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格格口述：姐姐川岛芳子连累我一生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父亲被葬在“架松”，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我们家的墓地有两处:十八里店有一处，在架松也有一处。因为墓地里有一棵数人合抱粗的松树，松枝用上百根木料支撑，所以才有“架松”之名，虽然这棵树已在40年代末枯死了，但地名沿用至今。父亲去世时，正在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之后她再也没回去，偌大的家后来就剩下三姐、十六姐——我喊她“小姐”和我3个人，加上十几个佣人。按照那时的规矩，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像我母亲17岁生了我大哥，因为头胎就是男孩，所以她被册封得早。而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我父亲挺可怜她的，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父亲一去世，她没什么靠山，也没地方可去，就把我俩要过去，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她如果不争取我们，她也没什么财产。三姐后来办了一所学校，还买了个农场，但她什么也不懂，她养的果树起初还结挺大个儿的苹果，到了后来却变成像海棠果那么大。三姐后来认识一个女传教士，每次来家里教我英文，在她影响下，三姐和十二姐、十五姐都信了基督教。三姐终身未嫁，最终死在教堂里。

    我在旅顺待到13岁。我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也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日本的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比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1]。润麒年轻时候特别淘气，一不高兴就掏出枪冲天上放两枪，不过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的脾气也变了。前一段听说他还好好的，没想到出门摔了一跤，就死了。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还被裕仁天皇接见过，“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他站在台阶上，我们站在底下看，但没有欢呼，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敬礼。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是被川岛浪速控制着的，川岛浪速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他过去就是个三等翻译官，中国话也不怎么样。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他到过旅顺。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他突然把袜子脱了，往后一扔，那时候我不知为什么就对他有些反感，觉得他真下等。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给生活费、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还感恩戴德地喊他“川岛大人”。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天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

　　从十四格格到川岛芳子

    当年我因为川岛芳子而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曾经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谈川岛芳子，但我发现她总是我这辈子绕不过的一个话题。好好一个肃王府因为一个川岛芳子而出了名，这多少让我很尴尬。我后来经常想，如果父亲活着，知道芳子后来走了那样一条路，他绝对会把芳子要回到自己身边。

    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显是长女，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成了他的养女，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川岛芳子”。我有个七哥叫金璧东，“伪满洲国”时期任“黑龙江省省长”，川岛芳子顺着这位哥哥，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金璧辉。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但字写得不坏，人也聪明，虽然没学过俄文，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后，俄文说得噼里啪啦的。

    1927年，川岛芳子回旅顺准备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比我大14岁的十四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