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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片——
此后不久，汪精卫再派高宗武、梅思平到上海，与日本方面秘密谈判。他们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深感恐惧，对中国军民抗战的取胜根本不抱信心。经过讨价还价，汪精卫决定接受日本人的建议，出走重庆，与日妥协议和。从后来的发展看来，日本人谈和是幌子，诱降才是谈判的实质。此时的汪精卫决意要脱离抗日阵营，他们商议出逃的第一步是落脚昆明。
为了接应汪精卫，陶希圣匆匆找了个借口，先期抵达昆明。随后，陶夫人带着五个孩子也赶到了。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其实我们到昆明，也不知道为什么到昆明，可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这两年我们，半年换个地方是很习惯了。母亲说走我们就走吧，去一个新地方也好玩嘛，我们就到了昆明，昆明呆的时间并不很长。
主持人：对昆明留下什么印象呢？
陶恒生：昆明给我两个印象。一个嘛，云南火腿特别好吃。他们把火腿当点心吃的。泡茶了，有客人来了，就把火腿端出来，很好吃。第二个我们没事就去看电影，看西部武打片嘛，是英语发音的，下面也没有字幕。可是呢，电影院的银幕旁边有一个很高的凳子，上面坐了一位先生，他给我们讲解，他的讲解很简单，就说现在好人出来了，现在坏人出来了，现在坏人被好人打死了等等等等。他说的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反正觉得也很过瘾。
——小片——
无论是年少无知的小孩子，还是不问世事的妻子都不知道，陶希圣跟着汪精卫已经一步步走上了叛国的道路。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离开昆明飞抵越南的河内。陶希圣同机随从。10天后，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响应日方提议的电报。表示可以就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所谓的和平。后人把这封电报叫做“艳电”。《艳电》的发表令日本军国主义者沉浸在无比的亢奋之中。与此同时在国内讨伐汪精卫卖国行径的呼声不断高涨。
1939年1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抗战之力量。”
在巨大的讨逆声浪中，陶希圣的家中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演播室访谈——
主持人：这个电文发表以后呢，蒋介石的政府就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这件事情当时您一家人在昆明也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您还记不记得当时您的母亲、您的哥哥和姐姐对这件事情都有什么样的反映呢？
陶恒生：那个时候我们在昆明不错。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呀，非常困扰。就说父亲走了还没几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那将来父亲跟着汪精卫会何去何从呢？姐姐那个时候在念中学，她跟我母亲做了很多的问话，就说为什么，为什么？母亲其实那个时候她也很茫然。因为我父亲走的时候，也没有跟她交代什么话。当然家里头是很焦虑了，焦虑的重点倒不是汪怎么样或者是国家怎么样，是父亲现在上了贼船了 怎么办？
主持人：那父亲告诉家里怎么回事儿了吗？
陶恒生：没有通消息。河内跟昆明根本没有通片纸只字，照我父亲的日记来说，他走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告诉我母亲他去干什么，他就走了。他怕我母亲担心，什么也没说，所以我们也是处于一个很茫然的状态。
主持人：那您的母亲她的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她对局势的了解肯定不是那么全面和深刻的。但她能够下一个判断说，您的父亲此刻是上了贼船，很危险？
陶恒生：是不是贼船是我的揣测，她倒没有这么说，不过她觉得危险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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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南地方实力派将领一致表达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原本打算在西南另立中央的汪精卫在河内尝到了失道寡助的滋味。这时，熟悉汪精卫的日本近卫内阁下台，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是汪精卫完全没有打过交道的，下一步将如何进退，汪精卫身边的亲信们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那个时候他身边的人，包括我父亲就劝汪精卫，说事不可为啊。你不如还是到欧洲去吧。因为汪有一个习惯，他在国民党里头由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三几年，这二十年间，他每次不如意，或者跟蒋有些什么矛盾的时候，他就跑到法国去了，到巴黎去了，然后看到形势好一点儿，他再回来。据我的统计，
这二十年他去过巴黎去了六次。所以那个时候高宗武、陈公博跟我父亲这三个人就说你再去一次巴黎吧。这条路不要走下去了。可是他身边另外有一批人啊，觉得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哪里还可以回头呢？我们还是跟日本人继续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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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初，高宗武受汪精卫的指派，赴日拜访了日本新任首相和外相等政界要员。在此会谈的基础上，平沼首相召开会议，于3月18日，通过了由汪精卫出面组织所谓新中央政府的决议，至此，汪精卫和跟随他出走的亲信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仅仅一天之后，3月19日，一直在河内监视汪精卫的特务，接到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签发的制裁令，命令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3月21号，戴笠的特务派人到了河内，在他们住的地方就开了一阵乱枪，就把曾仲鸣打死了。枪杀事件见报的时候，我哥哥和姐姐他们都吓了一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血案？更加担心了父亲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实际上不在河内，他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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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汪精卫手提包之称的曾仲鸣追随汪精卫多年，是他视若如子的亲信部下。曾仲鸣的死，使汪精卫背离重庆的信念更加决绝。他有意前往沦陷区建立政府，彻底落入卖国的深渊。
——演播室访谈——
主持人：总之，刺汪事件是刺激到汪精卫了。
陶恒生：那么东京方面听到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就派了几个高级的人员，到河内来劝汪，就说你不要呆在河内，因为这个刺杀事件，河内现在已经警觉了，可能对你不利。就要准备保护他去上海，汪这个时候也没选择了。但是汪那个时候为了掩人耳目就说，我跟你走可以，可是我不要搭你的船。日本人有一条三千吨的船，汪说我不搭日本船，我要自己雇个船。于是乎他就雇了一个七百吨的小船，那么日本人也拗不过他，只得同意。结果到了公海呀 风浪很大，汪精卫等人坐的小船就失去联络了，大船就停下来了。后来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去找找那个小船，那个小船已经狼狈不堪了。
主持人：所以只好上了日本人的船了。
陶恒生：船过了基隆，然后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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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愚园路1136弄的一处花园洋房，60多年前这里是汪精卫到达上海后的公馆。那时，房子四周戒备森严，就在这所房子里一个阴谋正在悄悄的酝酿之中。
此时远在香港的陶希圣和家人结束了将近三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了。大一些的孩子们开始进入新的学校上学。
——演播室访谈——
主持人：上学之后，感受怎么样？喜不喜欢这个学校？
陶恒生：很喜欢。这个九龙塘小学呀，其实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小学了。惟一的就是那个时候香港人，都不说普通话，都说粤语。我们由内地去的几个小孩子，到那儿跟他们言语不通，不会讲粤语。所以他们很欺负我们，不过我们很快，一学期我们广东话说得很溜，先学骂人。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到了香港啊，
我跟他们说广东话，他们还以为我是本地人呢。当时因为念小学啊，实在是换的学校太多了，到了香港念了九龙塘小学，我们惟一的心愿就是说能够在这儿把小学念完，希望能考取培正中学，培正是那个时候港九最好的中学。
——小片——
此时，汪精卫开始筹备在沦陷区建立伪政权。他不断给远在香港的陶希圣发出邀请，这让陶希圣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彷徨。
——演播室访谈——
主持人：汪精卫到了上海以后要坚定地推行他的卖国政策了。
陶恒生：他在筹划组织他的政府。
主持人：这个时候他邀请您父亲参加了吗？
陶恒生：他邀请了。
主持人：您的父亲选择去还是不去呢？
陶恒生：那个时候还没有要去，一直到8月。汪精卫写了很多信来，他也派人来劝我父亲，说需要他的帮助。
主持人：那面对这种形势，面对汪精卫的邀请，您的父亲当时是一种什么反应呢？
陶恒生：他是很犹豫，很焦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
主持人：当时您记得吗，他是有什么样的行动啊，有什么样的话语啊，表示出他这种心态呢？
陶恒生：我们的印象他是很忧郁，脾气比较暴躁，常常我们犯了事在家里头不乖呀，他就自己打自己，打自己的脑袋。这个印象很深，心情很不好。至于他要不要去上海，的确是很犹豫。因为他由头一年的
1938年的12月就到了香港，一直到第二年的8月才去上海。这中间有大半年，他也派他的学生武仙卿到北平去打听。武仙卿找到周作人，问他怎么样，周作人说干不得。虽然如此，到最后他还是决定要去了。他走以前曾经给他在北大的学生何兹全先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就说，我现在已经是吊在半空中了，意思就是说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
主持人：那么刚才陶恒生先生提到这位何兹全先生，他是陶希圣先生的学生，他现在仍然健在，今年已经有93岁了。下面我们来看一段采访，听听何兹全老人对当年事件的回忆。
——外拍采访——
何兹全：我给陶先生写信，意思就说是要想跟日本人讲和，也要有重庆的几百万大军做基础，没有这个军队的实力来说，你离开重庆，只有投降没有和平，没有谈和。这是给他写的信。这个时候我估计陶先生这个人啊，聪明人，啥事都懂，但是呢，跟汪精卫是多年的关系，那也算是政治上的小集团吧。他又是多年的关系，磨不开面子，汪走了他就跟着走了，但是他内心已经犹豫了。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人生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决策，大概走了就后悔。这个人聪明，但是疑虑很大，想想这，想想那，决断力不强。
这个信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去上海以前，已经有后悔的那一面了。
——演播室访谈——
主持人：您的父亲犹豫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还是决定去上海，要去见汪精卫。那么这个时候您的母亲呀，您的哥哥和姐姐是一种什么样的反映呢？
陶恒生：我哥哥是很反对的。因为我哥哥那个时候在念中学嘛，报纸上有时候偶尔出一个消息呀什么的
他在学校里头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很愤怒。尤其那天我父亲搭船去上海的时候是他送的。他到码头一看，我父亲上的是个日本船，什么什么丸的，他非常气愤，回来就跟我母亲大吵一场。说他怎么可以搭日本船，日本人对我们所作所为还不够吗？你还要搭他的船去。这是当时的情景。那么我们的确是对日本人是非常痛恨的，由我们从北平开始的遭遇就会知道。因此当然可以理解他看到父亲搭了日本船走了，心里多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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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陶希圣离开香港走向是非之地上海，后人已难以考证。在种种说法之中有一种尤其引起人们的注目，有人猜测他接受了特别使命打入汪组织内部，以收发报机向重庆方面密告汪精卫的活动与谈和情况。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有人说陶某某到上海去是奉蒋介石之命，到上海去卧底的，很多人这样说。经过我所观察的
跟我后来的了解，卧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父亲呐，是连手电筒的电池怎么装他都不会的。有一天他问我说买了个新电池怎么不亮了，你看看吧，我打开一看，两个电池装反了嘛。他这么样一个人，你说他去卧底，去设立一个电台跟重庆发电报，还用密码，这是不可能的。你设立一个电台，你总要有点儿电机的常识吧，所以卧底不能成立，而且他也不会这么做。那么有人说你就承认卧底，不是对他比较好嘛。我说不是就是不是嘛，他没做就是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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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天，日汪在上海开始秘密谈判。日本人希望借此将他们要通过汪伪政权霸占的在华利益形成条文，明确下来。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11月开始谈判的时候，汪精卫指定的谈判的代表是梅思平、周佛海跟我父亲。在谈判的过程中，我父亲曾经两次要退出。跟汪说我不能再参加了，那么第一次他要退出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会推进得太快了，日本人把条约拿出来，马上就要讨论都不讨论，逐条就想要通过。第一次要退出的时候，汪给他写了封信就说是你还是勉为其难吧。第二次他想退出的时候，就是这个条约已经不成条约了，根本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投降书了，不能再谈了。他心里非常痛苦。
主持人：这个密约它里面有什么内容，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密约呢？
陶恒生：这个密约美其名曰和约，其实日本人总括一句话，中国天上的地下的，老百姓手里有的东西
甚至于老百姓脑子里想的，他都要，而且他都要管。是一个全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袁世凯一九一五年签的“二十一条”，大家已经把它骂得，丧权辱国得一塌糊涂了。可是这个条约跟“二十一条”来比的话，那苛刻多了，简直是不堪一睹的一个条约。
主持人：在这个所谓的日汪密约签字之前呀，您的父亲和您的母亲通过信，信里面说到了什么内容呢？陶恒生：因为（我父亲）他住在愚园路，楼下有日本宪兵在守卫，说是保护其实是监视。所以他的信都是经过他的学生来看望他的时候偷偷带出去的，其中有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好像已经是污泥中的一粒沙子。他现在所想的就是怎么个死法，是触电呢，还是投水呢，还是割腕啊等等等等。
主持人：给您父亲捎信的这个学生，他对您母亲说什么了吗？
陶恒生：这个学生叫做鞠清远，他由上海就带了口信出来了，说先生在上海处境很痛苦，也很为难，很危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否则的话他真的可能会自杀的，这个时候是11月底的时候。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就说我要想办法去救他出来，我决定全家去救他。
主持人：为什么一定要全家去救呢？
陶恒生：我母亲的想法是因为我父亲一个人住在愚园路，她第一步就是要想把我父亲，由这个地方搬出来。那么如果她一个人去的话，汪精卫可以说，哎，你来了。你也住进愚园路吧，结果达不到搬他出来的目的。如果全家一家子都去了，五个孩子都去了在那边租了房子了，那汪也没有理由说不让他出来。她是这么一个打算。事后我们想起来，这个做法可见我母亲，是非常有大智慧的。于是她就很快地告诉
我们几个念书的孩子。包括我哥哥、我姐姐、我跟我四弟四个人。她吩咐我们赶快到学校去休学。我们就问为什么你们不要问，休学！我们就回学校去了，去找级任导师说我们要休学。级任导师觉得很奇怪，
你们念书念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休学呢？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可能要出国吧。老师就说什么回来，你们还是来我们学校上学。我们说当然了，就很快地办了休学的手续。在12月11号的时候，我们全家就上了轮船，12月13号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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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天，陶夫人毅然带领五个子女赶赴上海，以全家性命做赌注，设法搭救迷途的丈夫脱离险境。父亲能否得救，成为人质的一家人能否逃出虎口？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逃亡·1940 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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