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获中央制度层面支持 县纪委书记的春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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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左）到国家行政学院看望了第三期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的部分学员，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将廉洁儿童画送到何勇书记手中。

　　5月至6月，自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培训在京展开，分3期将全国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轮训一遍。在外界看来，培训县纪委书记多了一些为纪检工作“撑腰”的意味，释放了县级纪检部门扩权、扩编的信号。更流行的观点是，近年职能有所“虚化”的县级纪委，在基层压力骤增的现实下，已经重获中央制度层面支持，或将迎来发展的拐点。

　　6月2日，初夏的热浪冲袭着北京，江苏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拉着行李箱随人流走出首都机场，身材高大的他侧身钻进略显局促的出租车，用略带徐州口音普通话对司机说：“国家行政学院”。一个月前，正在办案的他接到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的预备通知，心头一热，“怎么一下子重视到我们这里了？”

　　半小时后，当出租车拐到隐藏在林荫道深处的国家行政学院东门时，很多人正争相在校门口拍照纪念，唐健感觉“回到了久违的大学时代”。和他一起涌进这所“高中级公务员新型学府”，以及中纪委监察部北京培训中心的，是来参加全国县纪委书记第3期培训班的500名“地方官”，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他们有了新“头衔”——学员。

　　之前，全国县委书记大轮训、县公安局长大轮训已经结束，县级掌权官员进京听训，成为了一道新的“政治风景”。此番自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第一次进行的大规模集中培训，分3期将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轮训一遍。与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的培训不同，在外界看来培训县纪委书记多了一些为纪检工作“撑腰”的意味，被解读为释放了县级纪检部门扩权、扩编的信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纪检监察主要是高层培训，比如对各部委、省一级、地市级以上的纪委书记培训，对县级纪委书记进行大规模、高规格的培训，表明中央已经高度重视县级层面的纪检监察工作，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县纪委书记权力“苦恼”

　　“你想，一个大块头用力打一拳，和一个小个子用同样力量打一拳，冲击力能一样吗？”，唐健在接受采访时打了一个形象比喻，“县级纪检机关是党的卫士，必须锻炼成一个大个子，这样他轻轻一动手产生的力量就很大。”

　　在进京培训的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的身后，是一支不算庞大却力压千钧的纪检干部队伍。

　　据统计，全国2800余个县（市、区、旗），共有县乡纪检监察干部24万多人，约占全国纪检监察干部总数的67%。

　　“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处于纪检监察系统的基础地位，是沟通上下、协调左右的关键环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的一句话命中纪检工作核心，“县级纪检监察机关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基层政权的稳固。”

　　然而，县纪委权力却始终绕不开一个敏感话题，2004年开始的党委“减副”，一些纪委书记不再担任党委副书记一职，这让需要“用权力说话”的纪委书记感到地位“落差”。“前任纪委书记是县委副书记，分管纪检、政法多项工作，意见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但现在我只是县委常委，且排名靠后，意见的分量小了很多”，一位参加培训的县纪委书记无奈地对记者表示。

　　县干部成腐败高发人群，已屡遭社会诟病。反腐是纪委书记的重要职责，权力“下坠”让县纪委书记阻力陡增，“人微言轻”让很多纪委干部放不开手脚。汪玉凯对本刊记者表示，县级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县长的级别并不高，但是他们掌握权力却很大，受到的约束力相对也比较弱，正基于此，县一级纪检监察工作的节奏和力度应该加强。

　　捉襟见肘的人物力同样让县纪委书记寝食难安，黑龙江省桦南县纪委书记姜富坦言；“当前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比例数量明显不足的矛盾凸显，已经成为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一位县纪委书记向记者抱怨：“县纪委办公场所寒酸，设施不足，车也不够用，说话办案都得看别人脸色，感觉矮了半截”。

　　值得关注的是，应对群体性事件和化解信访压力，也成为县纪委书记面临的新课题，瓮安、孟连、陇南、吉首——仅去年便发生十多起群体性事件，而且大都集中于县一级，这让县纪委书记们感到忐忑不安。

　　“权轻责大”深深地困扰着县纪委书记们。此时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进京培训，敏感而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