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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1940(上)

央视国际 2004年05月14日 13:33


  ——片头——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跟随汪精卫卖国求和,还是幡然悔悟,悬崖勒马?解密鲜为人知的历史谜案“高陶事件”,聆听一位妻子舍命救夫的传奇故事。

  ——背景小片——

  1940年1月初,正在为筹备建立伪政权而四处奔走的汪精卫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跟随降日的亲信部下高宗武和陶希圣擅自离开上海抵达香港。不久之后,两人在香港《大公报》上全文披露了日汪密约内容,汪精卫集团卖国求和的实质昭然于天下。这一事件史称“高陶事件”。

  ——演播室访谈——

  主持人: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历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高陶事件的主角之一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他也是那次事件的亲历者。陶先生,你好。

  陶恒生:你好。

  ——小片——

  陶恒生是一位工程师,多年来从事水泥厂的设计跟建厂运转工作,在专业领域里成就卓著。退休后,陶恒生广泛收集大量史料,历经数年,完成专著《“高陶事件”始末》,书中披露了一段未解的历史谜案,也记录了他和家人在抗战中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

  陶恒生的父亲陶希圣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一家人原本在北平的宅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战争打破了这一切。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七·七事变这一年,我刚好是七岁,刚刚念小学。我记得7月7号那一天,我们在家里听到枪声,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8号一早上,街上就卖号外,说是日军侵袭了宛平县。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战争爆发了。

  七月底的时候日本人就进来了,就轰城了。那个时候炮声很响,同时还有飞机在天上扔炸弹。那个时候的轰炸是很原始的,一架飞机挂一个炸弹,丢了炸弹回去再装载再来丢。不过即使是一个炸弹,大家都非常害怕。于是乎街上就传说了,一个炸弹炸了什么地方,房子也炸垮了,把人炸得头挂在树上,四肢挂在墙上等等,很恐怖。

  ——小片——

  这时,陶希圣接到邀请,离开北平去庐山参加谈话会。1937年7月,国共代表聚会庐山,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发表题词,呼吁国共党员像兄弟一般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在外敌当前的危难时刻,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此时父亲远在南方,如何逃离战火中的北平,成为陶家五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心事。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我们困在北平了,那么一直到7月29号。我们雇了洋车要到车站去门头沟,由门头沟要走平汉路逃亡。结果半路遇到日本兵,大家就又逃回来了。那个洋车差点把我们翻在地上,就乱跑。到了8月10号的时候,因为天津日本人也进去了,所以天津铁路就通了。8月10号那一天,他们是第一次通车,我们经过朋友的奔走,就买到几张票上了这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因为是(开)战后的第一次试车,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不知道铁路上会不会有炸弹,有地雷什么的。可是我们为了逃离,就上了这列火车。人多得不得了,有人挂在车子外头,有人爬在车顶上。

  ——小片——

  侵华日军战火的蔓延,引发了巨大的难民潮。仅1937年7月到1938年3月间,难民数目已超过2000万人,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原本生活安逸的陶恒生一家与无数的中国家庭一样,踏上了背井离乡四处逃亡的道路。

  ——演播室访谈——

  主持人:那年您是七岁?

  陶恒生:我七岁。

  主持人:但您现在对那次逃亡还记得什么吗?

  陶恒生:记得是很恐怖。因为我的姐姐十六岁,我妈妈还带了她两个妹妹,我的六姨妈跟七姨妈,她们都是二十出头,在北平念大学的,所以说我妈妈带了三个大姑娘,上了这列火车。那么日本人上来盘查的时候,面目非常狰狞。他在我们这个车厢,是没有拉人下去。可是在隔壁车厢,他拉了年轻女人下去,同时也看到像读书人的男的,他也拉下去。这些人拉下去了,那就是永远就没有了。所以我母亲就把这三个大姑娘,故意把她们弄得披蓬头散发啦,衣服也穿得很乱很脏啊。有一个就让她睡在地上,有两个 就反正躲起来了。

  主持人:您那节车厢有没有日本兵上来检查?

  陶恒生:有,有上来。

  主持人:还记得吗?

  陶恒生:记得。 他是拿了步枪,步枪前面有刺刀的。他拿刺刀这么比着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

  ——小片——

  就在一家人提心吊胆地逃往南京的时候,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中国军队与日军在上海城郊展开激战。不久,日本海军航空兵从本土起飞对上海和南京等地进行渡海轰炸。这天,载着陶家老小的火车刚刚到达南京,日军的飞机也紧随而至了。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火车刚进浦口站就遇到空袭警报,那么车子就停在站里头,不准我们出去。那我们害怕死了,因为日本人来轰炸,火车是必炸的重点之一了,很害怕。我的五弟那个时候才不到两岁,那是七八月间的气候,非常热,五弟受不了就哭,他肚子也饿了。他哭啊,旁边的那一大堆客人就说不准哭,飞机上有听音机它要听到你哭 炸弹就来了。其实那时候我们对防空是一点儿常识也没有,怎么可能会听得到?不过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太危险了,不准哭。后来有客人说,再哭就掐死他。我妈妈就把小孩抱着,本来是想抱出去的,客人也不准出去。你不可以抱他出去,出去听得更清楚。于是她就把小孩抱到一个犄角里头,喂他一点儿水,喂他点儿奶,他就不哭了。

  主持人:在这一路奔波当中,都是您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像您的五弟小孩他还得抱着。您还记得您的母亲给您一种什么印象吗?

  陶恒生: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是缠小脚的,缠足的。那么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性。她从来也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她在外边在言语方面是相当不方便的,可是她非常镇定。带着我们这一群小孩。你想想我的姐姐十六岁,我哥哥十四岁,再加我二哥那个时候十二岁,我七岁,我下面还有一个五岁的,三岁的和一岁多的,这几个弟弟。

  主持人:如果路上孩子们调皮捣蛋不听话怎么办呢?

  陶恒生:调皮捣蛋的话,我母亲也追我们追不到。她要想追我们,要处罚我们,我们就跑。她就叫老大 , 叫我哥哥,说你去管他们。我哥哥就把袖子一卷,谁不听话我就揍你。那我们就挨揍了。我哥哥出手也很重,打得很疼,我们就哭了。妈妈就说要你出手,也不要打得这么重嘛。

  主持人:您在这一路上就没见过您的母亲惊惶失措的样子?

  陶恒生:没有,她非常镇定。我们那个时候逃难就挑一个担子,前面是一个行李卷,后面是一个网篮。

  网篮是篾片编的一个篮子,上面有线织的网子。那里面日用的东西啊,衣服什么往里面一放,就把它盖起来,这样子。

  主持人:您母亲挑着。

  陶恒生:我哥哥挑着。然后我们大概背了两三个热水瓶吧。

  主持人:这个热水瓶除了装水之外,它会不会还有别的用途?

  陶恒生:它大有妙用了。我们把热水瓶的胆把它拿出来,把家里的钞票啊,把它绑在周围,用橡皮筋,或者绳子把它绑一绑,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在里面灌水,夹层嘛就是钱。背在身上从来没有人注意说这热水瓶里边有钱。我们路上也碰到抢我们的,从来没想到热水瓶里边有钱。

  主持人:这个主意是谁想出来的?

  陶恒生:是我妈妈想的。她怎么想的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我们第一次逃难,可是她想出这个办法来。这个办法我们后来一直用了很多年,很灵的。一直到后来到了1941年,由香港逃到内地还用这个方法,都没有被发现。

  主持人:第一次逃难您的母亲就是好像很在行的样子。

  陶恒生:是。她后来到年纪大的时候,她常常跟我们说,她说我带你们这一批孩子们逃难,我们没有丢失一个,这是我的万幸,也对得起陶家的祖先了。

  ——小片——

  在山雨欲来的南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这时,文人出身并不懂得军事的陶希圣和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常常共同讨论时局,见日军攻势强大,都不免忧心忡忡。

  ——演播室访谈——

  主持人:您一家人的到处奔波呢,其实是紧紧跟随您的父亲。那么您的父亲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外呢,您的父亲和汪精卫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他跟汪精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陶恒生:我父亲他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其实他的学问是很渊博的。在1927年的时候,他受聘于武汉的军官学校,去当政治教官,武汉大学也请他去教政治学,所以他就去了武汉。在那个时候就跟汪精卫就认识了。因为那个正好是宁汉分裂的时候,汪精卫在武汉。我父亲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派,改组派的领袖就是汪精卫,所以他跟汪精卫的接触是1927年开始的。那么说起来他后来跟蒋介石也有一段的际遇。有一天蒋邀请北方的四个大学的校长是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加上我父亲。那个时候四个校长加一个教授,我父亲是惟一的一个教授,其他人都没被邀请。所以那个时候看起来,好像蒋对他也有一些器重的意思。

  主持人:但他跟汪精卫的关系更近一些。

  陶恒生:对,更近一些。所以汪精卫就当他是一个智囊了,是这样的关系。

  ——小片——

  因为对抗战前景十分悲观,又有着多年密切追随的历史渊源,陶希圣等人围聚在当时国民党内的二号人物汪精卫的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对日妥协谋和的小圈子。

  1937年11月日军增派兵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形成夹击之势。12日,上海沦陷。日军直逼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年幼的陶恒生跟随家人,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我们先由南京到了重庆,由重庆到成都我们是坐小汽车,包了一辆小汽车,走了两天一夜。非常惊险,一路抛锚。这个车子带了好几套钢板,就是后面的弹簧啊。因为那个路太坏了,钢板断了就停下来换钢板,轮胎破了就换轮胎。那么我们走过七十二拐,也走过鬼见愁。你走到七十二拐的时候,你会看到山下有很多破汽车,都是摔下去的。那么这样我们到了成都,我在成都又开始念小学了,不过也只念了半学期,就到了昆明。

  ——小片——

  1938年的下半年,战事更加吃紧。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身在重庆的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在此之前,他的亲信高宗武与梅思平已经偷偷打通了汪精卫与日本人之间的秘谈渠道。这时日本有关方面传出消息,希望汪精卫出走重庆,另立门户。随后汪精卫召集自己的亲信多次商议,身在成都的陶希圣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

  ——演播室访谈——

  陶恒生:我父亲在重庆和成都之间,的确是飞来飞去好多次。他是坐邮政飞机来来往往的。所谓邮政飞机就是送邮件的。里边大概只有两个座位吧,他常常坐邮机来来往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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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戴昕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