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各地育儿补贴新政“成绩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综合报道

　　三孩政策落地以来，多地推出育儿补贴新政，“生娃发钱”已经成为各地鼓励生育的重要举措之一。据相关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至少有29个地区推出了育儿补贴相关规定。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各地补贴现状、特点等进行了梳理和盘点。

　　多地推出育儿补贴

　　最早发出“真金白银”育儿补贴二孩家庭的是四川省攀枝花市。2021年，攀枝花在全国率先推出为生育两孩及以上的本市户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金政策，每月每孩发放500元，直到孩子3岁。而后，山东省济南市、广东省深圳市、云南省、湖北省黄冈市等地相继因地制宜，出台生育补贴政策，发放月均300—1200元不等的育儿补贴（大多为500元/月）或1000—2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生育补助等。

　　其中，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明确，对2023年1月1日后满足相关条件生育三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年每孩可享受育儿补贴1万元，最长可享受至6周岁，为目前补贴力度最大的地区。另外，深圳规定生育三孩，累计可领3.75万元，补贴力度也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地已在生育补贴上显示出系统化的财政支持，但补贴范围差异明显。如深圳市和温州市分别公开征求意见，拟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10000元不等；云南省、山东济南、湖北黄冈等地是对二孩、三孩进行补贴；湖南长沙仅对三孩及以上子女家庭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河北衡水则注重对辅助技术生育第一胎和生育第三个子女的产妇给予补贴。另外，在育儿补贴时长上，除了武汉市东湖新区可以让孩子领到6岁，其他28个地区均只补贴至3岁。

　　配套措施正在跟进

　　除了现金补贴之外，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社保等倾斜政策：

　　如北京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济南三孩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1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包括浙江杭州、湖南衡阳、江苏南京等近40个城市在发布的楼市政策中特别提及多孩家庭住房需求。

　　另外，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云南省还对婴幼儿意外伤害险参保给予补贴(婴幼儿0—3岁期间每人每年补助50元)。

　　领取限制多集中于“社保、户籍”因素

　　虽然补贴范围广、受惠群体规模大，但领取条件仍受户籍等因素限制，如辽宁省沈阳市明确要求，对夫妻双方均为本市户籍，共同合法生育三孩并落户沈阳市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四川省攀枝花市育儿补贴金实施细则也要求夫妻双方本市户籍并参加本市社保；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庆市、双鸭山市的征求意见稿中，则要求父母双方户籍，如仅一方为本地户籍，生育补贴将减半发放（另一方为现役军人或丧偶等特殊情况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已公布补贴方案（包括征求意见稿）的城市，仅要求父母一方满足本地户籍条件即可申领育儿补贴。但对新生儿的出生或登记入户时间有所限制，如云南省印发的实施方案，明确发放对象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出生的两孩、三孩。温州市征求意见稿则要求享受一次性生育补贴对象，需在2022年9月24日（含）起分娩。

　　统计发现，绝大多数地区对于父母户籍有着明确的限制，部分地区还额外对于父母的居住地、工作地加以限制。最早实行育儿补贴的攀枝花市，要求夫妻双方的户籍均在攀枝花市且双方均参加了该市社保。此外，在孩子的户籍问题上，超六成地区要求子女须落户当地，少数地区还要求申请人子女在当地医疗机构出生。

　　专家建议

　　从全周期全过程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表示，各地已经因地制宜推出生育经济支持措施，是对中央相关决定的贯彻落实，但一孩不补的现状不利于调动未婚未育青年人群的生育积极性，无法缓解这些人群的生育困难，应对其加大经济支持。此外，一些地区仍在补贴人群的户籍上有所限制，也不利于有效提升生育水平。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认为，一些地区将政策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的奖励支持，但一孩生育作为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有所忽视，建议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从全周期、全过程的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现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鹏指出，发放育儿津贴可以快速直接形成对养育家庭日常需求的补充，减少生活压力，降低养育成本。但除此之外，他建议还应从托育服务、住房保障、医疗等配套措施入手，以及对非本地户籍家庭给予相应公共服务支持，形成“组合拳”。

　　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周迪指出，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很大程度在于住房、教育、医疗成本的提高，因此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打消他们的生育疑虑，增强住房保障措施，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可能才是从根源上刺激生育的方法。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袁涛分析，如果不对父母户籍或参保地加以限制，客观上就会导致人口流向高福利地区进行生育；而补贴范围及金额则受制于地方财力水平与提振生育的迫切性，必然出现各地补贴政策差距较大的情况。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未来全国层面统一的制度安排来实现。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表示，发放育儿补贴对缓解育儿困境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育儿补贴仅仅是系统性支持政策的一部分，还要改善育儿环境，包括孕期、产期和婴幼儿成长期的环境支持，发展普惠性孕期、产期服务，使想生愿生孩子的家庭生得起、养得好，育儿方式的改革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