者契合、融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极端趋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抽象地对立起来：要么用马克思主义来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要么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陷入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之中。而“第二个结合”全面阐述了“魂脉”和“根脉”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指出了两者结合的科学方法、具体路径及其现代文明意义，澄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关系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和错误，因而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其次，就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关系而言，“第二个结合”推动了认识解放。过去存在着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偏见，即认为传统就是过时的、落后的、陈腐的，要建设现代文明就必须抛弃传统，进而将传统与现代文明僵硬地对立起来。而“第二个结合”在这方面实现了重大解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形而上学思维过分强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忽视了二者的连续性。而“第二个结合”主张将中国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强调从大历史观和连续性的维度来理解从“宅兹中国”到“何以中国”的发展演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样就全面澄清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一步拓展和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系，阐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

　　最后，就传统智慧与整体创新而言，“第二个结合”进一步解放了思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过去我们往往集中于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来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而“第二个结合”则突破了这种局部认识，从整体高度阐明了“四个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第二个结合”进一步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打开了创新空间，不仅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础，也“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从文化自信来看，“第二个结合”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就此而言，“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因而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作者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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