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部门建制改革方案初稿完成 重构政府权力

　　相关新闻

　　新一轮大部门制改革序幕渐启

　　本报记者 滕晓萌 北京报道

　　“大部制”改革一经提出，就引起各方关注，除了希望政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现实考量外，外界更关心的，是这个词语背后的改革全局。

　　“我认为，以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将拉开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序幕。”2月15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充满期待。

　　几个基本判断

　　《21世纪》：如何深化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层面来认识本轮机构调整，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性的管理改革，还是有可能取得更高层面的突破？

　　迟福林：我认为要认清大部门制的意义，必须要有几个基本的判断。

　　首先，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无论是经济总量、发展水平、消费、工业化程度，都已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也初步完成了转型，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目前人们最关心的就是下一步怎么改的问题。

　　其次，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进行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党政分开。而现在来看，新一轮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以大部委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改革的策略选择，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选择。

　　《21世纪》：这是大部门制与以前历次机构改革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迟福林：大部门制与此前5次机构调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我的第三个基本判断，这样的不同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现在的政府部门占有、配置资源的模式，包括相关垄断部门的改革，如果不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第二，在新时期有新的矛盾，我们的目标已经从追求总量，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就非常重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第三，政府自身也有改革的迫切需要，目前中国行政机构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提高效率这么简单，而是迫切要求完善公共治理结构。首先，要在公共财政、公共服务方面，加大社会参与度，这也是社会自身建设的需求；其次，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适当分离、相互统一，而不是单个政府部门继续同时拥有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另外，目前机制性、体制性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反响强烈，与行政成本加大有很大的关系。

　　从这三个基本判断可以得出，必须站在历史新时期的高度来看待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这将成为新时期全面改革的关键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