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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初稿之后，熊召政兴致勃勃地把稿子分别拿给自己的几个朋友，看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作家 熊召政：
我第一稿写完了以后，我给两部分人看了。就是我故意想了几个不同层次的读者。一个是在机关工作的一个处长，一个是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教授，是教数学的，还有就是， 我过去的老家的，这种没有多少文化，就这样一种儿时的伙伴朋友。我故意把这个层次拉得很开。结果我就发现一个特点，说我这个书写得非常好的，是那个处长。那个我儿时的朋友说：你这个书蛮多我看不懂，这是他。那个教授说，我还得查字典，好多地方。因为他是教数学的。我就发觉我的受众，我的读者群很狭窄。这个时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说，你这个书可以出版。他不是说，赞赏你真写得好，他跟我讲你可以出版。我一听这不行，我就把这一稿，我后来过完春节，我打电话，我说我要重写。啊，他说你要重写？我说我全部推翻重来。
我原来是，每一件事情要求真实。往往因为更专注了历史的真实和重要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可读性和鉴赏性。你就是原本按照明史这样记录下来，你的小说在历史学家那里，也不会得到肯定的。因此， 你不要忘了历史小说最终还是小说，你一定要好看。
过于注重历史使熊召政损失了一年的时间和精力。相比较起来，二月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更加明确。用他的话来说，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我首先是一个小说家。
作家 二月河：
人物的一颦一笑，具体地在这个地方操作，这种实践中微妙的个性变化，这个应该是由作家来掌握的。这是我对历史小说的看法。我们看《三国演义》，最优秀， 最突出的地方是赤壁之战吧？那里面讲到诸葛亮借东风啊，做什么啊， 写成半仙之体，那也不会是史实吧？不会是真的就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但是那样的东西在《三国演义》里面，表现， 整体构思的时候，这些情节，草船借箭， 借东风，像这种赤壁之火写得那么神乎其神的，这种东西呢，倒是给了观众很多的，这种真实感。所以这种东西呢，它的变化是辩证性的。有些东西，你如果是按照这个，康熙他是留下来有《起居注》的，是吧？他每天吃喝拉撒睡，见了谁，他的一举一动， 一颦一笑，都是有记录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记录，然后把它翻成白话文去表现出来，那么谁还去看这个作品呢？所以应该是有守，有为。有守有为啊。
比如说十三爷， 是吧，很多女孩子给我来信啊，说喜欢十三爷，喜欢允祥这个人。这允祥， 这个人在历史上，他是不是， 就是一个贤王？是不是， 他当时就是那样一个个性？那不见得。但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我根据允祥他在历史当中起到的作用，在我心目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个性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在表现的时候，我就用这种个性注入到允祥这个形象思维当中去。变成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这个允祥，他才会可爱。如果你给十三爷照一个像，放在那个地方，那女孩子里热爱他的人不会多了。
历史真实也好，艺术虚构也好，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还是五分虚构五分真实呢？恐怕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和答案。历史小说归根结底还是小说，只不过文学的天马行空在这里还是要受到历史的规范和制约。
学者王春榆：
历史学家，跟这个文学家，他的思维是不完全一致的。史学需要你步步为营。我跟几个年轻人就说，史学和文学区别在哪？史学就是步步为营。一份材料讲一份话，走一步都非常谨慎。
历史小说往往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看法。以小说《三国演义》为例，一提起三国，人们马上想起的是小说中那些生动的人物和扣人心弦的情节。究竟会有多少读者去读史书《三国志》呢？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去追究每一个历史细节的真实。读者也越来越要求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这又为艺术的想象和虚构留出了一片广阔的空间。
学者隋岩：
重要的不是你叙述的年代，是你在哪个年代叙述。我们今天在商品化， 市场化的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心态是市场化， 商品化的。在这种环境下，那么作为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它一定要满足人们的那种休闲心理啊，那种消费心理啊，那种娱乐心理，才可能更有市场。
如果把历史的真实比作一根线，那么艺术虚构和想象就是这根线所系着的风筝。作家就是那个放风筝的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风筝放得最高，最好看。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许就是托起风筝的那阵风。而如果没有抓牢历史真实这根线，风筝就会失去方向和平衡，最终摔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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