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篡位者

    忧患催生的作为

    笔者不是封建法统的卫道士，更无意在此谴责历史上的篡位行为。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如果有人再谴责李世民、武则天和朱棣的篡位行为，本来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笔者由此感悟：一切貌似公平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很可能从根本上来讲就是错的，一旦长期实行就会变得僵化，必然走向其反面。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如果李世民不篡位，太子李建成合法继位，武则天不篡位，而由她的某个儿子掌握最高权力，朱棣也不篡位，而由建文帝继续掌权，我们根本不敢想象其结果会更好（别的不说，就说一点：现在的人们能够接受一个没有紫禁城的北京吗）。

    历代统治者最痛恨最惧怕的就是被篡位，他们称之为“谋逆”，认定这是人间第一大罪，并把篡位者彻底妖魔化。“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当后人读到白居易的这两句诗时，可以窥见人们早已把王莽当成了篡位者的代名词。王莽的新朝只维持了14年（公元9-23年），就被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王莽本人也在乱局中被杀，死时68岁。这似乎应证了“恶有恶报”的说法。不仅班固在《汉书》中竭力贬损王莽是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一些野史小说也把王莽描绘成荒淫堕落之徒。从此，不幸的王莽只好背上了“伪善”、“奸贼”等千古骂名（这大概是后来的曹操至死也不敢称帝的原因）。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西汉的灭亡归罪于王莽篡位。其实，西汉到了后期，从汉成帝（因宠幸赵飞燕而著名）当政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加上灾荒不断，社会矛盾就日趋尖锐，人心思变。史料记载，王莽改朝换代实际上得到了全体官员的广泛支持甚至一再劝进。所谓王莽篡位实际上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人心。就连对王莽怀有偏见的班固也说：公元10-20年间，全国甚至没有一起反对王莽的阴谋。王莽新政的主要内容有：私人不得买卖土地，“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奴婢，改为“私属”；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并管理物价征收商税；改革币制；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等。这些改革措施，尤其是“私人不得买卖土地，不得买卖奴婢”是王莽的首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进步意义的，甚至是超前的。他应该算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家。王莽还率先实践古代思想家的政治理想，实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莽先后有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儿因犯法而被赐自尽。王莽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公元16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和动脉，借此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试图实现人类飞翔的梦想。其中一人曾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此人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塔上起飞的。不仅如此，王莽还一向清廉俭朴、心胸开阔、礼贤下士，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只是西汉末年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加上几次黄河改道造成的重大灾难，使时运不济的王莽无力回天罢了。王莽的“托古改制”虽然遭到彻底失败，但他的本来面目和历史作用终于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篡位者都深知，他们的夺权行动本是破釜沉舟之举，一旦失败，不仅面临杀身之祸、灭族之灾，还要遗臭万年。因此，当他们在侥幸成功以后，对现有的权力就有着特别强的忧患意识，对任何可能危及自身权力的隐患保持着高度警觉，同时对政务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这种复杂的心态与那些“合法”继承皇位的统治者完全不同。史实已经告诉我们，绝大多数“合法”继承皇位的统治者远不如上述篡位者有作为，相反，历史上许多一度强大兴盛的王朝最后都断送在他们手中（这方面的话题需要另写一篇文章）。

    今天，我们自然无法确切了解历史上那些篡位者的内心世界，但还是可以透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寻觅到一些带共性的轨迹。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既有的权力，固然是一切统治者的本能，但篡位者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显然远远不止于此。他们更着眼于身后事，更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更渴望得到后人的认可。隋炀帝杨广篡位后，急于施展其恢宏的政治抱负，在位仅13年，不仅完成了旷世未有的京杭大运河工程、还巡视边塞开通西域、三次御驾亲征辽东，结果事与愿违，因人民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其覆灭。唐太宗即位后，很好地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深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位23年，经济繁荣、民族和睦、国泰民安，堪称“千古一帝”。武则天实际执掌政权近半个世纪，是唐朝走向颠峰的重要推手，她临终前为自己留下了“无字碑”，清楚地表明她很在意后人与历史对自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