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董们“利用”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07日 14:41

　　刘雪松

　　

　　据说跃军放下信就给写信人打了个电话——这事靠谱。

　　于是我就接到了主编刘年的深夜通知——编委会决定动手。

　　与此同时，前方记者正在就位。

　　接下来就是和老董、其他拆迁户以及前方记者之间反反复复的电话。“老董究竟是怎么被困在拆迁楼中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有关部门是否干预了呢？”——这是前方和后方最初都最迫切希望知道的。

　　然而——

　　正如大家之前所预料的，有关部门闭口不谈，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前方记者李娟被当地派出所扣留。

　　这第一期节目怎么说呢？说什么呢？

　　直到今天，困守27天的老董究竟是自己反锁在室内还是被拆迁公司封堵在房间里，这仍旧有待有关部门的鉴定。但对节目来说，这其实并不重要。一个更重要的，并且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在一栋正在拆除的楼里，一个拆迁户困守27天，其间，无水无电，拆迁公司的保安也不允许外界将食品送入，并且，没有任何有关部门进行有效的干预。公众或许最关注的是“老董的命运如何？”，而实事求是的说，我们更关心的是：有哪个部门在关心老董们的命运。经过与编委会对节目走向的反复讨论，定下了后来这个方案：通过对事实的记录与陈述，堆积疑问，最终追问事实真相更深的一个层面——如此肆无忌惮的野蛮拆迁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有关部门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经过制片人刘爱民的努力，四个小时后，前方记者终于可以离开派出所，随即继续采访。

　　然而，随之而来的各种信息却很纷乱，有说是开发商找的拆迁公司在拆，有说是开发商委托拆迁办在拆，那么对于前者来说，这样的野蛮拆迁得以进行，拆迁办作为管理部门是失职；对于后者来说，那拆迁办更是分明站在了开发商的一边。这就相当于足球场上，裁判上场帮着开发商队一起往拆迁户队的球门里灌球。甚至开发商队场上打了拆迁户队的人，裁判还跟着一起打。按照律师王才亮的话来说——“很荒唐”。其实，对于后方，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节目都可以操作。但是，如果没有弄清这个事实，节目注定是虎头蛇尾。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呢？

　　这个时候有了新的线索。

　　通过和其他拆迁户的电话沟通，得知有三个当地的拆迁户正在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其中一人正是后来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的那个手持《宪法》坐在挖斗车旁窗户上的律师陈德海，辗转取得联系，立刻请到办公室。交谈中，陈谈到曾经有一份沈阳市房产局的拆迁纠纷裁决书，并且“记得”：被委托拆迁人是“和平区拆迁办”。

　　“这个我可以保证”——陈德海说。

　　“你保证没用，观众不信”——我们说。

　　三个小时后，这份裁决书连同拆迁户们拍的野蛮拆迁现场照片随着前方记者拍摄的素材到了送到了南院的办公室。这最终成为了和平区拆迁办确实是“上场踢了球”的有力证据。

　　接下来就是为了两期节目的播出，前方后方连续两天的马不停蹄。同时加派了正在进行其他采访的王芳参与前方。可以想见的是当地有关部门与此同时的超高效率的“工作”。好在嘉禾的拆迁节目刚刚做完，组里对这样的节目操作颇有经验，主编亲自飞往前方坐镇。

　　第二期播出前的晚上，前方后方真是一片忙碌。

　　前方各路记者收队，由主编刘年带领赴鸿门大宴，据说酒席上时而刀光剑影，时而斛光交错。

　　后方制片人刘爱民亲入机房紧盯制作，因时间紧急，“播出第一”，我和后方编导关田也是为了短片和连线的素材采集和时间分配上“冲突”不断。

　　后来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两期节目看到的沈阳。

　　两期节目播出后，反应正如意料。当地政府紧急公关加速运转，公众网上质问连连，各地类似问题的申诉纷至沓来。媒体成为信访办，我心中暗自悲哀。

　　通过网站报道的反馈，我很惊讶的看到，不少人在同情老董的同时，也表达着这样的观点：沈阳野蛮拆迁事件是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所不可避免的，为了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政府采取雷霆手段，以牺牲一些像老董这样的“钉子户”的个人权益是值得的——但是，不敢苟同的是，我始终怀疑这种以牺牲个人合法权益换来的“社会发展”是否是必需的，这样的代价换来的“社会发展”又是否能够持久——这样的伪命题在我看来似乎更像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幌子。

　　也有人认为我们被“钉子户”董国明利用，给了他一个作秀的舞台。实事求是的说，董国明确实比一般人要有心眼。记得第一期节目播出后，一大早我给老董打电话询问进展。老董原话——“外边现在人山人海，我担心政府会冲进来把我带走，我该怎么办？”想了片刻，我只能说：“作为媒体，我不能也不应该给你任何建议，我们也不会代替你去和政府谈判，但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没错，自始至终，我们清楚的明白——老董是在利用媒体——但不是利用媒体去争非分的要求，而是利用媒体在保护自己应得的利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认为我是赖，这是我的家，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在这里住，并且我应该有出入的自由。”——正是“时空连线”对老董们的这种最基本公民权利的认同，节目得以播出。从这个角度讲，媒体同样在利用老董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

　　我为自己可以被老董们这样 “利用”而深感荣幸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