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 沈培艺 生于1965年
无论在舞台上演绎多少角色，也无论在自己的行业里得到了多少头衔，沈培艺自己认定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舞者，一个跳舞的人。她说这是自己从小就为之努力的一个梦。
沈培艺或许是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里，甘愿把梦做到底的那种人。
字幕：小时候
采访沈培艺：
给我印象或者影响比较深的就是样板戏，芭蕾舞，比如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那都是我们小时候常看的。
采访沈培艺：
那时候有那种剪纸，就是把白毛女的某一个造型，或者是《红色娘子军》里头吴清华的某一个阿拉贝斯的造型，或者是白毛女深山见太阳的那个特别永恒的那种造型，他们就把它做成剪纸。红色的，都剪成红色的。哎呀，那时候大人要送给我这样一套剪纸，芭蕾舞的，那我真是欣喜若狂到什么程度，到可以兴奋一年。就这一年都会觉得，我生活在那些剪纸的跳芭蕾的小人儿里。
从小生活在武汉歌舞剧院里，钟情于艺术的种子早早地播种在沈培艺小小的心田里。
采访沈培艺：
我三岁的时候就有照片，照的就是学吴清华的特永恒的造型特著名的那个造型，我印象很深。一遍，两遍，再立上去还没拍着。哎呦，我说小舅怎么回事？因为小舅在给我拍，很不满意。小舅你瞄准了，就是我一旦跳舞的时候就是一个大人。你明白？就是完全没有了孩子的那种天真的、烂漫的那种，一点都不，我一旦跳舞就是个大人，我的那种要求和企盼都是很成年人的。我总觉得你怎么回事？这么简单的东西都瞄不准。
采访沈培艺：
那个练功房对我的吸引力，真是到了一种就是吃饭也想，睡觉也想的那种程度。就是，我就趴在那儿看什么呢？看叔叔阿姨们练功、排练、跳舞，这是一个从一点小就种在心里的一个梦。班主任有一天给我们班同学每人发一张小白纸条，让每一个学生写自己的理想。我当时特想写舞蹈家，我印象很深，这件事我没写，我总觉得会怕别人又说我。可见那个时候给我心里压力是很大的，后来我就写了优秀的舞蹈演员。
从少年时代起，沈培艺就开始为实现这个梦付诸行动了。她考过某部队文工团，但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拒之门外。但是这个打击没有击碎沈培艺要成为一个舞者的梦。
1977年，12岁的沈培艺因为时代气候的改善而幸运地走进了梦想的地方——北京舞蹈学院。
字幕：长大后
采访沈培艺：
一般学生在床头贴的东西一般都是课程表，就是上学的时候的课程表，今天几点几点上什么，第一堂课什么第二堂课什么，从上午到下午还有晚自习，是什么自习，是业务课自习还是文化课自习，大都是这样的。我的表的是什么？我的表是所有的课程之外的课余时间表，我是这个表。
采访沈培艺：
我有段时间发育期，女孩子都有发育期嘛，发育期以后哪儿都壮壮的，腿粗什么的，个儿也高。我就受不了老师老骂我，傻大个儿，大象腿。大象腿很粗，哎呀受刺激，真受不了，那简直痛苦坏了。我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了我真气呀，嘭，一下起来，噔就跑到业务课教室去，就进去。啪啪，灯一打开，通明，完了后我就站在镜子前注视自己好半天，注视良久之后把裤子一脱，就穿个短裤。我就想，我就琢磨这条腿，怎么就这么粗啊，真的我就开始就琢磨我这条腿，后来我真是琢磨出一个办法来，而且我发现这个办法特别生效。因为为什么呢？确实是经过大概几个月，没几个月下来，我的腿眼见着细，而且越来越细。
练功、习舞陪伴沈培艺度过了她的青春时光，把她锤炼成一位公认的优秀舞者。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路上，她有过挫折，受过冷落，更体验过令人眩目的辉煌。但她却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实现了这个梦，因为她知道，舞蹈家的舞台生命是有限的。尽管如此，沈培艺仍然愿意用一颗平常心来固守一份痴情。
让王勇峰痴情的是这些莽莽的山峦。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平淡的表述下涌动的却是那份情不自禁的激情和冲动。
字幕：王勇峰 生于1963年
字幕：小时候
采访王勇峰
我小时候在内蒙，内蒙长大的。我父亲呢，他那时候是我们叫内蒙古乌蒙，他是那地方党校的副校长。那个时候不是文革嘛，都被卷入了内蒙古人民党的问题。那么我记得最深的印象突然有一天，就是告诉我们父亲回不了家了，就是被关起来了。那么第二天我母亲被关起来了，等于说我当时等于父亲没了母亲没了，就很小嘛。
采访王勇峰
街上的孩子之类的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经常就玩儿，经常要在马路上要把钉子搁在马路上，然后撒上土，然后自行车、大人的自行车一过，哗，就全部就爆胎了。然后经常会在夜晚会拿着石头去砸人家的玻璃/，们经常会要到装着水果的火车里面去偷一些水果，就是养成了那种特别野，特别淘。
采访王勇峰：
粉碎“四人帮”以后要学习嘛，然后我们班主任她也开始抓我们学习。后来我就觉得干吗，不就做一个好孩子，让别人都表扬你，都说你好。是不是？干吗非要做让大家都说你不好，都觉得见了你就烦的那种人呢？不好，后来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做一个好孩子。
字幕：长大后
字幕：1980年，王勇峰以优异的成绩被武汉地质学院录取。
1984年，中日两国大学生准备联合攀登位于中国青海的阿尼玛卿峰，国家体委决定在普及高校登山运动较好的武汉地质学院选拔队员。
采访王勇峰：
我一听说这个有登山这个事儿，当时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要参加一下。第一就是说这个事儿惊天动地的事，要去体验一下。第二登山它是生和死打交道的事情，只有登山人才能体验生和死的一个临界点，我就想这个要体验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从此王勇峰与登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迷恋上了登山这项充满了刺激和挑战的运动，他在一次次与山的亲近中找到了自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王勇峰谢绝母校的挽留，揣着户口本执意奔向他早已心驰神往的国家登山队。两年后，实现了梦想。
王勇峰画外音：
我感觉就是，这个登山它的目标感非常强，也非常明确。人的生活吧，人的一生也好，干什么也好，很少有人，我觉得能体验到自己定的目标。有一个目标的实现的事情，很少有人自己能体会到，因为你的目标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登山，我感觉最好的就是，你定一个目标就会在很快的时间里，检验你的这个目标能实现不能实现。
字幕：
从1988年到1999年的十一年间，王勇峰和李志新共同登上了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登山成为王勇峰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同样热爱登山的王秋杨来说，她生活的内容并不仅仅在山。它们可能是罗布泊，可能是阿里，也可能是南极。一切充满野性，富有刺激，需要冒险的户外活动，对王秋杨都会是一种诱惑。
字幕：王秋杨 生于1968年
字幕 小时候
采访王秋杨：
我从小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里，我父亲那时候是一个野战军的一个副军长。我印象中小时一直在钻山沟，今天住在这个地方，明天住在那个地方，在整个一个童年里，就觉得把福建的很多地方都给住遍了。很美好的童年，非常美好非常快乐的童年。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是个孩子王，那时候部队大院它又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那我是司令部的孩子王，经常就带着几十号小孩就出去打群架。那种感觉，我一声号令然后大家就上，一声号令大家就撤，感觉非常好。
采访王秋杨：
所有女孩子玩的我都会，不过我更喜欢玩的好像是一种男孩子玩的比较多的一个游戏。其实就是现在人好像不玩了，用那种小铁片，我们福建叫，就是你把我打翻我把你打翻嘛，就是小孩经常会玩儿，有的是用香烟纸壳，那我们小时候是用铁片，就是压成的，有的是青蛙的有的可能是桌椅板凳，什么蚂蚱螳螂之类图案的那种小铁片，然后互相打翻。我印象中我有一只青蛙特别厉害，在上学那几年的过程里头，几乎我的那个青蛙就打遍周围几个村庄，或者部队那些孩子无敌手。
采访王秋杨：
最好看的打扮就是那种穿着蓝裤子，穿着那种绿军装，如果大一点的话就把袖边挽起来，然后如果有双小白鞋就更好了。
采访王秋杨：
看电影几乎是童年最重要的娱乐文化生活，在部队大院里头，那个年代演的电影除了样板戏，多半就是一些像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像阿尔巴尼亚、朝鲜的《卖花姑娘》，就是全场哭成一片，一直在哭。每次放都有人在哭，哭得痛哭流涕的，就是电影场上嘘声一片的。
采访王秋杨：
小孩一上学的路上哼的全是样板戏嘛，然后就是谁走着走突然跑到别人头上抓一把，就唱“大吊车真厉害，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抓着你的东西就跑了。
采访王秋杨：
我们那个年代小的时候，你翻开一本书就是刘胡兰，翻开一本就是董存瑞，就是黄继光。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还有三八女子带电作业，三八女子炼钢工人，对不对。那时候就特别想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英雄，了不起的人。
九十年代初，在经商的大潮中，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王秋杨和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丈夫一起离开了部队，开始在城市里垦荒。经过十年的摸爬滚打，在房地产业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有了财力，也有了时间，最近几年来，王秋杨每年都会不断地离开这个城市，在充满荆棘的旅途中释放她童年时代就有的英雄情结。
采访王秋杨：
我是个很喜欢开车的人，我很喜欢车，喜欢驾驭车，然后去一些你向往的地方。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地刺激，当有的时候你自己翻过一座大山，再回过头来看着山上之字形的路的时候，有时候自己都会觉得，就是后背发凉的感觉。天啊，那是我刚刚过来的地方啊，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很英勇的，很有成就感。
十几岁才见过火车，曾经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王秋杨，如今越走越远，越走越险。在经历了南极探险后，她又自驾车50天勇闯西藏和新疆罗布泊无人区。2003年，王秋杨再次进藏，决定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资助阿里地区的教育。她说这跟英雄主义情结无关，那是因为从小就有过在漏雨的教室里读书的体会。
王秋杨画外音：
在穿越的整个过程中，你总会在思考，会把你自己好像从生到现在的，很多很多事情都会拿出来想一遍。你会觉得自己经历中的很多那种痛苦或者说是不快乐，你会觉得非常微不足道，然后你会觉得就是什么都没什么。
王秋杨画外音：
我喜欢那种广袤的原始的很自然的那种感觉，我喜欢那种就像我说的，从风景和事物中穿过不带走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认为旅行的快乐是你那种拿不走的一种快乐，它就在那儿。
世界上似乎还有一种东西是无法被人拿走，甚至很难被时间抹掉的，比如说流淌在张欣骨子里的那种理想主义激情和浪漫的情怀。张欣是六十年代生人里包含理想和激情的那种人。
字幕：张欣 生于1965年
字幕：小时候
采访张欣：
我从小在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城市，也没有什么车，好多时候还跑马车，然后马车上都是什么载着大白菜什么的，冬天了就都储存大白菜了。那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呢，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集体主义的，比如每天早上到学校去，应该是想的是第一个去擦桌子啊，擦黑白啊，写壁报啊这些，然后你去了学校发现总有人比你更早，总有人比你擦得更干净。
采访张欣：
我们小的时候都写作文是吧，我要什么什么，我要做什么什么，好像大部分人那时候都写我要当一名老师、我要当一名工人这种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教育，所有的教育都是把我们变得更集体主义里的一分子，当然从情感上来讲的话，我们也比较适应那种，一想就是想国家，大家写作文第一句都是一样的，全部开始都是什么红旗飘战鼓扬，都是这种话。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不少人都有过随父母下干校的经历。
采访张欣：
我们那个干校就有两个小孩儿，那么这俩小孩儿这儿也没学校怎么办呢？给他们一人养上几头小猪，所以每天我们就去养猪啊，然后晚上了也没灯嘛，有一盏小灯什么的，大家都坐在院子里，烧一盏小煤油灯，吃西瓜的吃西瓜，看狗的看狗，聊天的聊天，就是有的人就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反正我想你要是经历了过这么多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很难变成一个特别自私的个人的状态。
在北京现代城里，这些可爱的猪宝贝让人联想到张欣在农场的童年生活。
因为父母离异，她的童年是东跑西撞中度过的。1977年母亲离开北京去了香港。张欣被寄居在父母的同事家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告别故土，到香港定居，那年她不满15岁。
字幕 长大后
采访张欣：
一个高楼二十层，一层一个工厂，一层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就制作拉链，这工厂就制作衣服领子，下一个工厂就制作衣服袖子，最上面的那层就把这些都缝一块儿，这个就是一个工厂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从一个天天想着国家的、北京的这么个环境，一到了香港，天天想的就是这一个动作怎么重复得更快，使得我这个计件工，所谓计件工就是计件给你钱，怎么能够赚得更多一点钱，这样我才能交房租、交车费。
当张欣在香港的流水线上挥洒青春的汗水时，她在国内的童年伙伴们也许正在青春的歌谣里寄托他们的忧愁和向往。
八十年代后期，出国深造是大批青年的人生志向，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可谓恰逢其时，成为当时出国大潮中的一支生力军。
1985年，张欣带着打工五年攒下的3000英镑离开香港，开始了留学生涯。
有过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熏染的童年，也有过几年香港资本主义流水线上的打工体验之后，张欣又在英伦岛接受了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主义的种子伴随着张欣的童年和青年一起开花结果。
经过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深造和美国华尔街的工作实践，1995年，张欣回到家乡北京，和她的丈夫潘石屹共同创业。
2002年，由亚洲12位最具前卫意识的建筑师在北京昌平共同完成的建筑群——长城脚下的公社，为张欣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第八届国际建筑展颁发的“建筑艺术推动大奖”。
张欣画外音：
中国现在是一个大的建筑年代，人们渴望看到建筑年代出现什么样的作品，但是没有很多人有机会看全世界最现代化的作品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能不能我们把这些建筑师请到中国来，让他们就把他们的作品实现在中国，那么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建筑师、发展商、消费者都去看，在这个看的过程中它就会影响这一代的人。当时这个房子，不是说盖一个房子旁边围一圈花园，然后盖一个盖一个墙把它围起来，不是这个，是我们把这些房子都盖在山沟里，所以它有一个共享，一个共产精神在这儿，同时我又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应该有个特点，就是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
远看张欣，美丽、优雅、聪慧；近看张欣，你会被她内心激荡着的那种宏大的理想与激情所感染。她这样表述对浪漫的理解：浪漫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你所追求的东西奉献的情怀。而这一点是否也是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共有的特点呢？
编导：蓝 冰
摄像：赵布虹 张又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