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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的《读书》生活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09日 17:2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读书时间》，我手中的这本新书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阁楼人语》，它是原《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在一生的编辑生涯中所思所想的精神集粹，也是对当年《读书》的一个回忆，今天的节目将带你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沈昌文的《读书》生活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十三岁的沈昌文由于家境贫困离开了正规学校，去拜师学手艺，他先后学过无线电、摄影、速记、会计等多种谋生手艺，最后为了学会手工发报，他报考了上海明治新闻专科学校，本来想学工科的他因为生源问题被转到了文科。
同期：《读书》杂志原主编 沈昌文
我进去的时候我老师很好，教我采访学的，老师是陆诒，上海的名记者陆诒老师，陆诒老师教我，可是我的新闻写作第一个学期，只有得了50分，上海市当时的大学60分及格，我得50分，可见是不及格，没办法我的语文水平一直提不高，我到现在大家看我的回忆也都知道，我国学的根底非常差，因为我没有念过书，这些东西，我后来拼命用功，只能在外语上用功，特别是俄语。
不久，沈昌文有机会去考三联书店，结果因学历不够而遭淘汰，与三联书店的第一次接触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同期：《读书》杂志原主编 沈昌文
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校对员，要大学二年级的，那个时候我大专已经念到第二年了，所以我也付不起学费了，我就投考到人民出版社考取了，我到北京来，这样我就做了出版工作了，做校对，我51年3月到人民出版社的，51年8月三联书店撤销了，三联书店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这样我又自然跟三联书店在一起了，这个有不解之缘吧，对三联书店来说这个沈昌文这个人是挥之不去呀。
进社的第二年，沈昌文就差点面临失业。幸而在上海期间，学了多国语言，于是发奋翻译了几本关于苏联出版事业的书，这让他有幸走上了编辑岗位，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当时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很会翻俄语的东西，我翻的东西很特别，专家不会翻，就是苏联出版工作的经验，那个专家不会翻，俄语专家他怎么知道版口这个词怎么说，这个校对中间这些行话他不会说，那么搞出版专业的人又不懂俄语，我钻了这个空子了，这以后就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了，因为跟这些领导在一起，应该说人民出版社当时的编社领导，据我看是解放初期最优秀的，一些最优秀的党内跟党外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五、六位，那我天天伺候他们，听他们讲，讲中国话，将外国话，我都，我都学习，天天在那里学习，我学习得很刻苦，他们也很表扬我，这种容易得到表扬，因为比如说他们说明天要讨论一个问题了，我赶紧把有关的书头天晚上看了，到第二天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斯大林在地方说过什么话，我接口说，那是在一本什么书，那你怎么那么熟啊，因为我当然比他熟了，因为他在延安看的斯大林的书，我昨天晚上看的，我一背就背出来了，这样觉得我好像觉得我是个人才了，其实是取巧了。
1979年的4月，一本号称“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读书》杂志创刊了。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思想界、出版界异常活跃，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集合在一起，想重新办起一个他们创办过的理想的杂志，《读书》就这样诞生了。
1980年，我已经调到一个 社里成立一个编辑部，叫做三联编辑部，我成为三联编辑部的主任了，那么这个编辑部有一个读书杂志，我也自己地负责读书杂志的工作了，那么我相信我去，无非是因为我跟读书杂志那些老头，读书杂志是很多老头办的，功劳都应该记带这些老头身上，这些老头，为什么要读书呢，为什么叫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这些都是40年代时候的名字，他们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觉得应该恢复这个东西，所以呢，这有光荣传统在里边呢，
创刊号上发表了李洪林的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它其实是提倡一种健康的读书，就是没有行政障碍的读书，原来的标题是《读书也要破除禁区》。当时，文章一发表就引起轰动，读者在《读书》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中间有一位领导，非常支持，就是陈翰伯先生，他当时是出版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国的出版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当然没有新闻出版署了，地位就相当新闻出版署的署长，他支持，他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叫读书两周年，这篇文章，专门讲到了，我们认为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应该如何看，应该坚持，
陈翰伯先生当时已是全国出版行业的最高行政主管，但他还是四十年代办报的那种亲历亲为作风，亲自为报刊写社论。
我写了一篇文章，给他，我说应该如何，我们这个就是对读者一些应当如何应当，陈翰伯把我找去，很凶的，他说沈昌文我都想不到你，你怎么写文章教训读者，应当如何，我们没有资格教训读者，我们读书杂志是读者的朋友，你不应该说读者应当如何，你这是，那别见报，那你说你要写人民日报社论，你可以应当如何，你读书杂志你又不是党报党刊，你怎么建议人家如何，你要跟读者商量。
《读书》的两位主帅陈翰伯和陈原，一向被人称为CC，其中之一的陈原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曾翻译了很多文章，他对沈昌文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可他跟翰伯先生不一样的，他讲话温和，他老是暗示，提醒你，提示你，让你自己去领会，那么在原则问题上，当然他很坚决，可是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对一位老先生有点不恭敬，这文章来自中央机关的，后来陈元先生拍板的时候，我们读书杂志，允许讨论，允许提不同意见，可是不能够上纲上线，这样这篇就退了，我是不敢退
《读书》从站稳脚跟到成长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个特色，这就是：专栏文章、海外学人文章和青年学子新论。而这些特色的形成，不能不提到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冯亦代先生。
全靠了冯先生帮我们张罗这些文化界的，从泰斗人物开始，比如说钱锺书，包括年青学者，重要的就是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读书当年支持非常多的，董鼎山先生，那就是冯先生，冯先生在40年代在上海，做文化工作的时候的朋友，那么董鼎山先生的弟弟，董乐山先生，也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作者，这样我们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一直就是把一些老的文化工作者，结合起来了，
因为有了冯亦代先生的提携，《读书》才开始和这些学者挂上钩，慢慢地由陌生人变成了老熟人和朋友，周围的年轻作家也越来越多。当时一流的学者几乎都在《读书》杂志发表过作品，像吕叔湘、金克木、张中行、王佐良等，不仅要为《读书》撰文，还经常给编辑写信，勉励他们要保持自己独立个性，不为种种上上下下的流俗所影响。
比如说许国璋教授吧，我们也是冯先生给我们介绍的，我跟他，他是不断地都是这些老先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爱管闲事的，看了读书杂志就给你打电话，或者写信告诉你该怎么办，我最印象深的是有一天早晨，五点钟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先生那么早，超文，我现在才发现，我们这些人的念头过去错了，错在哪儿呢。我们只管学问，不管钱，我告诉你们这一代，你们还要管钱，要管经营，要不然你做不好文化工作，那老头大概有感而发，我估计是一个晚上没睡着，早晨五点钟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很受感动，
语言学家吕叔湘最关心杂志上文章的可读性。他不仅指出缺失，还不断表扬佳作，特别是积极表扬年轻人的文章。
我经常提到一位吕叔湘老先生，他是语言学家，可是呢，自从我去拜访他以后，我们就是非常熟了，他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指出来各种问题，帮助我解决各种难题，比如说我碰到新思潮，该怎么表达，他经常帮我，当然还有一些老先生，金克木先生，张中行先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新见迭出，佳作纷陈的时代。不管你谈不谈专门的学术，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是：新、奇、怪。于是《读书》的局面刚一打开，便面临一个思想性同学术性的矛盾问题。
读书就是从读书无禁区，每一个大问题上，表示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开头表示的比较笨拙，那就是因为领导上有一位朋友，也是领导，批评我们的话，叫哪壶水不开提哪壶，什么话别人不说你就说，我们以后改变了，不是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造成一种氛围，跟读者，跟学者一起来研究，当前要说什么话，我们为这个话，造成一种态势，situation，造成一种形势，提供历史资料，这就自然引出这个话头来了，这样就比较好说话了
《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它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可供他们躺着读，而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可以说今天许多一流的大学者就是看着《读书》成长起来的。
同期：《三联生活周刊》总监 朱伟
我觉得在整个的80年代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摇篮吧，怎么叫知识分子的摇篮呢，就是说它一方面，它是凝聚了一大批的当时活跃的知识分子，那这个和沈先生有很大的关系呢，就是他本身，包括这个我们三联书店的老总董秀玉女士，沈先生他们还有原来的他们，创办这个读书的老人，像这个范用先生，那么说，当初说整个的它是凝聚团结了一大批老中青的知识分子，凡是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都在他周围，好像是整个的80年代的中间，他一直在引领的这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潮流，那就是说，我们受他的这个培养和启蒙成长起来的，应该这么说。
同期：中国近代史专家 雷颐
在我精神发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那几年，可以说读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这个刊物，给了恐怕不至我，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个精神上的营养，就是说，从70年代大90年代中间，这个读书，这也恰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可以说读书它整个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上它是一个，他们说起来是要一个消闲的，一个可以在枕边看的，一个可以茶余饭后可以看的，确实它的文章多数都是给予这样，它在里边有思想、有观点、有内容。
1993年，社科院研究员雷颐曾经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人还会受尊敬吗》，十年后，他在一个读书频道网站上作嘉宾时，竟然有读者还记得这篇文章。
同期：中国近代史专家 雷颐
实际上以后在研究中国这个文体的这个史的时候，发展史、或者文学史或者文体的这个颜面的时候，我觉得恐怕会要提到读书这一个，它有一种很奇特的文体，所以我在这上写文章呢，就是说我写的那个学术，就是把自己的学术观点，用一种分学术的语言，或者是更通俗语言，表达出来，我觉得读书在这方面，好像开创了中国一个新文体，
同期：《读书》杂志原主编 沈昌文
碰到那个好时候了，所以读书杂志办得好，一个是有我们的老前辈，我刚才只不过，至少还有十个人，不一一细说了，第二呢，有这么多的读者，最重要就是符合了事实的要求，因为人们要求改革，要求讲新的语言，他们已经要求冲出来 所以这一来适合了他们的要求。
《读书》开办之初，老一辈的领导就十分注意向社会请教，1985年在沈昌文的倡导下，他们开始举办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活动。
同期：《读书》杂志原主编 沈昌文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启发，当时什么牡丹电视厂，开始搞售后服务，后来我想，你们可以售后服务，我们也售后服务，我们搞了一个服务日，每个月开头还把每个月的新书，出版的新书，弄出来，后来也没有了，后来就自己也不谈书了，就随便谈，有点像沙龙的味道。
《读书》编辑 吴彬
这个的话从氛围上来说，是我们沟通所有希望沟通的作者和读者，其实从技术上来说呢，也很占便宜，因为我们…非常大，而且效率非常高，我们要是一个一个，这么大北京城，一个一个去拜访作者，或者说跟某些学者去交流的话，这一下非常集中，我们就那天，一下午的时间，我们可以不停嘴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充实，
作家 陈四益
我是在读书上，跟丁先生合作那个作品，开始登出以后，我才到那个读者日去活动，头一次去就碰到一个笑话，就是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新白玉在读书上登的，那是用文言写的，所以当时冒出一个陈四益，大概大家也不知道是谁，但是丁先生大家都熟，所以那次读者日的时候，我去的比较晚一点儿，丁先生先去了，去了以后就有人问他，跟你合作那个老头是谁呀，因为一看说那个文字还用文言写嘛，大概总想总是个老头吧，那正好这时候我进去了，我进去，丁先生说你过来你过来，那个老头就是他，那时候我才40几岁嘛，当然虽不上老头，
大家哈哈一笑
1985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机构，《读书》随之也搬出了人民出版社，迁到了一个地下室，这就是当年的编辑室，如今已装修成了旅馆。1986年，沈昌文被任命为三联书店总经理，他也就自然成为了《读书》的主编，一直到1996年退休，整整十年。
原《读书》编辑《赵丽雅
实际上我觉得那时候上班就是一个很愉快的聚会，当然吃就是他在办公室里做，炖肉什么的，弄的挺香的，但是这是违反规定了，现在不提倡，可是那个时候就弄很有意思，就是气氛非常和谐，非常好，我们读书这么多年，就没有任何矛盾，同事之间非常配合，甚至就是一句话，一个眼色，一个什么都知道对方要干什么，这都是整个老沈营造出来这种气氛，
画家 丁聪
从七九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还在帮他们搞版样 每期我都在给他们设计 每次都有二十左右的题目 我要做 一般地说 像我们这么一个八十七岁的老头 还给他们在搞版式 恐怕是没有 但是另外一条 我跟《读书》有感情 跟这些姑娘们现在都姑奶奶了 她们对我也非常好
同期：《读书》杂志原主编 沈昌文
我没有赵丽雅的学问，也没有吴彬那样的交游广阔，我只能够在办公室里边，用一个电饭锅烧一锅红烧肉，到12点的时候，红烧肉熟了，香味出来了，于是把老丁什么都请来，咱们啤酒一开，红烧肉一吃，我就是办那个。然后喝完了，吃完了，喝一杯咖啡，我认为编辑部要变成像兄弟姊妹那样的，
1984年，沈昌文开始尝试着在《读书》上写一些小短文，叫《编后絮语》，因为每期杂志出版，总有几十封来信，每天看读者来信看出甜头，就不免浮想联翩，想用文字来和读者交流。
《读书》编辑 吴彬
因为他是借着刊物的话，是跟所有的人做交流，所有读这篇刊物的人呢，在不断的沟通，所以他想有一个什么东西想传达下去，他要借助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想，因为要保持读书我们这个读友的这种具有美感的媒体，然后又要在这个里头的话，把所有的思考的成果，各个不同学科，门类的学者，文化人，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想法，他们对这种，自己的这种思考成果，一种表达，要溶在一起，对于沈公来说吧，把他这个东西做到完美是他最大一种乐趣，
《读书》编辑 贾宝兰
曾经有好多说过，那时候读读书是从后边读，倒着读，先读编后絮语，它编后絮语倒是很浅白，不是拿那个，或者我在追求一种什么东西，比较放松，而且就是基本上他那种风格吧，比较随意吧，这种风格更符合读书的那种口味
沈昌文退休后仍然活跃在他所熟悉的出版界，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编辑生涯，他调侃的用二十个字来概括：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同期：《读书》杂志原主编 沈昌文
这20个字，字面上都是不应该提倡，甚至不应该允许的，不过另作解释，吃喝玩乐，再接着吗，就是要谈情说爱，因为我们要跟我们接触都是作者，都是我们学术界的人士，我们要跟他们有感情，要有爱，爱最方便的形式，其实我们编辑太方便了，是不是，比如说某先生，我们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一本什么书，很好，是吗，你明天给我带一本来，这不爱就建立了嘛，对不对了，钱锺书说过嘛，最好爱的办法，《围城》里边说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借书还书，
沈昌文自称是一个爱吵闹的人，虽然已年过七十，每天仍然背着双肩包，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街巷到处跑，赴各种饭局，探听各种出版情报。
同期：《读书》杂志原主编 沈昌文
我不是文化界的，说是文化界的，总是文化知识界的边缘人物，我非常欣赏现在一个词，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我到都知道，可是我不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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