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问千寻大运河】水路宽，戏路更宽！好一条大“韵”河！

　　绵延数千公里的大运河，诞生了风格各异的曲艺，孕育了不计其数的大家。

　　我们一起来聊聊，锣鼓上的大运河。

　　元杂剧

　　元朝初年，北方人大量南下，杂剧也随着水路航道进入江南。

　　南方的运河城市，逐渐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区域，大量的杂剧名家得以涌现。

　　关汉卿，游历扬州、杭州等地，写下《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一部部传世之作。

　　马致远，出仕江南，贯满梨园，留下了《江州司马青衫泪》《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等名篇。

　　涌现的不止剧作家，还有名伶。

　　这其中有“资容姝丽，杂剧为当今独步”的珠帘秀，有“赋性聪慧，色艺俱佳”的曹娥秀，还有“金簧玉管，凤吟鸾鸣”的顺时秀……

　　借由汩汩河水，南北戏曲交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昆曲

　　昆曲成形于水磨调、昆山腔，而水磨调、昆山腔的基础又是南戏与北曲。

　　南戏字少腔多，抒情柔和，北曲字多腔少，高亢昂扬。

　　融汇南北，水磨调、昆山腔以苏州为大本营，沿运河次第向北向南向西拓展。

　　范濂的《云间据目抄》记载，在明代万历年间，与苏州相邻的运河城市都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等地，百姓们“首尚苏州戏”，而“本地折子戏十无二矣。”

　　昆曲艺术与大运河相伴相兴，而今，它的生命力依旧旺盛。

　　所谓“四方歌者，独宗吴门”，昆曲仍在开枝散叶，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京剧

　　不管是诞生还是兴起，京剧和大运河的关系，都密不可分。

　　1790年，时称四大徽班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沿运河进京，为乾隆皇帝恭贺八十大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徽班逐渐由“诸腔杂陈”走向和谐统一，一种全新的剧种由此诞生，这就是京剧。

　　而作为运河重镇的天津及附近的河北一带，成为了京剧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

　　过去，京剧界的大咖都要到天津献艺，在业内有个说法“过天津关”，过不过得了关，是检验艺术水平的硬指标。

　　南方听京剧也很讲究，一套桌椅、一壶茗茶。清末，杭州的茶园又叫戏院，早期就建在运河拱宸桥东首。

　　当年泰斗谭鑫培、汪桂芬都曾在杭州的茶园演出，而盖叫天、周信芳二位大师，都是在此唱红。

　　西路评剧

　　西路评剧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莲花落、彩旦莲花落、北京蹦蹦，再到蹦蹦戏衰败与消亡，最后就是西路评剧。

　　清代光绪初年，京津的曲艺活动热火朝天，北运河畔的农村地区，村民为了自娱自乐，组织了“莲花落”的班社。

　　起初，因为行当不全，形式不够完整，他们也被人们称为“北京蹦蹦”或“两下锅班”。

　　后来，在京城名家赵星垣的支持下，很多农民艺人开始闯荡皇城，《小姑贤》《杨二舍化缘》《大狗劝夫》……

　　因为他们的戏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很快就占据了天桥、后海、月坛等地。

　　西路评剧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也曾沿着运河南下，演到了山东、江浙，到上海。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因为西路评剧因为缺少变革，渐渐在北京城里销声匿迹，实在惋惜。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评剧院请回了部分老艺人，挖掘整理了一批传统剧目，将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

　　杭剧

　　杭剧最早称“武林调”，清末民初在杭州滩簧和杭州曲艺宣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1925年以后，这门艺术迎来了鼎盛时期。在杭嘉湖运河沿岸，有一个永记武林班，演员各个风华绝代。

　　绿牡丹、杨文英尤擅做功，吴菊英唱功最佳，徐美英台风最是迷人，当时的观众们把她们并称为“三英一牡丹”。

　　《华丽缘》《大红袍》《赵五娘》《百花台》《白兔记》……她们唱什么，观众爱听什么。

　　据记载，若是一场戏看不到绿牡丹或者杨文英，下面的观众多半会喊退票，喊道她们出现为止。

　　锡剧

　　清朝乾隆那会儿，吴语滩簧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常锡一带，男女叙事对唱山歌，融合了多种曲艺形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特定的风格。

　　彼时，演出的剧目主要反映了乡村的日常生活，还有一部分是对权贵的嘲讽，朴实、真挚，深受百姓欢迎。

　　直到清末时，这种艺术形式被正式搬上舞台，各戏班合班演出，改称“常锡文戏”，后又发展成多至几十人的“大同场戏”。

　　锡剧在不断变革与创新中进步，终于有了而今丰富多彩的模样。

　　淮剧

　　细分淮剧，可以分为西路和东路。

　　西路淮剧流行于里运河沿线，以“淮调”为主调，声调高亢硬朗，腔调近似口语，述说性强。

　　而东路淮剧流行于里下河地区，表演唱法以“下河调”为主调，语言声调软而低，柔美抒情。

　　古往今来，很多艺人经常往返于上下河之间，努力融合两路唱腔，此间也出现了一大批的大方之家。

　　还值得一提的是，淮剧的内容和淮安这座运河城市密不可分，比如《九莲十三英七十二记》，淮安的地名贯穿唱词，多次出现。

　　淮海戏

　　淮海戏流行于江苏北部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因为主要伴奏乐器是板三弦，所以也叫作“三刮调”。

　　这种戏最初是穷苦艺人走村串户的“打门头词”，在庄头、场头、街头，以及庙会、香火会上，都不乏其踪影。

　　这种来自田间地头艺术，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也许，你能从中发现运河沿线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喜怒哀乐。

　　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柴米河畔》，讲述的就是当时运河沿线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感人往事。

　　作品流传至今，魅力依旧。

　　柳琴戏

　　“拉魂腔一来，跑掉了鞋，拉魂腔一走，睡到了十九。”

　　柳琴戏流行于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交界，尤以山东枣庄、江苏徐州等运河流经区域为核心。

　　这种戏曲的发源地在鲁南，到了晚清，柳琴戏的表演已经相当专业、成体系。

　　一大批专业艺人浮出水面，“烂山芋”“金不换”“一千两”，还有香莲、香菊，都是名动一时的角儿。

　　随着从艺人员越来越多，戏班日盛，民间还出现了“七忙八不忙，九人看戏房，十人成大班”的俗语。

　　柳子戏

　　明末清初，戏曲界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说法，这个“柳”，指的就是柳子戏。

　　清初甚至更早，柳子戏就进入了繁荣时期，其经过京杭大运河向周边省市辐射，甚至一度盛行北京，与百家争鸣。

　　小铁蓬道人曾留下一本《日下看花记》，就曾记载当时的盛况：

　　“南北繁会，笙磬同声，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胜于京华。往者六大班旗鼓相当，名优云集，一时称盛。”

　　《小寡妇上坟》《补缸》《打灶王》《铁弓缘》《百花公主》……金声玉振，名作荟萃。

　　梆子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经营的钱庄、典当行、酿醋坊、酿酒坊、制造坊分布在大运河两岸。

　　商人们家乡流传的戏曲，也来到运河沿岸，并与当地的民歌、曲艺、方言融合。

　　这就是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徐州梆子等一系列地方梆子的由来。

　　河北梆子里的《宝莲灯》《庆顶珠》，山东梆子的《春秋配》《梅降雪》，徐州梆子的《薛礼征东》《樊梨花征西》皆尽经典。

　　木偶戏

　　江苏扬州，素来有“木偶之乡”的美誉。

　　古代的笔记小说、诗词歌赋里，存在着一大批关于木偶戏的资料。

　　唐代，主政扬州十多年的文史学家及官员杜佑，就曾表示，最大的心愿就是“入市看盘铃傀儡”。

　　而拿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来说，里面就绘声绘色记载了布袋木偶，杖头木偶两种扬州木偶戏。

　　皮影戏

　　皮影戏大概是明朝中期传入北京的。

　　这种用兽皮做成人物剪影，在灯光照射下，透过衬布，以影子进行表演的艺术形式，收到了广泛的欢迎。

　　康熙年间，礼亲王府上专门安排了皮影戏班长期驻演，可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

　　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大运河流淌了两千五百年，其间许许多多独具特色的戏曲应运而生。

　　元杂剧、昆曲、京剧、西路评剧、杭剧、锡剧、木偶戏、淮剧、淮海戏、柳琴戏、柳子戏、梆子、皮影戏……

　　它们风格各异，流传的方式也千奇百怪。

　　但它足以使，每一位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人，面对一句熟悉唱词，或是一个记忆里的音符，泪如涌注。

　　因为，一声锣鼓响，引一条归乡路，一瓢运河水，养一方赤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