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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百年中国 一波四折》·我们到底要什么？·8月23日首播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7日 10:47
百年中国一波四折
我在探索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困惑之中，逐渐涉猎近现代史的研究，今年又在杜克大学那片森林中读了几个月的书，有机会把过去在实践中遇到的难以用现行经济理论解释的问题，结合这十多年的大量实地调查和资料研究这是我1998年以来准备了三年的著述《20世纪中国史述要——经济卷》的研究提纲。原来打算2000年底出版，结果却越写越感到困难。于是，干脆先把提纲抛出来看看反映。此文先后在《改革内参》2001年前2期连载，在《读书》2001年第3期上公开发表。
我在过去10多年对现实问题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以“两个历史阶段和两个基本矛盾”为主的分析框架。其中两个历史阶段，即指建国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和近20年的地方工业化都不可能逾越的、现象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却相同的资本原始积累。后来又对建国前大约100年的各种调查做了排序研究，丰富了既定的研究框架。现在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其他学者做的研究予以比较，对所能够收集到的满清和民国的历史资料做整理。目的仍然是加深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解释能力。我感到无论在思路上还是在主要观点上，我的成果都与两种相对立的主流理论有所不同。因此，这个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确还是十分粗浅的，值得批判的。，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认真作了梳理，以下就是我尝试提出的“一波四折”——20世纪中国问题研究的基本假设。
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的厚重农业文明史，翻到20世纪，终于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特殊阶段。但当她要按照西方人的样子改变自己的时候，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却并不给她改变的机会。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这一百多年里进行了四次以自我剥夺为主的复杂的工业化历程。每次都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对我们这样资源严重短缺的人口大国而言，任何成本大于收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革命。因此，我才把百年来四次追求工业化的进程称为“一波四折”……。
我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概括起来可以形成如下假设：1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险恶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压迫下，主要通过政府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及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有鉴于此，如果把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概括为四次工业化，则为：满清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民国的20～30年代的“黄金10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20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2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由于政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因此，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奇高，于是，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政府就失败，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就成功，其所建立的制度就应该被认为是收益大于成本。简言之，满清在安定了两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民国在战乱频仍中也没来得及有条件创造出相对有效的制度，于是都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惟独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中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的动员机制和组织，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的原始积累参见温铁军“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发生了从1个中央政府演变为约7万个地方政府（现在约为5万个）都进行地方工业资本积累的戏剧式变化。由此形成持续20年的高增长。
随之，中央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初步工业化以后，倾向于强调可持续发展，但这与地方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又出现了几乎难以协调的矛盾。3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产生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制度经验。新中国通过高度集权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内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其实，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本来无可厚非。
当然，我们也有制度成本：由于我们是在地缘政治关系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条件下重工业超前发展，必然产生“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必然由于长期就业不足而压抑城市化。进而，国家在 “工农两大部类难以交换”的矛盾之中，不得不强化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4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迫使后人在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面对区域差别扩大以及资本异化于劳动造成的两极分化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矛盾。上一代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题，已经命中注定要由21世纪的新一代中国人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而且，既然百年来的四次工业化都必须搞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其后的工商业与金融资本收益事实上都由政府或其部门为主来占有，我们当前面临的也就是“世纪难题”：
在这个难题制约下，一方面使得“权=钱”、形成垄断的制度成本极低，因此任何类型的国家资本都趋向于追求垄断、占有超额利润，于是必须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才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难以产生；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的苦难却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而其在高度无组织和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根本没有谈判地位，又使被剥夺者的自发反抗越来越趋向于破坏性极大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长期以来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提出过，更没有通过讨论影响决策，因此才有我们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动地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发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断形而上学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进行体制变革。
无论如何，百年来理性的中国人只能寄希望于改良。如果代表资本力量的团体和日益与其对立的劳动者都愿意接受过去的教训，并且都不想最终走向革命或者动乱，那么，在劳动者群体不可能正常释放压力的单极社会里，就只能由愿意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者对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进行调整。5几点启示中国人一百年来从跟西方人牙牙学语，进步到“邯郸学步”，再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再前面，是资本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我们除了亦步亦趋就没有自己的路？本来应该有，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但历史不存在假设。现在，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回顾历史，也就没有评价现实问题的依据和为了下一个世纪探寻第三条道路的可能。
中国的工业化真不容易，因为几千万人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人的真改革更是谈何容易。因为它常常与“车裂”高度相关。然而我们必须改革，倘若改革不成，则中国必然走向革命或者动乱。
我们都从自己亲身经历知道：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往往都是逼出来的，都没有约定或事先设计好批准了再干的。近百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英国式的通过贵族阶级“光荣革命”使统治者“自觉”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的先例。更何况中国重视传统价值的贵族早已经在战争和革命中消亡，新贵族还正在自身形成之初的无序掠夺之中。
此外，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精神贵族”，在1919年和1966年两次文化革命中要么“失语”，要么自残。侥幸存活的，也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新生代知识分子制造的技术思维型的浅薄中明哲保身。其中，还多少有点“本土文化感”的人往往轻易地被主流排斥。而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本来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左派诞生的土壤。因为在劳动力绝对过剩压力下的分散劳动者没有与资本对抗的条件，知识分子于是便没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机会，除非出现外忧内患、国难当头、底层社会民族主义汹涌澎湃，而统治者又严重失策的特殊情况。
新中国工业化派生的新一代技术知识分子被戏称为“有学问没思想，有知识没文化”。他们大部分在本质上与新贵族相似，而且这些更强调“学而优则仕”价值观的现代知识分子主力，如果不是被逼急了，从来都是主动地、拼命地与统治者（无论是谁）相结合的。大众当然不至于蠢到连自己被剥削的感觉都没有了。但既然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责任，他们便没有新的理念指引，于是有想法的往往回到传统之中去寻找；没有想法的大多数，则成为具有潜在犯罪心理倾向的“流氓无产阶级”。后者就是中国自从1989年进入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期”之后、便在峰值上长期下不来的客观基础。再于是，理论界强调的“效益”与大众追求的“均平”之间就越来越难以调和了。
但愿，当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到18亿、而资源却在已经过去的四次工业化的粗放增长中消耗殆尽的时候，后辈人能够因为比我们更聪敏而渡过难关。6 21世纪的两个选择我们有必要在国际竞争带来的危机压力下，讨论以下选择的现实性：
一方面，应该把调整城乡差别和东西差距作为世纪之交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首先通过改革让劳动者占有大部分以他们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国家资产，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落实到经济制度上，实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财产社会化占有，使民众“有恒产则有恒心”，才能够解决这些本质对立的矛盾。
另一方面，立足于弱化这种内部结构矛盾的“软着陆”改革，21世纪的决策者可以基本解决“跨世纪难题”，从而以更低的制度成本使原来以国有为名的150 000～200 000亿实物形态的资源转化为可进入市场交换的资本，并且对应增加至少100 000亿货币发行，提高以资本实力为表现的综合国力，尽快把中国的经济总量提升到可以与国际资本集团较量的350 000～400 000亿。我认为，这可能是使中华民族在下个世纪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有立锥之地的必由之路。
社会化的产权制度是构建合理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是作者2000年5月在西安参加国家信息中心举办的研讨会时的发言记录稿，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1） 财产关系影响政治改革的故事
先从一个故事开头，叫“私营企业家联合起来保卫党支部”。
广东全省推行村委会直选的同时撤区建村，把原来的管理区（村公所）改成村委会，这是不折不扣的农村政治制度变革。在我调查的那个村子里，竞选时有人指出了党支部领导的一系列问题，在群众中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发生了数百人包围党支部的现象。当时，市和镇的党政组织都做了很多工作，却没能够把农民的上访告状压下去，最后是私营企业家们联合起来才解决了问题。
先是由这个村最大的私营企业家站出来竞选那个对党支部书记反映最大的自然村的村民组组长，他承诺个人向村子无偿提供200万投资用于修路、通水等等，接着全村的私营企业家又召开企业家大会，发布联合声明，号召全体村民跟从他们投党支部书记的票。这样，才把书记的位子保住了。
我在介绍这样的案例时没有作出价值判断，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市、镇、村党的系统没有解决的政治问题，靠私营企业家们联合起来解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以往私营企业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往往跟地方或上级的正规组织做交易，通过带“红帽子”使财产合法化，以公有制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为名经营。“十五”大尤其是四中全会以后，地方企业改制的动作比较大。在我调查的这个村中，带红帽子企业全部重新注册为股份公司或私营企业。这样一来，从统计报表上看，这个村两年来集体资产大幅度下降，改制中，财产制度与分配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个矛盾在换届选举时总爆发。如果企业家不把自己在与地方干部集团重新交易中得到的“集体”财产交出一部分，并明确公布用于公益事业，让大多数村民有好处，老百姓可能就不会接受那个村原来的正规组织继续掌权。
（2）财产制度安排制约政治制度形成
如果从目标来看，20年改革中已经有四次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政府体制改革，这四次是否都有目标，还是迫在眉睫不得不改，回顾起来，似乎都是迫不得已才改。
政府体制改革是绕不开初始条件的，我把它解释为最初财产关系怎么形成、产权制度怎么安排的这样一个前提。举个例子，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在于第一步改革就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最大资产——农村土地，一次性地社会化分配，把产权让渡给了农民。当时所有权没有给农民，所有权让给了村社集体。政府在做这种改变的时候，它的交易是什么呢？
原来，政府把本来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让渡给了村社集体，村社集体获得了以集体为名的土地所有权，这时候的所谓公有制，实际上演变为边界清楚的、具有私有制排他特性的社区共有产权，村社集体得到土地产权的同时，承担了对社区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物品，因此才在大包干稳定下来以后的1988年，相应出现了一种乡村自治或村自治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安排。它的前提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相对认可和接受的产权制度。
政府体制改革绕不开财产制度这个约束条件，就是我们现在的第四次政府体制改革，也与财产关系的调整相关。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绕不开产权制度改革。人们说国营企业改革必须先改政府，所指称的最大问题是：企业资产仍然是以政府名义上占有权益的国家所有制，但是这个说法其实不是真的。人们难道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吗？显然，我们早已经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集团化的部门垄断资本了。这种难题是绕不开的。那么，假如政府不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场农村改革一样，向广大职工社会化地让渡企业资产，它就形不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城市改革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不成功，就是这个财产制度安排的难题绕不开。
更清楚一点讲，有觉悟的私营企业家在提出自己“淘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的艰苦经验时，都承认自己是有“原罪”的。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谁把政府当年淘第一桶金的原罪告诉大家，大家都认为政府理所当然是全民资产的所有者。其实，当年中国是农民国家，“一穷二白”，政府啥也没有，连国库的300万两黄金都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最初发行的货币都是“毛票子”。以后形成的国有资产，不全是老百姓的血汗积累吗？
既然谁都承认农村改革搞“大包干”的实质是农民按照村社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没有让农村老百姓付钱去买地，那么，现在为什么城市改革却不“分”，而一定要让国有企业职工买房、买企业资产呢？
况且，现在条件比当时搞大包干要好得多了。9亿农民得到土地，没有提出对国有资产分配中还原农民提交的原始积累的要求。3亿多城里人之间，只有1亿多人要分配，其余2亿多人在私营企业或者非国有企业中也不要分配。所以，对这1亿多人哪怕认真分配一次呢？
总之，如果形不成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就形不成合理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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