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多哈（记者马向菲 高鹏 李江涛）消息：多哈亚运会是接近奥运会规模和标准的运动会，虽然竞技水平无法与奥运会相比，但是卡塔尔人招募国际奥运会专家们一起参与组织的运动会依然有值得未来北京奥运会借鉴的地方。

　　大脑也要简单思考

　　整个多哈亚运会运行的“大脑”--总运行指挥中心在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房间里，正面的墙上挂了13块电视屏幕，房间的桌子按照英文U形排列，U形开口处一列桌子，上面立个牌子：MOC（主运行中心）主任，所有的桌子上都摆满电脑。

　　指挥中心包含了所有亚运会涉及的部门：安保、场馆运行、竞赛、交通、赛事服务、场馆建设、观众、工作人员、亚运村、证件、媒体关系、天气、协调。

　　指挥中心副手、澳大利亚人珍妮·泰格介绍说，这里是整个亚运会的“大脑”，是做决定的地方。每天，整个多哈亚运会的所有数据都将在这里汇总，所有无法当场解决的问题都要上报到这里来，由他们作出决策。

　　“每天这里都非常繁忙，因为事情总是层出不穷，我们都要快速作出反应。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快速'是我们的准则，一旦事情发生，越快速解决效果越好，”她说。

　　作为这样一个大型运动会的“头脑”部门，指挥中心的规模不大，不过泰格说：“规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能够胜任的人员以及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之间快速良好的配合。” 她指出U形排列的桌子能够保证越重要的部门越靠近“主桌”，即主任的桌子，比如竞赛部，而最重要的安保和场馆运行两个部门仿佛左膀右臂般就与主任的位子并列而放。这样，一旦有事情发生，主任可以与有关部门人员进行最快速的交流。

　　指挥中心有120多位工作人员，大约有一半来自卡塔尔以外，基本都是为悉尼、雅典奥运会和都灵冬奥会工作过的专家，比如泰格便是悉尼奥运会负责过测试赛等事务的官员。

　　泰格说，这样的指挥中心可能在亚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却是多届奥运会普遍采用的工作模式。一位来自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说，以后北京在奥运会期间肯定也会设立这样的总指挥部，规模恐怕还要大上许多。

　　对于泰格和奥运会组织者来说，指挥中心并不稀奇，让她开心的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融洽相处，不同的工作方式找到平衡点，简便快捷的交流让工作格外容易。

　　她马上举出一个例子。当许多运动员准备回国时发现行李超重，问题提出后，指挥中心与卡塔尔航空公司以及代表团的团长们立刻在一起开了会，决定给每位运动员增加10公斤的限额。在这个事件中，既有卡塔尔政府的努力，也有组委会和赞助商的努力，泰格认为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简单。”

　　“简单的政策，简单的沟通，把一切复杂的事情尽量简单化，”她说。

　　安保：微笑的堡垒

　　卡塔尔以自己的安全为荣，在旅游手册里告诉游客“不要害怕夜晚外出”。在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各个大型活动的主题之一时，多哈亚运会的组委会却很少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渲染，问到组委会人员的一些安保具体问题都以“秘密”为理由被打了回来。投入了多少安保资金？对不起，没有具体数字。到底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人员8000，由卡塔尔几个部门组成，都是卡塔尔人。

　　卡塔尔组委会主控制中心的瓦艾尔说，没有具体资金数量是因为安保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比如场馆、交通等等，所以很难把它单独提出来计算，卡塔尔国防部、内务部、交通部、紧急事务部门以及医疗部门联合负责保证多哈亚运会的安全。

　　来到卡塔尔后，大多数人的体会是：没有看见荷枪实弹的军人，连全副武装的警察也少见，负责安保维持秩序的基本是身着黑衣的保安人员，这与以往各届大型运动会上壁垒森严的感觉十分不同。

　　瓦艾尔骄傲地说：“卡塔尔本身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而我们安保措施的目的不是把多哈亚运会变成一个堡垒，你感觉不到那种到处是警察的紧张气氛吧，但是依然很安全，我们希望的就是这样。”

　　亚运会安保部门发言人阿尔贝克尔曾说，能够让8000安保人员的力量提高十倍的秘诀在于“微笑”。

　　“我们有8000安保人员，如果加上‘微笑'这个武器，我们的力量仿佛扩充到80000人。他们为自己的工作骄傲，因此会有发自内心的微笑，这为我们的安保工作加入人性的温情，”他说。

　　“当公众们看到安保人员们的微笑时，他们大多能够遵守规定，听从指挥，”他说。

　　北京奥运会正在慢慢走近。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并不是儿戏，也绝对不是仅仅靠“微笑”便能解决，奥运会安保工作的复杂也并非亚运会能够比拟。为了保卫北京奥运会，一个详尽的“全立体、全方位、透明”的安全保卫计划已经出台，在政府、安保专家以及全社会的通力合作下，北京的奥运会安保工作正在从准备阶段向建设、演练再到实战阶段过渡着。

　　多哈亚运会的安保对于北京的借鉴意义恐怕并不在于“硬件”，而是在于“软件”，滴水不漏的安保措施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那么如何让所有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官员、媒体以及游客生活在“微笑的堡垒”中显然是更加困难的任务。

　　场馆：卡塔尔人的“体育福利”

　　卡塔尔只有70多万人口，而亚运会过后，多哈将留下一个面积高达250公顷的体育城，里面包括了举办开、闭幕式的哈里发体育场和水上中心等多个硬件设施一流的体育场馆。

　　但是面积巨大的体育城绝对不会成为华丽的摆设，因为组织者一开始便将它定位于一座以体育事业为主，集商务、会展、娱乐和旅游一体的多功能体育城，赛后向全国人民和外国游客开放，成为普通人休闲健身的场所。以后，这里不仅仅有能够容纳50000人的体育场、水上运动中心、室内运动综合馆、篮球馆，还将建有体育学校、超市、多达200个店铺的购物中心，哈里发体育场旁边那个高达317米的火炬塔也将被改建成一座带有旋转餐厅的五星级酒店。体育城运营经理墨菲自信地说，依靠商业和广告的收入应该能够支付体育城的维护费用。

　　与多哈类似的是，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们也为赛场赛后利用早早作出计划。比如未来的游泳比赛场馆“水立方”将在奥运会后成为北京的水上娱乐健身中心，按照设想，那时候的“水立方”将拥有水上娱乐、健身、培训等设施，每天能够供几千人使用。

　　两边的组织者未雨绸缪，做好赛后场馆的利用，不过两国之间的不同无法忽视。

　　卡塔尔的富裕人所共知，属于福利型社会，许多体育设施免费对外开放，即使收费，也只占到普通卡塔尔人收入很小的一部分，拿一位在多哈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书记员为例，这位名叫穆尔瓦的书记员每个月带女儿去滑四次冰，费用只占她收入的2%。社会的福利让每个人都能使用这些一流场馆，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

　　而在北京，即使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到场馆去健身动辄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支出也会占人们收入相当大比例，因此当被问及以后会不会去北京的奥运会场馆“体会”一下时，北京一位退休的60岁老人说：“那去得起吗？”

　　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魏纪中先生说，卡塔尔的福利保证人们使用场馆时非常便宜，不过中国的国情不同，因此人们猜想这些奥运会场馆门票贵并不奇怪。

　　“我有一个设想，仅仅是设想，北京不是发行体育彩票吗，那么体育彩票的收入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场馆呢，这样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这些场馆，也是一种福利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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