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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警夺枪在逃人员成村主任 村民历数“十宗罪”

 

CCTV.com  2009年06月27日 07:38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红网  

  经村民不懈信访举报,广东省惠东县梁化镇齐眉塘村主任周添来近日被正式批捕

  从梁化镇派出所录完口供出来,周贵彬长呼一口气。这天是6月25日,不过回想起去年10月13日那起流血事件,他仍心有余悸。

  村主任周添来在某酒店被正式批捕的消息,早在4天前就已传回齐眉塘村。村委会大楼内,已多日不见其他村官的身影。不过嵌入墙体右侧的大理石刻,“周添来捐贰万元”的金字依旧蹭亮,而紧挨村委会招牌张贴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上,周添来的标准像更是惹眼。

  村民说,最后一次见周添来是两个月前的事,“这回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也有村民凑到跟前,依旧习惯性地、怯怯又热情地喊上一声:“来哥!”

  新案揭出在逃老底

  “我们也是走投无路,否则也不敢搞他!”惠东县梁化镇齐眉塘村岭排村民小组的周城坚告诉记者,其实周添来被通缉的事,村里早有传闻,只是苦于找不到证据,“而他的势力又太大了!”

  一个重要的例证是,2006年10月,当时还只是村委会副主任的周添来占用数十亩基本农田修建20米宽村道时,县镇两级国土部门连下四道停工通知,竟“奈何他不得”。

  “周说,只要农户签名同意(占基本农田修路),就比尚方宝剑还管用!”而多位村民事后向记者证实,签名是周添来软硬兼施的结果,“光匿名恐吓电话就打过好几次”,而“不给来哥面子”的某村民,甚至被不明人士上门殴打。

  2007年春节前,村道终于竣工,不过最后只有四米宽。多出的土地,据说将用于建房。而已被填土的基本农田,至今未能复耕。同年,由周添来出面招商,某物业公司以每年500元/亩的价格租下包括这些土地在内的成片基本农田共400多亩,用于苗圃种植。“合同由各家各户自己签,但租金多少却不是我们说了算!”村民反映。

  “他实在是欺人太甚!”周贵彬是周城坚的次子,他至今不明白周添来为什么要在去年10月13日带人毁掉他家的山林和果园。

  岭排村小组长周田生告诉记者,最终酿成血案的200多亩山林毫无异议,长期以来都是该小组村民经营,种有10000多棵果树和20000棵经济林木等,这其中就包括周城坚分给四个儿子各自经营的近50亩山地。

  据村民反映,当天周添来带着上新村小组数十人拿着柴刀、开着钩机上山,“像参加集体劳动似的各有分工”,树一砍完,钩机马上跟着开过去铲平。

  接到电话的周贵彬,骑着摩托很快赶到。“双方势力悬殊”,推搡争执之间,流血事件不可避免。“毁了我的地,还打了我的人,还怎么忍下去?”周氏兄弟坦陈,一开始只是想给自己家人出口气,后来慢慢收集材料,“才发现周添来劣迹太多,要为民除害!”

  被打后的第5天,周家兄弟开始上访。“光广州就去了40多趟,问题还是没解决!”4月14日,周家老大周贵坚为此还爬上广州海珠桥,成为“跳桥秀”的主角之一。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周添来竟拥有两张身份证,其中一张填写的地址是惠东县城西某处。而随后通过公安部门的“人口信息全项查询”,他们发现惊人结果:周添来的另一个身份是“周震道”,“改了年龄,换了名字,居然还有新的身份证号!”

  周氏兄弟从法院复印出一份刑事判决书。在这份文件号为“(1995)惠刑初字第199号”的判决书中,周添来为酒楼小姐出头、袭警夺枪后脱逃的“老底”一览无余。

  历时四月追捕终抓获

  其实这些材料在今年1月份周氏兄弟已经掌握,由省公安厅督办的在逃人员信息也已在1月16日上网,而周添来最终被拘留,却是在5月16日凌晨5时左右。

  同样发生在酒店,一抓一逃,历史倒颇有些巧合。1994年4月4日晚,梁化镇某酒楼小姐与大岭镇派出所干警钟某发生口角,周添来带多人为其出头,对钟某拳打脚踢。钟两次鸣枪警告,周等才散开。钟某正要报警,周添来等人再次上前殴打,并将茶水泼在钟某脸上,还以乱开枪伤人为由,抢走了钟的配枪,且要钟某赔偿10万元。随后他们将钟某及其朋友四人劫持到齐眉塘村某商店内,多次求情的钟某被逼写下5.4万元的欠条,而其朋友的皇冠轿车则被作为抵押物。据判决书称,当时周限钟某一个月内交钱赎车,之后才交还钟的配枪。

  不过时年27岁的周添来与另一同案人员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另两个参与抢劫者(注:此为当时定性)则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2年和8年。

  面对这份意外得来的判决书,周氏兄弟只能用诧异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在他们的印象中,周添来2000年左右回惠东发展:“既然是在逃犯,他为什么每天都敢在惠东招摇过市?”

  1月16日,周添来被通缉的资料上网后,省公安厅某工作人员给多次信访的周家兄弟打电话:“以后再看到周添来,你就可以报警抓人了!”

  消息在当地疯狂传开。2月25日上午,30多位村民包车前往惠东县政府,打出横幅:“在逃犯为何当上村主任?”

  而3月下旬一个晚上,更让村民不可思议的是,周贵彬看到周添来的小车进村,立刻召集村民堵住三个主要路口并报警。不过镇派出所稍后的电话回复却让村民哭笑不得。

  “你没喝醉酒吧?你说周添来是在逃犯?”

  结果自然是没抓到人。直到5月16日,这次出警的是惠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从“空降兵”到贿选连任

  在给各有关部门的信访材料中,齐眉塘村民列举了周添来的“十宗罪”。上新村小组自称被周添来雇人打伤的周进朋告诉记者,当地打黑办还在向受害人继续收集材料。

  在这些时间、地点、人名确凿的举报材料中,周添来除了袭警抢劫一案,还涉嫌收取保护费、强迫交易、勒索、侵占农田、故意伤害等。

  “虽然周已被抓,但保他的人还有不少”,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周添来被拘留后,仍有一些人写请愿书,找群众签名,“要求尽快放出好村官——周添来!”

  周氏兄弟觉得自己有些侥幸,“把正义的舆论造在了前面”。在看到“保周派”频频活动后,5月20日一大早,他们带着几十位村民敲锣打鼓给惠东县公安局送去锦旗,“感谢他们抓住在逃犯,惩奸除恶!”

  这样的热闹场面,与一年前周添来以1200多票成功连任村主任时有的一拼。“是有人竞争,但谁能争过他?”与另一候选人比较亲近的某村民说,周善于以感情和金钱笼络人,以至于选举时,该候选人连自己所在小组的票都没能保住。

  周添来曾经的拥趸之一如今大方坦陈:“当时说好只要选他,他就给我3000元。可周真当选后,又奖给我3000。”好处其实还不只这些,据这位村民说,期间他还以生活困难为名,通过周添来向惠东县民政局申请补助,“应该有五、六次吧,最少获助3000元,最多一次有5000。”

  在一些老人看来,周添来是“真懂选举”,这是政治成熟的表现,毕竟不再像以前那样动辄恐吓反对者,也不像最早出现在齐眉塘村委会时,是“空降兵”。

  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向记者证实,2004年周添来进入村委会,是由某镇领导到村直接宣布“委任”,“先是委员,2005年被选为副主任。”

  “泥饭碗”吐出金疙瘩

  在很多人眼中,来哥无论穿着,还是谈吐,其实都很土。事实上,他在惠东县的发迹史确实和“土”分不开。

  据知情人透露,1994年犯事“跑路”后,周添来去了深圳,“到底干什么,谁都说不好!”2007年3月,在周添来给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名片上,他是惠东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在许多村民的眼中,这位有些神秘和不怒自威的来哥,第一桶金来自梁化镇的黑瓷泥。曾以5000元/亩的价格把土地租给周添来挖泥的某周姓村民介绍说,那是在2002年前后,周添来先请人在当地现场勘测,然后再一家家单独谈,“答应挖好泥,再把土填回去。我们想反正不影响耕种,还有钱赚,就由着他了!”

  于是,40吨重的卡车总是趁夜进村,又连夜离开。“谁也不知他挖了多少,反正最深的坑有近十米深。”

  6月24日,记者在齐眉塘村还能见到一些没被及时填埋的深坑。“积水很深,旁边也没被围栏,小孩掉进去就糟糕了。”村民很是忧心。

  据了解,这些瓷泥的成交价一般为150—200元/吨。不过自从周添来当上村委委员后,挖泥的事已经少干甚至不干。他开始琢磨“土地调整”和“新农村建设”。

  第一次土地调整,发生在2006年8月修村道时。岭排村小组的周田生说,当时周添来要求4个村小组的村民每人让出一分地,再内部各自微调,“不过路修好后,地没有全部被占,多出的土地就都成他的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周添来打算利用道路两旁的土地开发房产,“不过土地算他个人的,还是算村委会的,就不知道了!”

  2007年,周添来担任村委副主任,恰逢齐眉塘村原承包给某外地老板的供港蔬菜基地合同到期。知情人透露说,“以前承包价格是每年每亩500元,外地老板想续租,于是愿意提高租金到580元/亩。后来周添来横插一杠说,他也要租,同样开价580元/亩,村里最终和他签定了10年的承包合同。”

  这片地旋即被周以850—1080元/亩的价格,分别出租给了广西等地的代耕农。一位来自南宁的菜农告诉记者,他以1000元/亩的价格向村干部租下了其中的40多亩,租期三年。

  来自梁化镇农办的资料显示,在今年申领种粮补贴的人员名单中,这些代耕农的名字均在列。不过记者遍寻多位代耕农,他们都说,从未拿过补贴。村委委员、文书周峻仁向记者证实,村委会的帐上只负责收这900多亩蔬菜基地的管理费,“按15元/亩收,也没有种粮补贴入帐。”

  如此算来,光蔬菜基地一项,来哥就已进账颇丰。“种粮补贴,加上租金差价,每年少说也有好几十万。”

  记者手记

  “邵记者,你真的没被抓吗?”

  吃新闻饭三周年,刚好赶上第三次进齐眉塘村。没想到再次见面,村民以这句话问候我。

  对于来哥原创的“邵记者受贿被抓一事”,我并不着急辟谣,只是建议他们有空多看看南方农村报,因为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邵记者从未离开。

  采访齐眉塘村三次,却只见过来哥一次,但仅此一次,印象却十分深刻。还记得第一次采访回来后,他打电话说要跟我“沟通”,这一聊竟是四个多小时。他谈得最多的,是他的新农村建设蓝图。而我少数几次能插进话的,却都跟法律问题有关。我并不对他的经营策略作任何臧否,唯一提醒的是要坚守法律底线。2007年3月,我第二次进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没想到,他依旧固执地要说服我,村里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甚至还有他读中小学时的老师更是坐满了他家客厅。“添来是个好同志”、“添来做事也有他的难处”,都是他们迫切希望我认同的。

  按计划第二天我要赶往其他地方采访,来哥却依旧不放。当天晚上,他在我住的酒店,一直聊到一点多。期间,他客气地塞过一个厚厚的信封,被我当场拒绝。而后他又很诚恳地问,记者待遇怎么样,能否来当地给他帮忙,待遇好说等等。我回答,不管待遇如何,我还是喜欢做记者。不过我答应有空给他寄送一些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材料。

  2008年6月,我换了手机号码,还丢了一次手机,至此跟来哥失去了联系。想来,由于有村民表示要再找记者曝光,来哥那个“邵记者被抓”的版本应该就创作于那段时间。

  在两年前的博客里,我曾这么写到:“作为商人,他对政府运作逻辑的批评是深刻的;作为村官,他对农民阴暗心理的体察也是深刻的。他就是这样多栖,像官非官,像商非商,像农非农……这该是他们这一代某类人的共有特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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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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