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日落

央视国际 (2003年03月27日 13:33)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斐多篇》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而译者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杨绛为什么要在自己88岁米寿之际翻译这本书？她在书的后记和一次访谈中都谈到，她试图在做这样一件事中“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她试图忘掉失去亲人的痛苦，也可能试图为自己在精神上准备那已然临近的死亡。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她觉得自己又可以做其他的事了。

　　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它有如此奇妙的抚慰痛苦、安顿心灵的意义？而苏格拉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被判死刑？他的死有何意义？

　　《斐多篇》是柏拉图撰写的一篇对话录，苏格拉底自己并没有写过什么著作，他在西方思想史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的孔子。他的两个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记录了他的言行。色诺芬写了《回忆苏格拉底》和《申辩》等，柏拉图的对话大都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他们的作品生动地描绘了苏格拉底的生活、个性和精神风范。但最重要、最传神的还是柏拉图的四篇，描述苏格拉底最后日子的对话：展示苏格拉底在被起诉后讨论虔诚和公正的《尤息弗罗篇》，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申辩篇》、在狱中讨论公民是否可以越狱的《克利托篇》和在就死之日思索死亡和灵魂不朽的《斐多篇》。

　　《斐多篇》说的是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的一天，距离杨绛翻译此书两千四百年。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按照一个月前雅典公民法庭的裁决，苏格拉底在监狱中服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天早晨，他被除去了镣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被允许来看他。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在狱中学习弹奏七弦琴、学习作诗。但苏格拉底最爱的事情还是讨论哲学，那天他和朋友们讨论了一个人是否可以自杀，以及学习即回忆等问题，中心的问题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思考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灵魂是否不朽。

　　执行死刑的时刻到了，苏格拉底非常安详、平静地喝下了一杯用毒芹草熬制的毒汁，然后慢慢地走动一会儿，让药性发作。等到腿有点沉了，就仰面躺下来，执行者摸了摸他的双脚，问他有没有感觉，苏格拉底说没有感觉了，当毒汁到达心脏的时候他将死去。僵冷慢慢上升到苏格拉底的腰部，他突然说了一句话：“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医疗神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这是他最后的嘱托，当克里托问他还有什么事时，苏格拉底已经死了。美国哲学家梯利称苏格拉底的死为一次“壮丽的日落”。

　　有人把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的死相提并论。在苏格拉底死后四百多年，又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被称为“人子”的耶稣。到很晚人们才看到，这是两个震憾世界的死。也许正因其影响的深远，所以，这种震动要很久才能被人感到。在近现代表现得如此旺盛、富有生命力的西方文化竟然是以两个死为开端的：这两个事件中结合了理性与启示、智慧与信仰、认知与渴望、当下和永恒、有限与无限、人间与彼岸。那么活着的苏格拉底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从希腊人最推崇的节制、勇敢、智慧和公正来谈。

　　苏格拉底是一个懂得节制得人，无论寒冬酷暑，白天黑夜，他都穿着同样的外衣，既没有鞋袜又没有衬衣，甚至下雪天也总是赤足行走。晚上他把衣服一摊就是毯子。富有的亚西比德有一次要给他一大块地基来造房子，他说“假如我需要鞋子而你提供给我一整张兽皮，那不是很可笑吗？”面对琳琅满目的许多商品，他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么多东西我照样生活。”他的生活方式极有规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起时故能免于传染。他好像也极少需要睡眠，在《会饮篇》中，我们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别人都睡着了，他起来到河里洗了一个澡，照样过了一天，到晚上才去休息。智者派的安提丰说“一个奴隶这样生活也会受不了而逃跑的，而苏格拉底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

　　苏格拉底外表丑陋，矮胖、扁鼻子、阔嘴巴。他解释其丑说，如果不是献身哲学的话，这相貌就暴露了他本身具有的那些嗜欲的特征。虽然追随他的人很多，他始终不像其他智者那样收钱教授知识。他晚年一贫如洗，靠一些富有的门徒接济生活，他没有为此感到忧虑和恐慌，依然平静和坦然。

　　再说勇敢。在他参加过几次战斗，尤其是撤退中，他背着重兵器徒步走在最后，表现得极其从容和镇静，谁看了都知道这个人决不好惹。他在战场上救过亚西比德和色诺芬。

　　苏格拉底又是一个富于智慧的人，他知道自己乃至人类知识的某种限度。但同时又决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在他看来，“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苏格拉底思考起来也十分专注。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方站着不动，凝神默想，整整站了一天一夜。苏格拉底不是很关心政治，但当无可逃避的时候，他绝不因为生死祸福的考虑而动摇自己坚持正义的决心。他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拒不服从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命令。

　　当时雅典实行的是一种直接和全面的民主政治：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一个人是否要判处死刑需由公民投票来决定，这差不多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了。但它还是处死了一个有德性的爱智者，苏格拉底并不是个人独裁和暴政的牺牲品，一个合乎法律程序并且相当民主的法庭处死了他。这原因也许在于：民主的统治并不是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的统治，而多数并不总是拥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希望由一种深思熟虑的政治智慧来支配国家。哲学智慧与民主政治的冲突便由此产生了。哲学要求反省，而政治往往要紧急地行动，以解决迫切的难题；哲学要求彻底，单纯，而政治往往要妥协、混合；哲学渴望至善、最好，而政治往往满足于不坏就可以了；哲学要求完善，而政治则总是包含缺陷；于是造成了苏格拉底命运的悲剧。而这种冲突的根源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即它还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植根于人的差别性和共同性之中，人不可能不结成团体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种政治秩序，但人又是有天赋和志趣的差别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家注定是要孤独的，追求完善的人注定会孤独的，哲学家是少数中的少数。

　　苏格拉底死了，这是对雅典的一种抗议，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激，他必须在法律上忠诚才能在精神上反抗。他必须对法律说“是”，才可能对政治说“不”。雅典人也不是非要苏格拉底死不可，只是想要他闭嘴。而苏格拉底恰恰不能闭嘴，他宁愿死也不愿闭嘴。哲学是苏格拉底是神圣的，是最高尚的事业，是毕生的、可以生死以之的事业。苏格拉底死了。他没有想用哲学改造政治，他甚至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哲学体系。苏格拉底死了，他的死是胜过了生，就像“一粒麦子，死了，掉进土里，才生出许许多多的麦子来。”肉体不死，精神何以生？无人殉道，道何以大？他曾用“天鹅之死”向朋友们比喻了自己的幸福感受。

　　“天鹅之死”是悲凉的，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告别肉体的牢笼，走向永恒的、自由的、精神世界的开始，这是灵魂的最大幸运，所以苏格拉底坦然向死。早在刚一得知他被判死刑时，苏格拉底就说了：“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继续活着。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而在就死的那天他留给我们的遗言是：“尽可能少去想苏格拉底，更多地去探索真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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