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自行研制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

　　永不放弃的志向

　　杨子彬是从一名车间工人勤奋自学成为设计员的，因此颇受吴的赏识，两人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了解的加深，杨子彬对吴大观越发地敬佩。“吴老一生只专注一件事，那就是设计、研制航空发动机。”杨子彬赞叹道。尽管，这一路他走的曲折而多难———

　　1942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后，在国民党开设的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谋了一个职位，之后被送往美国学习了3年。当他踌躇满志地回国准备实现“航空救国”梦时，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让他深恶痛绝，他毅然选择了离开。

　　一个有志报效祖国的青年，一个代表人民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两者在1949年解放前的北平“一见倾心”；后者点燃了前者心中的希望，前者鞠躬尽瘁，矢志不渝。

　　新中国成立后，吴大观组织筹备了航空工业局，担任第二生产处处长。1956年，他申请从机关单位调至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以下简称黎明厂)，领导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并于1958年6月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喷气教练机发动机———喷发1A。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研制航空发动机的难度可想而知。吴大观带领着科技人员披棘斩荆，当时的黎明厂员工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吴和同志们坐在草地上热烈地讨论问题。1961年8月，航空研究院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成立，吴大观上任副所长，并创建了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发动机试验基地……

　　吴大观说：“看不到我国自行研制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然而，在探索和前进的过程中，十年文革不期而遇，他被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左眼也因为耽误治疗而失明。

　　但吴大观始终坚信：“文革并不代表党，党‘科技强国’的路线不会变。”他把国外的技术杂志用红色封皮包好，坚持学习。

　　1977年年底，文革结束后不久，吴大观调任西航副厂长，“62岁要当26岁来用”，他带领科技人员用4年时间便掌握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先进的斯贝发动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仿制品。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正欲翻开新的篇章，可那时的吴大观已经66岁了，1982年，他被调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任常委，退居二线。

　　在吴大观40年的一线航空事业中，他共组织研发了5台航空发动机，其中仅有一台定型后装配到了飞机上，但并未量产；且这5台发动机全部都是仿制改进国外发动机而成。这与他当初自主研发的理想相去甚远———有些条件是一个时代难以改变的，比如薄弱的基础工业，专业人才的短缺……但吴大观从未退缩，孜孜不倦。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5个能够自主研发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之一，这也与吴大观以及很多老一辈科技者的坚持，息息相关。

　　一切围绕着工作

　　梁焱，吴大观的外孙女，一个口直心快的女孩。在梁焱的记忆中，儿时外公和她一起玩的地点通常局限在他的办公室里。梁在一边玩耍，吴则埋头工作，时而抬头，给她灌输一番“空气动力学”的概念。因此，1982年深秋，外公和她在科技委大院外的稻田里放风筝的记忆，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忘。

　　那一次，梁焱感觉玩了很久，但绝对意犹未尽，回家前她问外公什么时候再带她出来放风筝？吴回答：“等外公不再工作的时候。”最终，这成了句“空话”———直到22年后，88岁的吴大观才正式离休。此时，梁已不是一个惦记放风筝的小女孩，而吴也老得再也跑不动了。

　　这22年里，吴大观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他的女儿吴晓云这般描述父亲每天简单的生活轨迹：早上七点准时去上班，晚饭后马上回办公室，直到九点、十点才回家。“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是加班，星期六、日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和学习。”

　　吴大观有自己的考虑，他要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倾尽全力，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很多资料一线的同志们可能没时间看，那我来看，我来整理”。

　　“在科技委，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可以接触到大量的资料，了解国外发动机发展情况后，我愈发感到我们落后了。”吴大观在他的自传《我的“中国心”》里阐述道。

　　1983年，他向部里提出要求编制中国航空发动机规范。这一提议当时被设计工艺部门认为是“往自己的脖子上下套”。但吴大观认为，只要有利于中国航空动力发展的，他都要做。他亲任编委会主编，领导和组织翻译了美国当时已经公开的发动机通用规范———5007D，以此为蓝本，通过4年时间编写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涡喷、涡扇发动机通用规范》及《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之后两者被批准为国家军用标准。

　　“如今这两个标准依然在沿用，这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科研走向规范的起点。后来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昆仑、太行等发动机都是在此规范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科技委原常委师元光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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