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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3期——《21天》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15日 11:20

  我们一起回首去年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们和“非典”的抗争。回首那一段日子已经过去一年了,现在我们心中早已经没有了恐惧和茫然,留下的只是对生命的感慨和对白衣天使的感激之情。今天这一期的节目给您介绍的电视剧《21天》,就是讲述了在“非典”期间,一座被隔离的居民楼里,这十户人家二十多口人,他们在面对“非典”时候的那种不同的心态和表现。

  主持人:说到楼中这十户人家,咱们先从一位女士开始讲起,她是本剧的女主人公周捷。说到周捷,用咱们导演高一功的话来形容,她身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和厨房气。因为她是一位非常温文尔雅的女性,而且有一位相亲相爱的丈夫,两个人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是非常地幸福。可是这本该继续下去的幸福,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出周捷的扮演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熟悉的演员——萨日娜。

  其实看这个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感觉,很多电视剧当中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是处在一种很柔弱,很需要男性来呵护和保护的。可是我发现不光是《大染坊》、《钱王》还是这个戏当中您所扮演的角色,总是感觉很坚强的,您有这种感觉吗?


  萨日娜(《21天》饰周捷):有,虽然不太一样,因为我曾经跟导演交流过,我觉得这个戏里面的这个周捷,不是她选择了坚强,而是坚强选择了她,她是一个这样的女性。在片子的一开始,她就知道自己的丈夫得了胰腺癌,然后她如何面对这个事情,如何面对这样一件对她来讲天都塌下来的事情,因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中,“非典”对于她的影响是什么,她本来要跟着她丈夫一块儿旅游,带着他出去散散心,度过最后的岁月,可是就是因为“非典”,把她固在了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这样的话她面对她丈夫的时候就更难,因为她又不能够让他知道实情。

  主持人:其实对于她来说,在“非典”那段日子和别人面对的不一样的是,她承受了很多,我们真是能充分地让了解到周捷和左光这个家庭的故事,知道自己的丈夫身患绝症,但是不能告诉他,像剧中的医生讲,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去生活,但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感受我们在生活中一般人都不可能去经历,你怎么去揣摩她那种复杂的心理?


  萨日娜:其实我也没有这种经历,我记得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说,我太喜欢这个角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在抱有一个巨大秘密的时候,可是她的脸和她的心完全是两回事,她是必须要去这样做,所以我就把我姑姑叫过来,我的姑父是在七、八年前去世的,是肺癌。我就跟我姑姑说,我现在接到这么一个角色,我很希望她帮我。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是,在面对我姑父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流露,就是笑,但只要一回过头就是哭,就是眼泪,而且经常在他不经意的时候盯着他看,我觉得看他一眼少一眼,看他一眼少一眼。后来我就在想,可能周捷和左光,因为我姑姑和姑夫是工人,他们的表达就更加不一样。

  主持人:知识分子的一种方式。

  萨日娜:知识分子的一种方式,更加有一种更内涵的东西,可是当左光不在的时候,有很多场戏都是她和冯大夫在打电话。因为在“非典”时期,她只有通过电话,这是她跟外界唯一的一个联系方式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她才能表现出她的一点恐惧,她的无奈和她的那种绝望。

  主持人:因为当时大的背景是“非典”,她面对“非典”的时候,她会害怕吗?

  萨日娜: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典”可能对于她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主持人:没有她丈夫的病重要。


  萨日娜:对,相比较而言已经太弱了。因为她丈夫是她的天,天都要塌下来,其它的东西还有什么呢?只不过“非典”是把她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让她更加难做。一直到最后她忐忑不安地在迎接她的丈夫知道这件事情,她不知道左光能不能承受,她想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有一天左光说出来他知道了。那一刻我觉得,赵老师有一句台词写得特别好:我们无法选择命运,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在命运以前的态度。

  主持人:而且他们一直是很充实的。

  萨日娜:对。

  主持人:后来甚至想过了很多办法,包括要求丈夫跟她一起去云南,都是希望两个人能够有一些在一起的日子。

  萨日娜:让他愉愉快快地去享受生命,享受生活,走过最后的这一段日子。可是因为她再也出不去了,她就带着他,两个人去爬楼,我跟导演说,这个爬楼可能也是她向命运挑战的一种外化的形式。她每天都带着他爬,然后不断地把他丈夫推出去,说一会儿这个有什么事,叫他出去,那个有什么事叫他出去,让他去接触别人,因为他丈夫是一个很学究气的人,一直在学问里面。这样他整个后面的日子,尤其是这21天,他突然明白很多道理,明白了很多普通人的心理,觉得我就是搞哲学的,我都不太明白一般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想的。他不断地去给人家解决问题的时候,知道老百姓真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让他的生命在这一段时间里更加有意义了。

  主持人:对,我发现你在处理这些戏的时候,好像哭的戏还是比较多的。

  萨日娜:我在拍戏的时候经常是自己留下来,最后拍这几场都是哭戏。我自己演。

  主持人:是吗?导演高一功在,连拍了多少天的哭戏?

  高一功(《21天》导演):每天晚上都是她最后,因为希望赵冬苓老师能赶紧回去,因为第二天还得上班,就把她留下。留下干吗?留下她哭,她只有在没有赵冬苓的时候,她才能释放一下自己的情感。每天哭一回回家,每天哭一回回家,半夜三更地哭。

  萨日娜:但是我心情特别好,虽然哭完了以后,我觉得做演员的那种,演完了一场戏之后的那种释放,那种心情特别愉快,我说没事,我哭得特别高兴。

  主持人:是不是这一点也是你演过这么多戏这么多角色,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萨日娜:对,非常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是觉得周捷这个人物我非常非常喜欢。我那天跟赵老师说,赵老师写戏把人物写得非常细腻,她留给演员的东西非常多,你的那种创作特别能够被带动起来,人物的每一点一滴,每一点的那种表现,每一场戏,包括打电话,我都觉得是她内心里面,聚集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要说出来和她情感的一种表达。

  主持人: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家庭,因为它是社会的细胞,它所呈现出来那种特别真诚、特别善良、特别美好的东西,让我们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充满爱的社会。在面对“非典”这场劫难的时候,可能当时我们还能回忆起在很多的纪实报道当中,看到最多的就是我们那些白衣天使们的笑脸。在本剧当中也有这样一个特别典型的代表,她也是一位尽职尽责地去医治这些“非典”病人的医生,但不幸的是她在和这些“非典”病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被感染了,可以说她是当时“非典”发生的时候,众多医生和白衣天使的一个化身,而她的扮演者也是我们久违了的一位老朋友——张唏。


  在前一段中央一套播出的《越走越好》里面,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你的身影,觉得还是以前的那种感觉,特别亲切。其实说到你扮演的医生,在剧中的责任挺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抗击“非典”的时候,这些医生、白衣天使简直就是我们的守护神,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最多的就是他们那种特别安静的笑容,特别给你鼓舞和勇气的那种笑容。你在进入这个角色,塑造这样一个医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去面对“非典”的时候,是不是心里也会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会害怕。

  张唏(《21天》饰邹烨):那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在面对危险,危及生命的危险,而且是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时候,他的生命和心理都会有恐惧感,都会有反应的。

  主持人:尽管他是医生。

  张唏:对,所以通过演这个戏我才觉得,医生让我最钦佩而且最感动的就是,他承受着这么大的恐惧感,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他依然能够要求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要求自己以别人的生命为第一位。

  主持人:那么我们看剧中,就是邹烨在得知自己也被感染了,跟家人隔离之后,肯定她最牵挂的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你是怎么处理的,包括有很多细节上,她不希望家人去替他担心。

  张唏:可能是因为爱吧。因为赵老师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家庭,我戏里面的那个丈夫比我小,通常意义上的家庭,应该是丈夫是顶梁柱。

  主持人:大男人。

  张唏:对,在我们这个戏里面,其实邹烨在家里是一个特罗嗦的女人。

  主持人:很掏心。


  张唏:一出场就是什么孩子的尿布,面包搁冰箱里,先吃旧的再吃新的,很罗嗦,她是这么一个人。我想她对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同样都有一种很宽容的感情。她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孩子,所以当她自己必须要面对死亡,面对每个人都很恐惧的东西的时候,她会选择不把她的丈夫牵扯进来。我觉得是很深情的感情。

  主持人:这是这个家庭里面特别独特的一点,这种感觉真的仿佛又把我们带到去年的这个时候,发生的一切一切。我不知道今天这么多演员当中,你的“家人”谁来了。

  张唏:我儿子。

  主持人:就只有儿子来了。

  张唏:来,东东,上来东东。

  主持人:这是我们最小的演员。第一次演戏吗?

  白小英楠(《21天》饰东东):不是。

  主持人:演几部了?

  白小英楠:一部。

  主持人:第二次演。你知道“非典”是怎么回事吗?

  白小英楠:不知道。

  主持人:那你当时怎么演的?

  白小英楠:好好演的。

  主持人:回答得真好,问得没什么水平。你觉得妈妈好吗?戏里的这妈妈?

  白小英楠:好。

  主持人:妈妈是一个医生,那戏里爸爸怎么样?

  白小英楠:也挺好的。

  主持人:也挺好的,反正对你都挺好的。那导演拍戏的时候凶不凶?

  白小英楠:不凶。

  主持人:夸没夸过你?

  白小英楠:没有。

  主持人:今天高导您得夸一下,你觉得东东这小演员演得怎么样?

  高一功:好。

  白小英楠:谢谢。

  主持人:谢谢。真乖。

  张唏:他在戏里面还有一段唱歌,因为我已经在病房,他爸爸录他的歌声给我听,唱得特别好。

  主持人:是你自己唱的吗?

  白小英楠:是。

  主持人:歌唱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站起来给大家唱两句。

  高一功:两只老虎。

  主持人:其实说到演医护工作者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毕竟你跟其他人在生活当中的状态不一样,作为医护工作,特别是在“非典”期间医生的状态,我们都是从电视里看到,你有没有为这个特别去跟他们接触过,或者是做一些准备?


  张唏:那肯定是有的,导演是提前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反正自从赵老师他们决定给我这个光荣的任务开始,我就必须要去医院了,其实我有很多朋友是一线的,我会晚上跟他通电话。我有一个朋友是铁路医院。铁路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她在“非典”的时候就到了一线有两三个月,她带队去的,所以我会跟她通电话,晚上通得特别晚,我会问她很多问题,更多的是我会静静地听她说什么,因为我觉得在她的整个回忆的过程中,她的讲述,给我讲述她的故事的过程中,我能够很准确地去捕捉到她当时的那种心态。

  主持人:他们也会向你讲也会害怕。

  张唏:对,其实他们很害怕。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那么紧张、那么恐惧、那么害怕的情况下,她每天穿那么多的衣服,不可以上厕所,不可以休息,甚至于哪儿都不敢碰,那种情况下她要工作,她要去救别人的生命。

  主持人:但是自己随时有危险,你无法预知。那我看你们这个戏当中,好像没有像我们平时看的那些专题报道里穿那种防护服,但是眼镜戴了。

  张唏:其实这个眼镜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姐姐,她是做B超的主任,是放射科的,但是“非典”的时候她也到一线去了,这个眼镜是她送给我的。

  主持人:是不是她到一线去戴的那个。

  张唏:没有,没有,她没有戴过的。她们所有穿过戴过的东西都已经销毁了,她留了这么一个眼镜,我就要过来,我说我觉得这样能更贴近他们当时的感受。

  主持人:当你戴上这样一个眼镜,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具了。

  张唏:对,它上面凝聚了很多医生很强烈的一种责任感。


  主持人: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电视剧,再来看张唏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无数人的浓缩和化身。我们不会再去害怕,也不会再茫然,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最可爱的白衣天使。那我想问问东东,你觉得妈妈伟大吗?

  白小英楠:伟大。

  主持人:那亲妈妈一下吧。

  白小英楠:好。

  主持人:还挺害羞的。

  如果您看过电视剧《炊事班的故事》,我想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嘉宾您一定不会陌生,他就是幽默、憨厚的大周的扮演者——周小斌。在本剧当中他出演的是一位派出所的所长,他的工作主要是维持被隔离的居民楼里所有人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掌声有请周小斌,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大周特深沉,生活中就这样是吗?

  周小斌(《21天》饰赵所长):生活中就这样。

  主持人:其实说到这次你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因为每次一看到你大家忍不住就会想到《炊事班的故事》里面的大周,一看到你觉得特喜庆,特高兴,没有什么烦恼的事,但是这一次出演的是派出所的所长。

  周小斌:对。我记得孩提时代,我最先知道的能管人的就是派出所。

  主持人:认为最厉害的了。


  周小斌:他离老百姓是最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那儿管片的片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那个时候一家多少孩子都有,哪个孩子在哪儿,哪个孩子在哪儿工作,结婚了没有,全都了如指掌,所以说,就在我演派出所所长的时候我搜寻了我的记忆,我对我的记忆还比较满意。当时我记得我们那个派出所所长,他当时是一个片警,后来他上任当了那个派出所的所长,那个时候之间的关系,现在看着很动人,在当时来讲就是习以为常。就是骑着自行车,后边夹一个饭盒。特逗,那个人叫小虎,每天去这家那家的,哪天中午大伙说小虎上我们家去吧,就在那儿打茬粥,什么苞米面窝头,土豆丝,就在那儿吃了,连说带笑的。所以我演这个所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一定要拿住这个,就是他的感觉必须得拿住了。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拿一个什么派出所的所长,跟他们特好,特亲那种。如果要把这个拿住了,就有别于所有的公安人物形象。

  主持人:没错。

  周小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主持人:其实我们前一段刚做了一个表现共和国派出所发展历程的一部电视剧,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派出所不管是所长还是片警、民警,他们的工作是最琐碎的,但是跟咱老百姓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有什么事一个电话他来了,帮你解决问题。其实有很多都是七尺男儿,但是每天面对的可能就是家长里短的事情,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不耐烦。所以我就看这个戏,不管是不是非典时期,对于你所饰演的所长,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这个时候他比别人更沉着。

  周小斌:应该是这样。

  主持人:可是还有一点,就是他送那个小姑娘那场戏,我们大家看得都特别冷静,但是前面几场戏大家还是会笑,看到你出来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笑出来。


  周小斌:因为他跟二墩的那个感觉,它又是一种感觉,它既有父亲的那种感觉,因为作为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这个人他是一个刚释放的一个小青年,他回到这个派出所来了,那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小青年,他以前有污点,不证明他将来以后会有污点,但是他对他的帮助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这位边缘人物是极为重要的,你既要有训斥,同时又要有平常的那种感觉。

  主持人:你不要让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周小斌:对。

  主持人:今天来到演播室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的周小斌可不一定都像屏幕上那样逗大家乐,也有自己非常严肃和沉静的一面。我记得你本来上场之前是戴着一幅眼镜的,怎么给摘了?

  周小斌:是,我那眼镜放在那里了,我寻思,别戴了,你也没戴,我也就别戴了。

  主持人:早知道我也把我那近视眼镜带来配合一下,让我们看看特别文静的周小斌是什么样子。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

  最后请出的是我们整个这栋楼所有人的一个领导,应该说是两位领导,就是我们的编剧赵冬苓和导演高一功。因为刚才几位演员在谈的时候,都谈到了我们的编剧还有我们的导演。看得出来,其实咱们这个创作也是时间紧、任务重。我特别想问问我们的编剧,为什么这个戏会叫“21天”呢?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时间上的界定?


  赵冬苓(《21天》编剧):如果简单地说,就是这个大楼被隔离了21天。然后再进一步说,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一个人如果怀疑他感染了“非典”,那么最长的隔离期是21天。我想在这21天里,可以说一个生命处于最危险、最恐怖的这样一个时候,也就是他的人性最裸露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戏的名字叫《21天》。

  主持人:其实说到赵老师,是一个多产、多奖的这么一个很著名的编剧,像以前写过的像《紧急救助》等等。您是不是对这样一类的题材也是情有独钟?

  赵冬苓:也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像《紧急救助》和它都可以套用一个模式,就是灾难片的模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创作这个《21天》的时候,一个非常自觉的一种艺术上的追求,对我们来说“非典”是什么呢?我觉得它就是提供了一个灾难的外壳,一个规定的情境,在这样一个规定的情境里边,我们把人放在这个规定的情境里边,我们来考察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情境里边,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会发生什么故事。

  主持人: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环境放在一个居民楼,而没有放在一个医院里去表现。

  赵冬苓:我现在想,我和高一功去年的5月1号,五一节那天我们坐下来说。哎呀,“非典”发生了,我们觉得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我们要做一部电视剧。我想当时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创作理念,就是我们是在“非典”当中,但是我们是为“非典”以后的人写的一部电视剧。我想这种表述,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在“非典”之中,那么你在“非典”之中和所有的老百姓一起感受那种恐怖,那种无助,那种生命的脆弱。感受人在灾难当中,人和人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温情。它使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能够充满了感情,这是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我是为“非典”以后的人写的,准确地说我们就是为今年的4月份来写的。

  主持人:为什么咱们这个戏拍完之后没有马上赶在“非典”之后播出,为什么时隔一年这么久?


  赵冬苓: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意地要和灾难拉一点距离,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层意思,就是“非典”之后。那么拉开一点距离,我想很多的东西就过滤了,就升华了,它使我们在创作这部戏的时候能够增加很多理性的东西,能够增加很多思考。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戏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上的特点。

  主持人:咱们从那个恐慌当中脱离出来,用一颗平常心,或者咱们更冷静的心态去看待那一段曾经发生的事情。说到导演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片头的拍摄,您给我们讲一讲,我确实也没见过这么长的镜头。

  高一功:我想就这个片头说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片头,它是我对这个作品,对这个作品的内容上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在一幢楼里面十户人家他们的生活状态,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这是内容上的。看上去是一个镜头下来的,十户人家,从最上边摇下来。

  主持人:挨家窗户打开。


  高一功:挨家窗户里边各种各样。最后推到一个电视机上去,电视机是“非典”的什么北京多少例、河南多少例,这是内容上。第二个是在风格上,我觉得这个戏挺难拍的,因为剧本太好了,提供的基础太高。

  主持人:那不应该是锦上添花,更好吗?

  高一功:它要求高,难度系数大。

  赵冬苓:难度相当高的。

  高一功:你比如就不说人物塑造得好与坏了,光说数量就20多个主人公。

  赵冬苓:每个人的戏份都差不多。

  高一功:每个人戏份都差不多,性格千差万别,职业千差万别,年龄什么都不一样,怎么去把握人物,首先一个工作就是选好演员。

  主持人:其实刚才我们认识了剧中非常坚强的周捷,又结识了非常乐观、豁达的周小斌扮演的赵所长。还有尽职尽责我们的白衣天使的化身张唏,当然还有东东,还有这么多的演员,我觉得都很有色彩。

  高一功:是,其它色彩特别多,其实我们这个戏真的是特别好看的,不是说它什么悬念迭起,或者是一个线索下来不是那样。它是靠人物去取胜的,而且咱们知道艺术创作理念最难的可能就是人物。

  主持人:因为它有可能是“非典”,有可能是地震或者是水灾,但是我们关注的还是人的故事。


  高一功:人物就落在我和演员上。我来介绍介绍这些色彩。这个戏里边的人都不一样,我先介绍一下。有一个演员没有来,叫刘冠军。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老师。他演的角色叫王贵生,是一个干部形象,处级干部。从县城调到省城,来报道头一天临时安装在这幢居民楼里休息休息,隔离在这儿出不去了。我用一句话概括他,我觉得他是这个戏里面最有认识价值的一个角色。王贵生这个人物形象我觉得是创作难度特别大的一个人,他在这个戏里面变化特别大。我想将来观众看到的时候将在他身上发现,好多我们在干部身上可以看到的东西。比方说他对领导报喜不报忧。

  主持人:把功劳都往自己这儿揽。

  赵冬苓: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把问题都推给别人,出了问题一定要想办法瞒着,当时写的时候,写着写着这个人物我就感觉非常难写,非常难写。后来我们导演就说,赵老师,你这个人没在官场上混过,你也不会官场那一套,看来你是写不成了。我就觉得他这个话就激了我。

  主持人:激发了您的创作欲望。

  赵冬苓: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个人物写好。

  主持人:这是导演惯用的招数。

  赵冬苓:最后我找到了这个人物,怎么找到了他呢?你不要用一种鄙视的目光去看他,你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你去理解他。这样子我觉得一下子把这个人物找到了,然后这个人物最后还得到了净化,就是他说在这场灾难当中,他睁开了灵魂的另外一双眼睛。

  主持人:经受了洗礼。

  赵冬苓:对,对。

  高一功:在过去的戏里面,我们干部的形象要么是优秀的化身,要么是腐败分子。王贵生,我特别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也很想来,但是他在拍着戏呢。

  主持人:刘冠军扮演的。


  高一功:刘冠军。还有一组,刚才我说刘冠军,王贵生是我们戏里边最有认识价值的一个角色,还有我们这个戏里边人物关系最好玩的一组,警察和小偷。警察就那个老头,马安然,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获终身成就奖的。刘华是北京的一个个体演员,简单说就是刘华是一个小偷,偷到警察家去了,结果就给隔离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还没隔离呢,出来就给隔离。一个警察和一个小偷呆在一个屋子里会怎么样。

  主持人:这挺有意思的。

  高一功:很多看这个片子的人都很喜欢这一组。

  赵冬苓:这一组我也比较喜欢。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应该充满了想象力,我想这一组的关系是充满了想象力的。就是说这个小偷进入警察家里,我觉得这个算不上充满想象力,就是他进去以后,你就想不到,包括我写的时候也没想到他们俩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主持人:关键这个警察还是在床上不能动。

  高一功:对,他是从头到尾躺在床上。

  主持人:非常特定的一个情境。


  赵冬苓:比如一开始我想象的,因为这个警察一辈子抓小偷,所以他是我们想当然的一个英雄的形象。但是写到后来,这个警察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变化,他最后有一句台词说,我一辈子抓了无数小偷,但是真正抓住的就这一个。这个也是我在创作当中慢慢地产生的,然后由于小偷进去,所有的人全都给搅到一起去了。我就觉得这个戏到后来是充满了想象力。

  主持人:看似很普通的一栋居民楼,但是这里面的故事也是天翻地覆。

  高一功:我们这个戏概括一句话,好像有广告的意思,你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故事,我们几乎都有。警察的,小偷的,谈恋爱的。

  主持人:各个层面的。

  高一功:得癌症的,为人民服务的,什么都有,小孩、小青年的都有。

  主持人:虽然说起来这《21天》讲的似乎是跟“非典”有关系的一段故事,但是也确实囊括了人生百态。我们以前有一句老话,说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我们在这个戏当中看到在政府的关怀下,所体现出来的亲人、邻里、朋友之间的那种温情,那种团结和稳定。我想恐怕还是希望能够留给我们观众印象最深的。电视剧《21天》给我们讲述了在“非典”发生的时候,一栋被隔离的居民楼里,这些人们,他们在面对生死攸关境遇前的情感波动和心路历程,把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展示给了我们。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不可以选择命运,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命运前的态度。

(编辑:段俊丽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