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夺枪在逃人员成村主任 村民历数“十宗罪”

　　经村民不懈信访举报，广东省惠东县梁化镇齐眉塘村主任周添来近日被正式批捕

　　从梁化镇派出所录完口供出来，周贵彬长呼一口气。这天是6月25日，不过回想起去年10月13日那起流血事件，他仍心有余悸。

　　村主任周添来在某酒店被正式批捕的消息，早在4天前就已传回齐眉塘村。村委会大楼内，已多日不见其他村官的身影。不过嵌入墙体右侧的大理石刻，“周添来捐贰万元”的金字依旧蹭亮，而紧挨村委会招牌张贴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上，周添来的标准像更是惹眼。

　　村民说，最后一次见周添来是两个月前的事，“这回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也有村民凑到跟前，依旧习惯性地、怯怯又热情地喊上一声：“来哥！”

　　新案揭出在逃老底

　　“我们也是走投无路，否则也不敢搞他！”惠东县梁化镇齐眉塘村岭排村民小组的周城坚告诉记者，其实周添来被通缉的事，村里早有传闻，只是苦于找不到证据，“而他的势力又太大了！”

　　一个重要的例证是，2006年10月，当时还只是村委会副主任的周添来占用数十亩基本农田修建20米宽村道时，县镇两级国土部门连下四道停工通知，竟“奈何他不得”。

　　“周说，只要农户签名同意(占基本农田修路)，就比尚方宝剑还管用！”而多位村民事后向记者证实，签名是周添来软硬兼施的结果，“光匿名恐吓电话就打过好几次”，而“不给来哥面子”的某村民，甚至被不明人士上门殴打。

　　2007年春节前，村道终于竣工，不过最后只有四米宽。多出的土地，据说将用于建房。而已被填土的基本农田，至今未能复耕。同年，由周添来出面招商，某物业公司以每年500元/亩的价格租下包括这些土地在内的成片基本农田共400多亩，用于苗圃种植。“合同由各家各户自己签，但租金多少却不是我们说了算！”村民反映。

　　“他实在是欺人太甚！”周贵彬是周城坚的次子，他至今不明白周添来为什么要在去年10月13日带人毁掉他家的山林和果园。

　　岭排村小组长周田生告诉记者，最终酿成血案的200多亩山林毫无异议，长期以来都是该小组村民经营，种有10000多棵果树和20000棵经济林木等，这其中就包括周城坚分给四个儿子各自经营的近50亩山地。

　　据村民反映，当天周添来带着上新村小组数十人拿着柴刀、开着钩机上山，“像参加集体劳动似的各有分工”，树一砍完，钩机马上跟着开过去铲平。

　　接到电话的周贵彬，骑着摩托很快赶到。“双方势力悬殊”，推搡争执之间，流血事件不可避免。“毁了我的地，还打了我的人，还怎么忍下去？”周氏兄弟坦陈，一开始只是想给自己家人出口气，后来慢慢收集材料，“才发现周添来劣迹太多，要为民除害！”

　　被打后的第5天，周家兄弟开始上访。“光广州就去了40多趟，问题还是没解决！”4月14日，周家老大周贵坚为此还爬上广州海珠桥，成为“跳桥秀”的主角之一。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周添来竟拥有两张身份证，其中一张填写的地址是惠东县城西某处。而随后通过公安部门的“人口信息全项查询”，他们发现惊人结果：周添来的另一个身份是“周震道”，“改了年龄，换了名字，居然还有新的身份证号！”

　　周氏兄弟从法院复印出一份刑事判决书。在这份文件号为“(1995)惠刑初字第199号”的判决书中，周添来为酒楼小姐出头、袭警夺枪后脱逃的“老底”一览无余。

　　历时四月追捕终抓获

　　其实这些材料在今年1月份周氏兄弟已经掌握，由省公安厅督办的在逃人员信息也已在1月16日上网，而周添来最终被拘留，却是在5月16日凌晨5时左右。

　　同样发生在酒店，一抓一逃，历史倒颇有些巧合。1994年4月4日晚，梁化镇某酒楼小姐与大岭镇派出所干警钟某发生口角，周添来带多人为其出头，对钟某拳打脚踢。钟两次鸣枪警告，周等才散开。钟某正要报警，周添来等人再次上前殴打，并将茶水泼在钟某脸上，还以乱开枪伤人为由，抢走了钟的配枪，且要钟某赔偿10万元。随后他们将钟某及其朋友四人劫持到齐眉塘村某商店内，多次求情的钟某被逼写下5.4万元的欠条，而其朋友的皇冠轿车则被作为抵押物。据判决书称，当时周限钟某一个月内交钱赎车，之后才交还钟的配枪。

　　不过时年27岁的周添来与另一同案人员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另两个参与抢劫者(注：此为当时定性)则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2年和8年。

　　面对这份意外得来的判决书，周氏兄弟只能用诧异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在他们的印象中，周添来2000年左右回惠东发展：“既然是在逃犯，他为什么每天都敢在惠东招摇过市？”

　　1月16日，周添来被通缉的资料上网后，省公安厅某工作人员给多次信访的周家兄弟打电话：“以后再看到周添来，你就可以报警抓人了！”

　　消息在当地疯狂传开。2月25日上午，30多位村民包车前往惠东县政府，打出横幅：“在逃犯为何当上村主任？”

　　而3月下旬一个晚上，更让村民不可思议的是，周贵彬看到周添来的小车进村，立刻召集村民堵住三个主要路口并报警。不过镇派出所稍后的电话回复却让村民哭笑不得。

　　“你没喝醉酒吧？你说周添来是在逃犯？”

　　结果自然是没抓到人。直到5月16日，这次出警的是惠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从“空降兵”到贿选连任

　　在给各有关部门的信访材料中，齐眉塘村民列举了周添来的“十宗罪”。上新村小组自称被周添来雇人打伤的周进朋告诉记者，当地打黑办还在向受害人继续收集材料。

　　在这些时间、地点、人名确凿的举报材料中，周添来除了袭警抢劫一案，还涉嫌收取保护费、强迫交易、勒索、侵占农田、故意伤害等。

　　“虽然周已被抓，但保他的人还有不少”，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周添来被拘留后，仍有一些人写请愿书，找群众签名，“要求尽快放出好村官——周添来！”

　　周氏兄弟觉得自己有些侥幸，“把正义的舆论造在了前面”。在看到“保周派”频频活动后，5月20日一大早，他们带着几十位村民敲锣打鼓给惠东县公安局送去锦旗，“感谢他们抓住在逃犯，惩奸除恶！”

　　这样的热闹场面，与一年前周添来以1200多票成功连任村主任时有的一拼。“是有人竞争，但谁能争过他？”与另一候选人比较亲近的某村民说，周善于以感情和金钱笼络人，以至于选举时，该候选人连自己所在小组的票都没能保住。

　　周添来曾经的拥趸之一如今大方坦陈：“当时说好只要选他，他就给我3000元。可周真当选后，又奖给我3000。”好处其实还不只这些，据这位村民说，期间他还以生活困难为名，通过周添来向惠东县民政局申请补助，“应该有五、六次吧，最少获助3000元，最多一次有5000。”

　　在一些老人看来，周添来是“真懂选举”，这是政治成熟的表现，毕竟不再像以前那样动辄恐吓反对者，也不像最早出现在齐眉塘村委会时，是“空降兵”。

　　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向记者证实，2004年周添来进入村委会，是由某镇领导到村直接宣布“委任”，“先是委员，2005年被选为副主任。”

　　“泥饭碗”吐出金疙瘩

　　在很多人眼中，来哥无论穿着，还是谈吐，其实都很土。事实上，他在惠东县的发迹史确实和“土”分不开。

　　据知情人透露，1994年犯事“跑路”后，周添来去了深圳，“到底干什么，谁都说不好！”2007年3月，在周添来给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名片上，他是惠东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在许多村民的眼中，这位有些神秘和不怒自威的来哥，第一桶金来自梁化镇的黑瓷泥。曾以5000元/亩的价格把土地租给周添来挖泥的某周姓村民介绍说，那是在2002年前后，周添来先请人在当地现场勘测，然后再一家家单独谈，“答应挖好泥，再把土填回去。我们想反正不影响耕种，还有钱赚，就由着他了！”

　　于是，40吨重的卡车总是趁夜进村，又连夜离开。“谁也不知他挖了多少，反正最深的坑有近十米深。”

　　6月24日，记者在齐眉塘村还能见到一些没被及时填埋的深坑。“积水很深，旁边也没被围栏，小孩掉进去就糟糕了。”村民很是忧心。

　　据了解，这些瓷泥的成交价一般为150—200元/吨。不过自从周添来当上村委委员后，挖泥的事已经少干甚至不干。他开始琢磨“土地调整”和“新农村建设”。

　　第一次土地调整，发生在2006年8月修村道时。岭排村小组的周田生说，当时周添来要求4个村小组的村民每人让出一分地，再内部各自微调，“不过路修好后，地没有全部被占，多出的土地就都成他的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周添来打算利用道路两旁的土地开发房产，“不过土地算他个人的，还是算村委会的，就不知道了！”

　　2007年，周添来担任村委副主任，恰逢齐眉塘村原承包给某外地老板的供港蔬菜基地合同到期。知情人透露说，“以前承包价格是每年每亩500元，外地老板想续租，于是愿意提高租金到580元/亩。后来周添来横插一杠说，他也要租，同样开价580元/亩，村里最终和他签定了10年的承包合同。”

　　这片地旋即被周以850—1080元/亩的价格，分别出租给了广西等地的代耕农。一位来自南宁的菜农告诉记者，他以1000元/亩的价格向村干部租下了其中的40多亩，租期三年。

　　来自梁化镇农办的资料显示，在今年申领种粮补贴的人员名单中，这些代耕农的名字均在列。不过记者遍寻多位代耕农，他们都说，从未拿过补贴。村委委员、文书周峻仁向记者证实，村委会的帐上只负责收这900多亩蔬菜基地的管理费，“按15元/亩收，也没有种粮补贴入帐。”

　　如此算来，光蔬菜基地一项，来哥就已进账颇丰。“种粮补贴，加上租金差价，每年少说也有好几十万。”

　　记者手记

　　“邵记者，你真的没被抓吗？”

　　吃新闻饭三周年，刚好赶上第三次进齐眉塘村。没想到再次见面，村民以这句话问候我。

　　对于来哥原创的“邵记者受贿被抓一事”，我并不着急辟谣，只是建议他们有空多看看南方农村报，因为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邵记者从未离开。

　　采访齐眉塘村三次，却只见过来哥一次，但仅此一次，印象却十分深刻。还记得第一次采访回来后，他打电话说要跟我“沟通”，这一聊竟是四个多小时。他谈得最多的，是他的新农村建设蓝图。而我少数几次能插进话的，却都跟法律问题有关。我并不对他的经营策略作任何臧否，唯一提醒的是要坚守法律底线。2007年3月，我第二次进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没想到，他依旧固执地要说服我，村里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甚至还有他读中小学时的老师更是坐满了他家客厅。“添来是个好同志”、“添来做事也有他的难处”，都是他们迫切希望我认同的。

　　按计划第二天我要赶往其他地方采访，来哥却依旧不放。当天晚上，他在我住的酒店，一直聊到一点多。期间，他客气地塞过一个厚厚的信封，被我当场拒绝。而后他又很诚恳地问，记者待遇怎么样，能否来当地给他帮忙，待遇好说等等。我回答，不管待遇如何，我还是喜欢做记者。不过我答应有空给他寄送一些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材料。

　　2008年6月，我换了手机号码，还丢了一次手机，至此跟来哥失去了联系。想来，由于有村民表示要再找记者曝光，来哥那个“邵记者被抓”的版本应该就创作于那段时间。

　　在两年前的博客里，我曾这么写到：“作为商人，他对政府运作逻辑的批评是深刻的；作为村官，他对农民阴暗心理的体察也是深刻的。他就是这样多栖，像官非官，像商非商，像农非农……这该是他们这一代某类人的共有特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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