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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问中国电视人：翟树杰 看着电视就馋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16日 15:22
我这人的骨头眼里就是干电视的，看着电视就馋，我能拍能编又能写，而且还有绘画和无线电的基础，不干电视我还能干什么好呢？
孙金岭：老翟，对不起，过国庆节休息还要你抽出时间这么晚了与我聊天，心里很过意不去。
翟树杰：哈哈，我没休息，从一号开始一直在值班，已经连续三天出演播室了。节前组里定了一个节日值班表，编辑轮换着来，而对于我来说，一个人要顶到底。
孙金岭：看来你又要过一个革命化的国庆节了。
翟树杰：我老婆就因为这个原因，自己飞回重庆老家找父母过节去了。
孙金岭：嫂子是生气地走的吗？
翟树杰：才不是呢，她绝对是高高兴兴走的。
孙金岭：就是说她能理解你？
翟树杰：没错。她也很长没见到父母了，正好我整天加班，她自己呆着又没劲，就溜走了。回家玩得挺乐，昨天她还打个电话说想在那儿多呆几天，何时回来还是个问题呢。没办法，别人过节是团圆，我们则是劳燕分飞呀。
孙金岭：问个俗问题，加班累吗？
翟树杰：累，我跟你说，我昨天还尿血了……
孙金岭：那是累出了病了吧？
翟树杰：没病，就是累的。记得是1998年抗洪救灾时候累下的毛病，回来休息了一下就没事了，当时也没有去医院检查。从那以后，只要有一段时间特别疲劳，就会出现眼睛肿，尿特别特别红。没事的，我身体素质特别好，只要过一段时间，自己调整一下就能恢复过来。
孙金岭：你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呢？
翟树杰：只要能够每天按时上下班，这就是休息和调整。
孙金岭：哎，老翟，加班对你是不是变成一种乐趣了？
翟树杰：加班对我来讲更像是一种习惯。其实到《焦点访谈》之后，"加班"这个名词我几乎很少用了，为什么呢？加班在我们这儿不是特殊的东西，不但我，其他人也是一样，只不过我可能加班的时间更多些。这么多年来，没当制片人之前，我的工作量一直是最高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没有落过前三名。为什么能做这么多节目呢？我又不比别人聪明，学历也不比别人高，只有一点，就是比别人多花点功夫而已。比如说这个"十一"如果不加班，要我在家里呆七天，我肯定特痛苦。八号上班以后，见了同事，见了领导，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就像做小学生旷了一天课，第二天上学见了同学老师时的那种感觉。
孙金岭：这种加班是一种自觉行为呢还是被逼无奈？
翟树杰：我想这可能与个人的性格有关。过去很多人问过我说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没有目标，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目标。我不管做什么事，哪怕在小学当班长，给大家喊口号站队，也要把这事做好。学农劳动去拣麦穗同样不能落后。当兵之后做干事工作，每天上传下达，写文章写报道，还有包括跑到干部家里调闭路电视机，我也要尽心尽责把它做得一丝不苟。到《访谈》之后，我依然保持这种习惯，做一件事，只要是我认为应该做的，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
哈哈，当然了，那时候在部队没有加这么多班的，连续两三夜熬通宵的情况也少见，你想干它都没有这个条件呢！而《焦点访谈》就给我提供一个让我的毛病发扬光大的条件和机会。没办法，就这命。
孙金岭：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焦点访谈》的？
翟树杰：1995年9月底来的，10月份开始做节目，11月就播出，然后基本保持每个月两到三个节目的播出频率。
孙金岭：一上手就这么能干，是因为以前干过这一行吗？
翟树杰：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父亲原来是黑龙江省军区的宣传处长，他写了一辈子文章，到现在还在写，70年代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文章，就是我父亲写的，包括他写的很多好文章，当时都在全国播，我觉得挺光荣、挺过瘾的，父辈的行为给我留下特别好、特别深的印象。大概受其影响，上小学上中学，我一直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在部队当军人的时候，我也做宣传工作，从干事开始作起，一直到95年正式办手续转业之前做的还是军事记者。我比较早的接触了录像设备和录像制作手段，扛过摄像机，当过编辑记者，后来还当中央电视台驻总参记者站的站长，等等，一直在宣传口上工作，干电视对我不是难事。
孙金岭：真的很羡慕你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家庭环境，自然也羡慕你有如此顺利的事业经历。其实这一点对一个人的一生挺重要，它可以使人少走许多弯路，直奔自己理想的目标。
翟树杰：哈哈，你的这个问题，尽管不是问句，却让人不能不回答，以示正听。其实，我从学校去当兵，在部队提干，一直走到今天，我的父亲没有帮我任何忙，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自己的思想境界要求很高，何况他的职务仅仅是一个处长，尽管后来到了北京当参谋，也没多大权力，他就是写了一辈子的文章。但是我认为他给予我的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示感谢的，也是无法用权力来换取的，那就是在他身上无处不在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笔精神财富这么多年来让我受益匪浅。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父亲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深入前线采访，冰天雪地里饿了就啃个干巴窝头，吃点咸菜，一夜一夜地熬，写了很多好文章。那些过去的情景今天想来都让人激动不已，也让我发誓将来靠自己的能力做个父亲般的男子汉，做个父亲般的军事记者！
孙金岭：既然做一个军事记者是你从小的理想，那为什么还要转业到地方上来呢？
翟树杰：在军队的这些年，它不仅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也锻炼了我有一种严明的纪律观念，在这个火热的革命大熔炉里，我的生活与事业始终充满着灿烂的阳光。在部队时，"中国新闻奖"的一二三等奖我都拿遍了，包括"人民子弟兵"的一等奖、"军事题材"的一等奖都有好几个，二等奖就更多，到现在也不记得了有多少了。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是部队的"大腕儿"，挺牛的。人就是这样，安逸了反而不舒坦了，总得给自己找目标，找痛苦。那时我隐隐约约觉得有种不满足感了，老感觉自己的劲没使出来，尽管那也是中央台驻总参记者站，但是那是军队记者，总参的编制，你的活动范围是搞军事报道，而且准确一点说是总参范围内的军事报道。我应该有一片更大的天地来耕作，而这片天地我认为就是中央电视台！
孙金岭：于是你就转业，加盟了《焦点访谈》？
翟树杰：这过程可没这么简单！1995年转业时我先到的是一家大报纸搞报道，不用像过去那样到处跑了，还是一个铁饭碗，挺好。然而干了不到半年，快办手续时，我却把档案都拿出来走掉了。在那里打电话就可以采访，中午可以躺在办公桌上睡个美美的午觉，而且必须晚上5：30坐班车回家，必须早上7：30赶到办公室，还得先打水，再工作－－这些程序，跟我在部队完全一样啊，那我转业还干什么？我觉得报纸这玩意儿不是我最好的空间，报纸不适应我，也不适合我，还得干电视。我这人的骨头眼里就是干电视的，看着电视就馋，我能拍能编又能写，而且还有绘画和无线电的基础，不干电视我还能干什么好呢？
人一旦有了努力追求的目标，就会义无反顾，无所顾忌。我把档案干脆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在家里闲了十几二十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天天从头到尾看电视，最后我觉得两个栏目不错，一个是《东方时空》，一个《焦点访谈》，它把摸的是国家的脉搏，展现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社会最主流的东西，这样的题材宏大刺激，挺过瘾的。有一天早晨起床，听着《东方时空》的晨曲，我说："老婆，我一定要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去，我得去。"我老婆说："你算了吧，人家都是什么人呀？都是社会上最能干的一群小子跑到那儿去，又能干又聪明，还有学历，你根本就不行。"老婆故意这么一刺激，我二话没说翻身起床，穿上衣服，吃完饭就走直奔中央电视台，找到了当时在评论部当副主任的袁正明。袁主任看了我的材料后，说你到《焦点访谈》吧！就这样我到了《焦点访谈》记者二组，在制片人赵薇手下当了一名记者，这一干就停不下来了，真过瘾呀！今天回头想想，我挺为当初的勇气自豪的。
37岁的人了还要义无反顾地折腾，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就觉得再不出来折腾，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要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机制，哪怕失败了我也认了
孙金岭：当时来《焦点访谈》时，你多大？
翟树杰：37岁了，今年我都44了，一眨眼七年过去了，真快呀！
孙金岭：当时37岁的年龄，在记者二组应该说不算小了，你有压力吗？
翟树杰：除了极个别的以外，我的岁数是比较大了，哪能没有压力呢？但是我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37岁的人了还要义无反顾地折腾，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就觉得再不出来折腾，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要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机制，哪怕失败了我也认了，只要我努力做了。刚来的一个月里，我天天看《焦点访谈》，天天跟赵薇他们聊，跟老记者们聊，尽快地熟悉业务。坦率地讲，我碰上了极好的制片人，赵薇，还有叶小林，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仅是业务方面的，关键是他们那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敏锐的新闻意识让我感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向往，我梦寐以求的环境与境界就是这样的呀！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既有压力，更有盼头儿了！所以常常是赵薇让我去做节目派活时，我只问一句话："什么时间播出？"有了这个结果，就像是在部队领到了军令，如何完成任务就是自己的事情了。这个军令是压力，更是荣誉，你不能不珍惜，37岁的人了，信任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鼓励。我记得自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站直了别趴下》，那就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我喜欢有压力的挑战，喜欢雷厉风行的工作环境，更喜欢有办事果敢利落的领导。
孙金岭：在《焦点访谈》这些年，你有印象最深的事情吗？
翟树杰：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时，防务交接这块现场报道任务交给我来完成，而澳门回归时这块也交给了我。作为一名记者能直接目击并参与报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那真是一大幸事。报道结束后，过去那帮战友见了面都说：你主持的现场记者出镜报道还算完成了任务，一些军事方面的术语没有说错，一看你就是当过兵。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政委叫熊志仁，司令员刘镇武，是姓名放前边还是职务放前边，这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用途是不一样的。这种微妙的东西，只有内行人，只有军人才能听出来，非常微妙。所以大家说，从这点来看吧，你还是一个合格的军事记者。
孙金岭：这话为什么会是你最难忘的事情呢？是因为你特别爱听这句话？
翟树杰：不是爱听，是听起来格外亲切。因为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尤其想起了离开部队的那天。我把转业报告递给首长时，我和首长当时那一瞬间的表情、动作和行为，都十分复杂，简直无法描述。我只记得领导看着我的眼神是那么的严肃，我不知道他都想了些什么，但是那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一瞬间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我屏住了呼吸。毕竟我是中央电视台总后记者站的站长呀，有多少人在羡慕着这份职务！我说走就走，别人能不吃惊能不突然吗？我能感觉到大家吃惊的眼神里，还有一丝忧虑：翟树杰今后的日子还会阳光灿烂吗？会不会后悔呢？那眼神让我难以忘怀，以至于在《访谈》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跟自己较着劲儿。直到听了战友们说我还是个"合格的军事记者"的这些话，我释然了，明白自己不仅没有忘本，并且更没有后悔。我得到的真的比想象得多，在中央电视台做一个记者，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记者，我已经很满足了。没想到我还后来能做出镜记者，没想到还能做主持人，我更没想到竟然能做制片人。评论部对得起我，我也对得起自己当时毅然决然的选择。这块天地真的是有广阔的空间，值得我去努力一辈子的。
孙金岭：那么坦率地问一句，你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合格的记者了吗？
翟树杰：这要看什么标准吧。如果按照我们目前来完成任务的角度讲，我觉得我的任务都完成了，而且是比较好地完成了。但是离我心目中的记者标准，还不够。
孙金岭：你心目中的记者是什么样的？
翟树杰：不仅有敏锐的新闻敏感，有扎实的业务技能，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还要有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
举一个例子，科索沃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山东拍"三讲"片。有一天忽然袁正明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翟树杰，你是不是报名去南联盟了？如果让你去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一听立即回答说没意见，非常愿意去。他说你要不要征求一下家里人意见？我说不用征求，我能决定。当时在前线的记者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需要轮换了，台里研究认为翟树杰这小子正合适，能开车能打枪还懂战术，又会拍又会编又能现场主持，这么个人去，一个能顶好几个。回来后我立即到总后去找战场受伤治疗的药棉、急救包，到总参防化部找防毒面具，一切都是做着去南联盟的准备。有一天，我坐在车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那一瞬间，你说我当时在想什么？我当时真的希望，要是和平多好呀，我们自在自由多好呀！于是脑子里就想起了邵云环他们几个人死亡的场景，思维非常地乱。说实在话，心里有点惧怕了，那是一种骨子眼里的害怕－－哎呀，这要不打仗该多好！
在部队的时候，我去过柬埔寨，采访中国维和部队，在雷区走过，也在几方交战的地方穿越，那时候也没想起害怕，现在忽然之间觉得我有点……好像，真是说不出的感觉。后来由于种种别的原因，我没有去成。不让去了，我又感到非常可惜，能有那么一个好机会到前线去，到一个全世界都瞩目的焦点地方去做记者，多过瘾！我没有当逃兵，但是离真正做一个完美无缺的记者，还有距离。当时内心里边的那种小小的顾虑，让我至今无法忘记。
孙金岭：可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的所思所想难道会成为你做一个优秀记者的障碍吗？
翟树杰：没错，那的确是我最真实的情感，我也相信不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但是这种绝对真实的情感，毕竟有些儿女情长，有些戚戚切切的小资情调，离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还是有差距的呀！哎，这样讲是不是有些说大话的感觉了？哈哈哈。
孙金岭：没感觉你在说大话，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这种情调，是不是也融进了制作节目中？
翟树杰：应该是吧。我喜欢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到了《焦点访谈》之后，大家说，老翟做正面报道比做反面报道好，这话不是说我做不了反面报道，有些反面报道我还获了奖。关键是我做正面报道更有经验，比别人多一根弦儿，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上学时搞宣传，写好人好事，就是表扬性的东西。在部队搞宣传鼓舞士气，也经常是正面报道的东西。到了《焦点访谈》，这方面的特长发挥得更登峰造极了，因为《焦点访谈》表扬的都是更实在一些的。
孙金岭：《焦点访谈》一直是以舆论监督节目而见长的，你却喜欢做正面选题报道，是不是有些另类了？
翟树杰：我不认为这是另类。《焦点访谈》的目的不是为了搞乱社会，我们希望社会有序，希望这个社会正气占上风，希望这个社会反面的、丑恶的东西无处藏身，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很多手段，包括舆论监督和正面报道。而《焦点访谈》做的正面报道，我认为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政治题材，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另一个是正面题材，歌颂人间美好的东西，歌颂人性的真善美。两类题材不仅不能混淆，而且不可或缺。
设想一下，如果《焦点访谈》把正面报道都去掉了，现在会是一个什么状况？那《焦点访谈》一定会失去自己最终的初衷！打击邪恶的东西，监督腐败的行为，目的不就是为了弘扬先进，弘扬真善美吗？我把这些好的东西，正面告诉观众有什么不好？歌颂好的方面，同样也是告诉社会去杜绝那些丑的东西。如果人的美好心灵你不去歌颂，这样的栏目是一个主流栏目吗？当然告诉观众的时候，节目一定要做得不枯燥，不说教，让观众能接受，甚至是让观众在笑中和流泪中接受它。
孙金岭：做正面报道是不是比做舆论监督节目要容易些？
翟树杰：恰恰相反。反面报道的确比较过瘾，比较好看，当然也容易一夜成名，而正面报道就不行啦。还有一点，反面报道其实相对正面报道做起来要简单些，真的是简单，一件事来龙去脉谁的责任、谁的问题，说清楚就行了，当然也需要勇敢和智慧。而正面报道同样需要智慧，而且它所花的力量，绝对不亚于反面报道，但是说清楚说生动却不容易。正因为不易，所以我对别人关于节目的评价就格外地在意。记得做《金穗，你在哪里》这个节目时，我是用了五天的时间拍摄，回来后连续两个晚上不睡觉，我跟陈新红一起编出来的。这个节目讲的是新疆的一个农行行长，自己非常艰苦，却去帮助吉林一个烈士的孤儿，一直到很多年之后，自己出车祸死了，才被人发现。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做这期节目的。节目播出当晚，有好几个部队的老战友，给我打传呼，其中有一条传呼我到现在还记得："翟树杰你今天晚上赚取了我不少眼泪。"为什么他会流泪呢？为什么他会感动？就是因为我做的这期节目，把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通过活生生的方法讲给了观众。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句话让我铭记在心，它不仅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而且也成为了我努力追求的目标。
另外我做了一些正面报道之后，大家认为做得还不错，所以领导愿意把这样政治类的报道和正面题材的报道交给我，他们认为交给我比较踏实、比较放心。你看我的头发，好多人看我95年的录像时问，当时是不是带的假发套。我说没带，那时候头发就那么多。现在头发这么稀少，不是做反面报道做掉的，而是做正面报道做掉的。
孙金岭：如此说来，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已经是正面报道的"大腕儿"了？
翟树杰："大腕儿"谈不上，只是一年做20多个节目，大概有15个是正面报道，也获了不少奖，包括中国新闻奖、中国残疾人好新闻奖什么的。当然一做正面报道的节目，我还是比较兴奋，比如"十一"国庆节，我们《访谈》机动组做的《今又国庆今又中秋》，说的是发生在郭哈玲身上前后20年的巨大变化。在演播室结尾时，我很兴奋，特意加了一句话："郭哈玲没有想到过20年后我们今天的日子，那么我们今天能想到2020年国庆节和中秋节再次重合的那天，会是什么样吗？"节目播出后有朋友跟我说，刚看节目时大家正吃着饭，看着看着忽然都不说话了，片子让人想起了20年前的心酸岁月，我们走到今天多么不容易，我们国家的前途真的充满了希望呀！你说这样的正面报道，它不好吗？我能不兴奋吗？
该得到了都得到了，剩下的就是自己如何努力去对得起这份信任与荣誉了，这个时候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头儿，什么时候播出？"
孙金岭：在《焦点访谈》的七年里，你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翟树杰：我不想说假话，只想谈自己的真实感受。我绝对没想到，我会由一个普通记者，成为一个主持人，更没有想到我还能当制片人！这，也许是我最大的收获吧。我惟独一直想到的是收获即意味着付出，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和责任。当《焦点访谈》的制片人担子很重，刚上来有一段时间，说实在的，我没怎么好好睡觉，感觉压力特别大。机动组是个刚刚成立的新组，人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既然把我摆到这个位置上来了，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与困难，我都得咬牙盯下来，站直了别趴下！
孙金岭：平心而论，记者、主持人、制片人三个岗位，哪个更能发挥你的作用呢？
翟树杰：那还是制片人。作为一个制片人，你却可以在每个节目中注入你自己的理念、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视角，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记者，如果记者们认为我比他高明的话，他可以吸收进去，过去我一个月拼死能做四个节目，但是现在不用拼死，一个月就可以关注五六个节目，这五六个节目都是在你的关注下，在你的引导下，通过注入你自己的思想来影响观众，你不是比原来发挥的作用更大嘛？再者，目前虽然我脱离了采访第一线，但是等我这个组运转正常之后，记者们成熟起来，我还可以做节目呀，不矛盾。赵薇原来当我的制片人时就是这么做的。
孙金岭：是不是说当制片人更有权力，掌握片子的生杀大权了？
翟树杰：不是，只是很多节目可以发挥我的想像力，发挥我自己的能动性了。这不是生杀大权，生杀大权只能让我更为难而已，制片人不算一个官。
孙金岭：嘻嘻，不像官那会像什么呢？
翟树杰：我觉得制片人就是一个哨兵，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都从你这儿经过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哪些东西应该让它出去，哪些东西不应该让它出去，你得把好这个门。这个门把不好，最轻的是节目质量不行，重了要犯错误，再说重一点，一个节目播出去好几亿人在看，引导错了，给大家灌输了一个错误的观点，你就是犯罪！所以这个哨兵丝毫不敢马虎。至少我现在自己没感觉是个官，只觉得是责任。当官应该是在总参当个处长什么的，那才是官，因为那是在指挥别人做事情。
孙金岭：既然制片人仅仅是个哨兵，那为什么还要干它呢？当个普通记者、当个主持人不更好吗？
翟树杰：不，我没说制片人不好。单纯从"哨兵"这一点上讲，当记者可能更幸福一些，做完自己的事情，就行啦，不需要承担责任，而且只要我卖力，工资不比现在少。至于当主持人，就更轻松了。说主持人轻松，就在于他比较超脱，只考虑站在一个局外人、一个评论员的位置上把节目要表达的东西告诉给观众就可以了，而且又比较容易实现自我，因为你的观点就是记者的观点，你的观点就代表媒体和栏目的观点，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尤其是主持人挺有诱惑力的，混个脸熟，而这个脸熟还挺管用。哈哈，你走到马路上被警察截住的话，警察认出了你，就可以不罚你的款；买家具砍价钱都可以多砍一点下来；再比如今天我去借资料录像带，因为时间非常紧张，来不及找上级签字，那个磁带库的保管员就借给我了。一般情况下，这张熟脸使你工作、生活得到了很多方便。当然这些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西方法治化国家，这种便利是很少会有的。
但是做主持人与做制片人比较，也有他的弱点。他在节目的先期制作中，不能主动地参与自己的智慧，他只需要站在很高的视角做一些评论，把我们的节目提升一下就可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肯定不如制片人现在起的作用大。再者作为一个主持人，他也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便，说实在话，他会失去很多老百姓自由自在的东西，比如你在街上跟人家发生了矛盾，就不能作为老百姓平等地吵架，因为你要顾及形象，哈哈哈。
所以我说制片人像"哨兵"不像官，不是说他不重要，不重要为啥大家都愿意干呢？只是说他的责任感更像哨兵一样重大。
孙金岭：那你现在三者的优点与好处合而为一，是不是更好了？
翟树杰：我很感谢评论部给了我这样的荣誉与信任，这也证明我当年放弃优越的既得利益来寻找广阔的发展空间的选择没错，是值得的。该得到了都得到了，剩下的就是自己如何努力去对得起这份信任与荣誉了，这个时候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头儿，什么时候播出？"
孙金岭：当了制片人，你对《焦点访谈》今后的发展有过思考吗？
翟树杰：我时时在想。
孙金岭：可以说说吗？
翟树杰：我没来的时候，就觉得《焦点访谈》的门槛比较高，需要仰视，现在依然比较高，而且大伙儿的自我感觉可能还更高。现在我们的记者下去，省里边的领导接见一下，陪你吃顿饭，是常有的事，我过去做了那么多年的军事记者，连见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都见不着。这不是我们记者高，实在是《焦点访谈》以它卓有成效的业绩使自己鹤立鸡群了。节目是越做越大了，但是切记不要忘了老百姓。站在宏观的视角，经常做一些民生的节目，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反映老百姓的所思所想，这应该是我们《焦点访谈》的一个方向。如果失去了最基层的老百姓，我们就会瞎费劲。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仅仅做给机关干部、领导干部看的节目，我们是做给观众看的。
另外，现在从机制上来讲，《焦点访谈》比较成熟了，但是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人员老化、完成更新换代的问题。当年《焦点访谈》刚开办的时候，大伙儿都三十岁上下，现在都接近40岁了，有的40出头了，这些老记者怎么办？《焦点访谈》的机制，无疑是前卫的，我们现在又面临了一个前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我们的栏目具有活力，保持活力，又要让我们这些老记者，老有所图，老有所为，自然也包括老有所养。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稳定这支优秀的新闻队伍十分重要。不能说这些人老了，50岁了都用，也不能说这些人都淘汰，真的需要规范起来，做到未雨绸缪。
孙金岭：你是在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极其现实也是迫切的问题吗？
翟树杰：是，我1997年办聘任手续的时候，正好40岁，很多人就说，翟树杰呀，你这么大岁数，还砸掉铁饭碗，你为什么呀？提出这个问题，可见当时的岁数已经不小了，到现在虽说身体还好，不比30岁左右的年轻人差，无论跑、跳、耐力、熬夜，这种长时间连续工作的压力，我都不怕，但是你毕竟不小了，你不走或者你不出去，年轻人就进不来。这些问题不能不考虑了。如果形成一个规范而和谐的机制，那不更好？
孙金岭：哈哈，年纪大了可以当官呀！你现在不是已经是制片人了吗？你如果不能满世界的跑了，你可以指挥年轻人多跑去呀？
翟树杰：难道是所以年纪大的人，都来当官吗？那样与过去的机制又有何不同呢？我们还改革干什么？
孙金岭：开个玩笑。既然如此，你在《焦点访谈》机动组想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呢？
翟树杰：顾名思义，机动机动就是随机而动，机动组是为应对突发重大事件而组建的新机构，对此，作为机动组的制片人，我不敢有忘，惟有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才能不愧对大家对我的期待。梁建增主任在组建机动组的时候，没有采取简单机械式的从各个部抽人来集中的办法，而是重起炉灶另开张，来的都是新的年轻人，二十六七岁左右，没有一个老手，只有我是老手。这当然给我这个制片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因为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现在组里有的人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想想看这些人再过几年该有多棒呀！我们可以做其他几个组的后续部队和生力军了。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培养起来，再用几年时间把他们培养成比较合格的记者，一个对《焦点访谈》有用的记者，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发现了，我一离开电视一定是一事无成的，做生意没兴趣，搞人际关系会很累，坐办公室更坐不住，既然电视是如此的适合我，而我自己又是这样地喜欢电视，那干吗还要产生什么分外之想呢？做电视虽然很辛苦，但是毕竟在辛苦的行业里，它能够让我全身心投入地爱一次，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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