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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穆青》纪录片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22日 18:12)
寒 冰
2004年4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机房忙着剪片子，接到制片人的通知，让我马上赶完手中的活，准备接手大型纪录片《穆青》，而且播出时间已经定了，7月1日。我看到制片人手里拿着一个红头文件，周围空白的地方几乎都被不同的字体和一些大小不等的圆圈划满了，意思大都差不多，就是这个片子如何重要，一定要拍好。我明白这是一个硬性任务，但这时我对这个片子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
对于穆青，我没有什么印象。只是2003年10月我去上海拍摄纪录片时，住在新华社上海分社的招待所，服务员在为我开房间时告诉我，这是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来上海时住的房间。谁知第二天早晨就传来穆青逝世的消息，当时我脑子里也闪过一个念头：新华社社长，一个部级干部。如果按照我们《人物》栏目的选题定位，这样的人物是不会考虑去做的。没想到冥冥之中穆老爷子还是找上了我，谁让我去上海时住在他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呢？
没过几天，新华社给我送来了一些有关穆青的资料，有《穆青散文》、《穆青通讯》、《穆青论新闻》，还有一份新华社对外宣传穆青事迹的演讲稿，据他们介绍说，这里面包括了穆青的主要故事，我们可以参照这个稿子来拍片子。当时我感到了一阵轻松——有这么现成的东西，这片子简单。
就在我用了将近五天时间研究这些材料之后，原先的轻松感消失了。那个演讲稿把我看得满目金星昏天黑地，看不清穆青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稿子用了一些华丽闪光的词藻，堆砌了一个贴满金箔的偶像，假如要按照这个稿子的写法去做节目的话，那肯定把穆老爷子给毁了。看来我得抛弃这篇稿子，想法从那三本书里再找一些可以发掘的线索。我相信观众需要看到的是一个真实、可信、没有修饰、没加任何包装的穆青，他们要直接感受到穆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些什么，他具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
可以说大多数知道穆青这个名字的人，都会把他跟另外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焦裕禄。而我对穆青最初的印象也仅限于此。38年前正是他和冯健、周原写出了焦裕禄，更多的人才知道了穆青。正如今天纪念穆青的网页上有个叫“红旗”的网民，发的帖子这样说：“父辈是透过穆青认识了焦裕禄，我们是由焦裕禄知道了穆青，忘不了焦书记，忘不了穆青。”
所以我脑子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穆青什么要写焦裕禄这样一个典型？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典型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在采访过程中穆青看到了什么？想了些什么？他付出了什么？这样一个典型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价值？38年后的今天又怎么样？这篇通讯对穆青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这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也要为观众弄清这些问题。所以我决定把穆青采访、写作和发表焦裕禄这篇通讯的细节过程，作为纪录片的一集，把这一堆问题弄清楚。
那其它两集怎么办呢？我依然在穆青的那三本书里寻找线索。
在穆青的散文中，《泪洒偏关》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散文的写作时间是1993年9月18日。从穆青的年表上看，这年穆青离开了就任三十多年的领导岗位，不再担任新华社社长，当时他72岁。就在这年6月，穆青办完了所有的离休手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开北京去山西。为什么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去山西做什么呢？这其中有什么故事？这些故事又说明什么？
在《泪洒偏关》的开始，穆青写下了这样的话：对山西这片黄土地，我有着一种特殊的眷恋之情。五十多年前，我曾在这里第一次穿上八路军的军装，并在贫瘠的晋西北，与日寇血战了整整三个春秋。其实更重要的是穆青此行，要了却他压在心底五十多年的一个夙愿，去山西偏关祭奠他中学时代的老师梁雷，他是曾经改变穆青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按穆青自己的话说：我之所以写《泪洒偏关》，纪念我的老师梁雷，就是因为我忘不了他，是他一手把我送上革命道路的（《我的一生离不开人民的哺育》）。在这篇散文里，我隐约看到了穆青少年时代的命运是怎么样被改变的，以后他又怎么样到了延安，怎么样成了一个记者。我想，假如以这篇散文所提供的线索作为故事基础，寻着当年穆青走过的道路寻找一番，这样也可以构成一集片子。
至于最后的一集片子，我初步考虑是将穆青写过的吴吉昌、潘从正、任羊成这三个人物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发出的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作为这一集的主要内容，反映穆青一生中“勿忘人民”的重要理念。
所以这个纪录片我最初的结构是三集：《人民的记者》、《来自人民》、《勿忘人民》。
按照这样一个初步结构，我们摄制组跟随穆青曾经走过的足迹，前往河南、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寻访了30多位当事人，经过近一个月的采访和拍摄，我们掌握了一些素材，特别幸运的是，我还得到了河南电视台90年代拍摄的穆青专题片和我们中央台《东方之子》曾经做过的《穆青》，这些节目中都有穆青当年的影像和访谈，太珍贵了！
无论如何，弄这么长一部片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对穆青的了解，是在片子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时，才真正开始。穆青一生写过不少人物通讯，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关于农村和农民的，他一生也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有样的种创作动机？他与农民的那种情感又来自什么地方呢？
我在整理河南台以前采访穆青的素材中，发现穆青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 “我本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农村环境里面，接触的都是些农民，我从小看到的这个农民哪，确实那个时候在旧社会，那是非常苦难的，那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民的苦难哪，从农村、农民生活中间看得最清楚，所以我从小我就想，将来我怎么主要是要给农民做点什么事情。”
这很重要！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成为后来穆青一直关注农民和农村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在第一集的开篇就用上了这段同期声，好让观众一开始就能够感受到穆青心底那种质朴的情感，为理解整部片子穆青所做的一切做一个铺垫。
在编辑第一集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穆青当年采写和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时，是冒着风险的。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采写一个英雄人物居然能还要冒风险！可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我的解说词是这样的：
当时人们不知道的是，穆青他们为这篇文章冒了多大的风险，就连穆青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所冒的风险在半年以后都成为了现实，那时的穆青是新华社的副社长。那年他45岁。
他冒着什么风险呢？他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他的勇气来自什么地方？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在采访中我们得知，穆青当时面临着两个风险，一是敢不敢讲真话暴露农村的灾情；二是有没有勇气在文章中不提阶级斗争。
那么这两个风险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我在当时的历史资料中找到了一些依据。
中国社会从1957年开始一直在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穆青他们写焦裕禄的时候，已经有八年的时间。当时从小学生到工人、农民、解放军，甚至家庭妇女，都被组织起来参观各种阶级教育展览，参加不同形式的忆苦思甜大会，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明白，如果不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就会失去现在的幸福生活，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关于为什么要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在采访原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时了解到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思想领域，谁战胜谁没有解决，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国际上头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这样的两方面促成，就是毛主席就从经济建设，主要搞经济建设转为要抓阶级斗争，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时与穆青一起合作的冯建，他也有切身感受： “在当时来说很不容易下这个决心，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焦裕禄这个人物了，你还是写抓阶级斗争，是不是啊，焦裕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是从兰考的实际出发，从兰考当时30万人民需要出发，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当时他要吃饭啊，他要填饱肚子，所以他要救灾，他要发救济粮，他要发展生产，他要抗御三害啊。”
写不写阶级斗争这是一个问题，穆青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说灾难，这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1958年，彭德怀曾经在庐山会议写下了万言书，指出大跃进和浮夸风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结果彭德怀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撤销了一切职务。
如果不讲灾情，不说真话，焦裕禄这个人物就没有办法写出来。如果说了真话，如实地把灾情写出来，那肯定是犯了大忌，很难说后果将是什么样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压力下，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面对风险穆青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在采访当时另外一个合作者周原时，他是这样讲述的： “这种饥饿，这种困难，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你报道你能写这个东西？穆青最大的功劳是下决心写。”说这话时，周原显得很激动。他在语气中强调了“穆青最大的功劳是下决心写！”
穆青是怎么样下的决心？他的勇气来自哪里？他当年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这时我看到了穆青当39年前的采访笔记。他是1965年冬天到的河南兰考。当时从全国来讲，三年困难时期只能说基本过去，因为从1959年开始，几乎全国的老百姓都在饿肚子，就连穆青自己也不例外。但此时的河南的重灾区兰考，还是困难依然。穆青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远比他想象中的灾区要困难得多。有这样一个数字：1962年，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十六两老秤）十二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样的情况在1965年也没有多少转机，这让穆青感到吃惊，他在采访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一幅悲惨的流民图” 。
其实在这次采访中我还了解到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当年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带领兰考群众治理沙丘时，一样没粮食吃。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一直跟随焦裕禄参加治理沙丘的劳动，据他回忆： “当时困难得很，都是我们男劳力都在封沙丘，有些小孩、有些妇女上外边去要饭，要了饭回来再吃。他们（村民）都吃这碎的，俺去跟那住着的时候吃那大半拉的，吃那囫囵的。
当地有种说法，将要回来一疙瘩馍，一疙瘩饭烩到一块儿，这叫“百家饭”。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这个百家饭是什么味道，可当年就是这样的百家饭也不是谁都能吃得到的，只有参加劳动的壮劳力每天才能平均分配到少得可怜的一点点。
当时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吃着老百姓乞讨来得百家饭，带领兰考的青壮劳力，在盐碱地上、在沙丘上创造出了今天的绿洲。穆青在他的采访笔记中，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感受： “我们在兰考采访期间，深深感到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对焦裕禄同志的怀念，是真诚而深厚的，县委的所有同志谈起焦书记来，最后总是热泪盈眶几次说不下去，县委书记张钦礼说一次哭一次，实在令人感动。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保存了焦裕禄同志生前穿过的一双袜子和一双棉鞋，袜子一补再补，鞋子也破得不像样子，这些遗物生动地说明焦裕禄同志艰苦朴素的品质。”
据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回忆，穆青走到焦裕禄曾经坐过的藤椅前，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抚摸着藤椅的扶手，不停地落着泪。
后来穆青在接受河南台的采访时说： “不把这篇文章写好，那简直是太对不起老百姓了，所以当时就下了决心。”
到这个时候，穆老爷子着实让我感动了！在这些故事的背后，你可以感到一个活生生的穆老头：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这不是我捧他，这是我引用了焦裕录这篇通讯中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也许最能代表穆青自己的心声。果然我在采访冯建时，证实了我的推测： “他为什么那么欣赏周原在第一稿写的那两句话，就是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为什么拍案叫绝？说多来几句这样的话；焦裕禄到“五保户”那对老夫妻家里去，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这是第一稿里面写出来的，没有动。穆青欣赏得很哪！这句话到现在还是震撼人心的一句话。”
人民的儿子！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是什么让穆青具有这样一种感情？依据在哪呢？
在对穆青的资料分析中，我发现了穆青20多年前的一段经历，对穆青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那还是在1945年，穆青从延安赶往东北的行军途中。有一天，他们走到辽宁阜新的一个村庄，那是一个风雪夜。因为天气太冷，穆青穿的靴子整个被冻在脚上脱不下来了，他在老百姓家里就要用热水化开脱。房东老大爷赶忙制止，告诉穆青千万不能这样，这会把你的腿你的脚给弄坏的，房东老大爷一点点的帮穆青把靴子脱下来，然后把棉袄打开，把穆青的两只脚伸到自己的怀里暖化了。
穆青79岁那年，他在《从延安到东北》的这篇散文中写下了他当时的感受： “他小心地拽下靴子，然后解开自己身上的棉袄，把我的两脚放在胸前，两只手慢慢地揉搓，按摩。过了好久，我麻木的双腿开始感到发疼，随后就逐渐发热，终于完全恢复过来了。而在昏暗的灯光里，这位善良而慈祥的老人还在吃力地按摩着。
刹那间，我突然想起远在千里又千里之外的父母，一种亲人般的温情感动得我不由自主地两眼充满了泪水。
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整个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正是在穆青心底“今生今世，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这种对人民的责任感，才使他有了那么大的勇气，他才敢冒那么大的风险，才会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才会使焦裕禄这个形象风靡全国，而且影响了中国至少三代人。
为什么这篇文章在当时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据我查看历史资料，穆青他们的这篇通讯，在当时中央级的媒体中，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敢于讲真话暴露灾情的文章，这让当时全国饱受灾害之苦的老百姓，心里获得了一种宣泄的满足于平衡，他们也从中看到了一点希望——宣传机构开始讲真话了。
在我为第一集片子结尾伤脑筋时，我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穆青1999年6月4日的日记。这天傍晚，穆青在头发胡同院子门口等待着孙女下学回家，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忽然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小学生来到我面前，他指着我对孩子说：“这位老爷爷就是写焦裕禄的穆青，去问老爷爷好！”孩子看看我，果然毕恭毕敬的说：“穆爷爷好！”我赶紧回答说：“孩子你好！”接着那人又说：“看着您硬硬朗朗的我们就高兴！”说完就带着孩子走了……
这件事使我很感动，但也令人纳闷，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呢？看样子他们决不是新华社的人，有可能就是头发胡同的街坊，不然，就更令人难解了。
这事不仅让穆老爷子感动，也让我感动，我决定第一集就用这篇日记作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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