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打倒最终东山再起 邓小平复出始末

　　“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从这个讲话来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了“两个凡是”。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所谓的立足点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华国锋解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伙也在批邓，但他们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决定当时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还告诉与会者：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华国锋坚持认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应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他强调说：对邓小平的功过，毛泽东早有明确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过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

　　不过，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也做了一些让步。他承认，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由此认为，“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一定推倒。但是，华国锋又不愿意马上让邓小平复出，他考虑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什么是适当时机？华国锋解释说：“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邓小平的问题正逐步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适当时机”，陈云表示赞同。

　　不过，在“天安门事件”这一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也肯定，这是在“四人帮”迫害周恩来、压制群众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在事件的性质上，华国锋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同时也承认，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对“四人帮”表示不满，因此，“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

　　尽管华国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由于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结果，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他坚持要等到“适当时机”解决。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上，他依然坚持认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了”。

　　由于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同意在“适当时机”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于是，4月7日，汪东兴、李鑫奉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门事件”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邓小平拒绝了，而且认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复出信号，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件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因为按照“两个凡是”，不管毛泽东说的话或作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都应该“维护”或“遵循”，这无疑把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也一同继承下来了。所以，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三个月后，邓小平在谈到这封信时这样说过：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封信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写的那封信一起转发了。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复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1977年7月16日，邓小平再次出现在中国政坛上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就他的复出问题讲了几句交心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并没有沉沦下去。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让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又一次赋予邓小平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中国政坛上。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议既肯定了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领袖、好统帅”，也肯定了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得党心、军心、民心”。而且，还肯定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中央政治局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会议甚至认为，确认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对于我们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证。”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转折，原因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多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继续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选择。

责编：李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