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杨先生从研究现代文学转向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近时又有关于先秦诸子发生学的著述问世，在传统文化领域耕耘多年。作为一名资深学者，您如何看待最近这些年兴起的国学热？
杨义:国学是民族学术的综合文化体，是民族文化血脉相承的旗帜。以“国”称“学”，我们应该对之有一份亲切而尊重，敬畏而开新的文化自觉，把它做新、做强，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现代发展相称。
一百年来，国学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章太炎、梁启超都在谈国学。现在我们也在谈国学。但是，我们的文化姿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国人讲国学是一种保守的姿态。国学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碰撞后产生的。当时的国学反映的是忧国忧民的一种思虑，是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坚持和文化的反思，是在西方思潮冲击下产生的文化反思中的应变和求变。
不同于前者的是，21世纪的国学思潮是全球化趋势和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全面复兴的背景中出现的，是文化自尊、自立、自新、自强的一种姿态。同样一个名词，我们却发现历史不是重蹈覆辙，而是走上新台阶。对国人来讲，国学是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一张崭新的、有品位的文化身份证，是我们寻找精神归宿的自信的、有趣味的精神家园。对人类来讲，我们应该点化和提升东方智慧，为当代世界贡献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造。
我想讲一讲最近想到的“三字诀”原则，就是从、比、化三个字。我们在文化上应该走出狂热的“从西”和迟暮的“从古”的姿态，走出“从”字而采取“比”字，如《说文解字》所说“二人为从，反从为比”，采取与世界民族比肩而立，比较进取，比比创新的姿态。不是有个词语叫“比比皆是”吗？“比比”就是多，就是采取开放兼融的态度博采广纳，以资创新。首先要在深度开发本土核心的经验、智慧和血脉的基础上站稳脚跟，同时放开眼光，敞开胸怀，接纳世界人类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文字学上还有一个“倒从为化”的说法，就是“从”字右面的“人”字倒过来，就成了“化”字，原来的事物翻一个筋斗就进入化境。比如外来的佛教翻一个筋斗成为禅宗，它也就成了国学，而且以中国思维方式影响东亚，影响世界。因此，无论对传统文明、还是外来文明的成果，中国语义学上相互关联的从、比、化三个思维程序都是饶有深意的，从以深入，比而对话，化出新创。这也是我们国学研究中，应该综合使用的“三字诀”思维程序。
读书报:我们看到，在国学热的同时，也有一些令大众质疑和唏嘘的事情发生。在国学传播中，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杨义:我们现在讲国学，是在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环境下来讲的。国学传播就是要让国学走向广大民众。我认为，文化的建设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原创性，一个是共享性。原创性是共享性的灵魂，共享性是原创性的基础，二者应该相互促进，浑融一体。
在共享性方面，媒体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制度起到很大作用，应该精心规划，广泛调查，选择好能够发亮的话题，以及研究有素、又长于表达的讲述者，让民众共享文化创造和国学智慧的喜悦。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化就可能出现脱层的问题，在价值层面，讲的时候有很大的道理，但是做的时候却略显低俗。在学理层面，不是说没有精深的研究，而是说某些脱离精深研究的耍嘴皮子备受青睐。这就提醒我们，在传播国学过分讲究点击率和收视率的时候，要注意防止肤浅化。我们有必要时时自省，现在“热”有无虚热的成分？通过大众传媒的“国学”里面真货色到底有多少？有多少东西是兑的口水？我们要注意，国学传播水平既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档次，也模塑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档次。不要给人一种误解，原来国学是那么肤浅，那么满是噱头。
既然要认认真真地讲国学，我们对于中国历代学术，尤其是清代以来的学术，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传统学术既有汉学和宋学，其实还有明学和清学。明学有通俗化市场化的特点。但是清人不以为然，认为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明人、清人各有偏重，虽然成就有丰歉，却也各有特点。清代学术教人如何读懂经典文字，如何辨别古书真伪，直至晚清教人如何进入边疆史地，都做了许多前代无法比拟的坚实功夫。王国维认为清初学术的特点就是“大”，乾嘉的特点是“精”，道咸以后是“新”。特点各殊，长短互异，范式已变，清学留给我们的不是单一的学术形态和学术标准。我们研究国学自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学术方式，学术的大忌在于把人们丰富多彩的创造力封闭在陈陈相因的家数之中。
对于历代的学术，尤其是清代学术和民国学术，考究源流，追踪盛衰，比较长短，辨析利弊，可以从中寻找出当代国学的许多原创点、立足点和出发点，提供很多资源和思路。这都是要认真吸收和清理的。只有在吸收和清理的过程中，我们的原创才是有根基的原创。
读书报:您刚才谈到了要从清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从而为学术原创提供新的立足点。能否具体谈一下思路？
杨义: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理所当然地会提出这么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就是我们需要用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来反省和重构我们的学术传统，思考如何从创造性地超越历代的学术，尤其是清代和民国学术中走出一个新的境界，把学术推向一个创新的空间。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这是对当代学术的文化姿态和创造能力的一场大考试，就看我们交出的是一份委委琐琐的答卷呢，还是一份意气风发的开拓者答卷。过去存在着一种习惯性的文化姿态，就是对清人都是仰着脖子的，尤其对乾嘉诸老，把脖子都仰酸了。学术需要有一点敬畏心，但这种敬畏心是双向的，既要敬畏前人的学术造诣，给我们树立一个高深的标准；又要敬畏自身的学术责任，给我们开拓一代新学术输入充沛的元气和内在动力。对自己也知敬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出自这种“双向的敬畏心”，我们应该看到清人在达到学术最好的时候，已经埋下了学术思维的根本性局限和弱点。一只手的五个指头都有三个长、两个短，一代学术又怎能没有三个长、两个短呢？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弄倒筋了。由此可知，解放思想的命题，还有进一步深刻化的必要。看不到前人的弱点就看不到自己的原创空间，就可能削弱和失去我们作为一个称职的当代研究者的资格。
读书报:在您眼中，清学的短是指哪些呢？
杨义:平心而论，清人弱点起码有三条，可以概括为清学“三弊”:
第一，是不敢讲民族问题，民族问题长期是清代学术的禁区。因为当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字狱阴影浓重，言华夷之辨者可能招致诬陷株连，甚至剖棺断尸。编纂四库全书时，“胡”字都要全部删掉，如何敢讲民族问题？一时间，关系到国家荦荦大端的民族问题无人敢讲。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代典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例如《左传》如果仅从文字考证，或现在从叙事学角度来研究，是略有训练的人都可以做的学问。但是《左传》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是怎么形成的，这就少见有人进行全面的清理。这里面涉及到列国兴亡，部族兼并，家族姓氏，士人流动，客卿制度，学派纷争，战争与外交等一系列的问题。举例而言。商末周族的泰伯奔荆蛮而开吴，是华夏变蛮夷；吴通中原，并迅速称霸，是蛮夷变华夏。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华夏与蛮夷互融互化的一个典型。司马迁的《史记》列《吴泰伯世家》为三十“世家”第一，是潜伏着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世界观的。吴公子季札到鲁国听《诗三百》的音乐，此时孔子才八岁，为什么被视为蛮夷的吴国能出现这样的人才？通解了这一关键，就会明白吴通中原不仅是政治外交上通中原，而且非常内在地隐含着文化上通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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