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格格口述：姐姐川岛芳子连累我一生

    从小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哥哥们早给买好了。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拿回来给我挑，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说“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钱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有走，我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国民党不要你也罢，你毕竟是中国人啊。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6年，我考进北京编译社，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平反，我是想有份工作。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平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东京女子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甚至有人还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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