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祭昆仑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25日 11:18)

　　1956年5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颁布了青藏公路沿线14个兵站的编制。于是，一片片洪荒之地开始了人类定居的历史；于是，在人与大自然旷日持久的顽强抗争中，也就有了一个个撼人心魄的传说。

　　春寒料峭，冰天雪地。

　　一支奉命从兰州出发的队伍，千里迢迢来到昆仑山下。白天，他们抡起铁锤，把支撑帐篷的铁桩打进千年的冻土；晚上，肆虐的狂风又把刚刚支起的帐篷连根拔起。他们只好爬起来重新捆扎，用牛粪烧化雪水浇在铁桩四周，使帐篷和大地冻在一起。几个炊事员用石块支起锅灶，铺开瓢、盆、碗、筷之类的杂用物品，青藏线的第一批帐篷兵站就这样建起来了。

　　1956年4月，兵站接待了第一批尊贵的客人——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这是陈毅元帅赴拉萨途经青藏线时唯一的一张照片，他身后的这顶帐篷就是兵站的第一代住房。

　　这里是风暴的巢穴，冰雪的故乡。年平均气温在零下17度左右，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多度。青藏线80%的兵站都位于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这里的鸟不会做窝，却会打洞。鸟洞，就是高原鸟类度过严寒的避难所。

　　就同高原鸟类一样，兵站的第二代住房就是像鸟洞一样的地窝子。这些依稀可见的痕迹似乎在诉说着当年那冰雪凝固的岁月。

　　这里是纳赤台兵站，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昆仑山麓，是天路的第一站。

　　每年新兵上线，站长李贵海都要在这木板搭建的兵站第三代住房前讲述前辈创业的历史。而在木板房旁矗立的楼房，则是沿用至今的兵站的第五代住房。

　　今天，这位昔日的“明星”站长因病退休，回到了生养他的黄土高坡。回首高原岁月，他有着太多的回忆和太深的眷恋。

　　这是李贵海的儿子，军校毕业生，也在青藏兵站部工作。而据我们所知，高原军人的子弟原则上是不再向高原地区分配的。

　　李贵海（时任纳赤台兵站站长）：我孩子是要求的，咱们要求去兵站部的。现在小孩愿意去，他继续在那儿干，为青藏线建设再做点贡献，我还是挺高兴的。

　　高原给了他情感，给了他荣誉，也给了他艰辛和难以磨灭的印记。他落下了病根，常常会两腿不听使唤地突然栽到在地。

　　同变香（李贵海妻子）：96年吧，那一晚上他栽了4次，他穿的黄裤子都栽烂了。

　　李贵海：我记得是那年第一次发作这个病以后，到西安四医大检查，当时有个教授给我说，这个病反正是很难治，也没个具体好的治疗办法，主要就是保养。到后面以后，几个医生都说，这个再过几年，这个下肢要瘫痪。哈哈哈……

　　李贵海在笑！他在笑对今后几年可能发生的一切！他把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高原，把生命创造的辉煌留给了高原，把儿子的未来也托付给了高原。

　　高原军人的牺牲远不止因高原性疾病造成的身体伤害，更大的奉献在于他们无时无刻不得不忍受着笼罩在高原上的那年复一年的寂寞。

　　10年前,一位记者到兵站采访，看到3个士兵踮着脚一动不动地趴在玻璃窗上，整整个把小时。原来，他们是在看窗外的一对山雀在寒风中打架。

　　这里是五道梁兵站。当年，慕生忠将军率筑路大军来到可可西里这荒无人烟的旷野。他指着远处横卧着的五道山梁说：“可可西里这个名字挺怪的，就叫五道梁吧。”于是“五道梁”这个颇具内地色彩的地名，一直延用至今。将军也许不会想到，他改变了这里的地名，却改变不了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五道梁并不是青藏公路全线的最高点，然而，它却像一个魔域,人到了这里就会有头重脚轻、昏昏欲睡的感觉。

　　某汽车部队干部：在五道梁，我们这里有那么一句话：“到了五道梁，不见爹和娘。”一到五道梁的时候，高原反应特别严重。

　　在这里，有一位来自中原大地的老兵。他是站里的送水车司机。可他整天闲不住，哪里忙，他就出现在哪里。

　　记者：你们领导说你是十年的兵了，干起活像个新兵一样。这是咋回事呀？

　　刘义：不管我在哪里，都要老老实实地干工作。

　　记者：你家属来过吗？

　　刘义：到过格尔木，来过一次。

　　记者：到过这吗？

　　刘义：这上面没有。

　　记者：你干什么不让她到这儿来？

　　刘义：这儿太苦了，不想让她来。

　　记者：为什么？

　　刘义：知道了怕她心疼。

　　这里是唐古拉兵站，是人类在地球上最高的居住地。它的海拔高度是5231米，相当于人们熟悉的泰山3个半的高度。

　　他叫韩生峰，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兵站里的一名锅炉工。1984年，17岁的新兵韩生峰怎么也没想到会摊上这个别扭的活。烧火时一身灰，放水时一身湿。炉膛火苗呼呼直往外冒，煤灰飞舞。一天下来，两只眼睛火烧火燎。

　　一天锅炉坏了，热水断流。韩生峰偶然看到一个满脸尘垢的汽车兵，拿着一个干馒头，蘸着冷水边喝边啃。然后满不在乎地搓搓手，拍拍身上的灰尘又驾车远去——这一幕重重地定格在他的心底。

　　从此，他开始守着唐古拉，守着这锅炉，守着这平凡的岗位，一守就是十个春秋。十个春秋他无怨无悔，十个春秋他没有回家过过一次年。

　　十冬腊月，远在陕北老家的妻子带着孩子来高原探亲，盼望着过个团圆年。可是，娘俩儿从旧年的除夕，一直等到新年的正月十五，妻子才见到丈夫，孩子才见到爸爸。

　　韩生峰（兵站部某仓库政治处主任）：总感觉是认为无怨无悔，为部队和过往车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感到心里面很安慰。

　　兵站不仅是汽车兵停泊的港湾，更是他们温暖的家园。西南边防部队进藏出藏大都要从这条路上经过，都要在沿线的兵站住宿就餐。

　　由于地阔人稀，通讯不畅，车队何时到达，就餐人数多少，兵站很难掌握准确的信息。所以，车队每次出发前，都要先行放一辆“单车”。这是一台肩负着特殊使命的军车——报饭车。这就是青藏线特有的持续了几十年的“报饭车”制度。

　　其实，有了“报饭车”，并不意味着兵站就能够定时开饭。由于路况复杂，气象无常，车队常常受阻，往往一折腾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

　　杨有旺（拉萨大站站长）：因为当时车况比较差，装备也比较差，路上抛锚比较多。一旦过了开饭时间，特别是凌晨以后，好多人员，驾驶员吃不上饭。为了解决这个实际困难，我们以五道梁兵站为主，首先开辟了夜间值班灶。

　　单独执行任务的汽车兵史达维，赶到兵站时，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整个五道梁兵站沉浸在黑洞洞的夜色里，只有“夜间值班灶”的灯光向他闪耀着。他正高兴时，突然间心里打起鼓来。原来几天前他曾“得罪”了这里的炊事班长张振兴。那天他的车停在不冻泉兵站，没有帮这位炊事班长把刚买好的200斤蔬菜拉到五道梁兵站。

　　史达维正犹豫间，值班灶的门打开了，他一看，正是这个炊事班长。炊事班长好像压根就忘了那回事似的，热情地把史达维迎进来，给他倒上了一杯热腾腾的开水。之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香喷喷的饭菜，端到了史达维的面前。热饭下肚，史达维不好意思地红着脸刚要开口，张振兴却说“别提那事了！谁还没个紧急的时候呢！下次来，我还给你做饭。”

　　史达维也许不会想到患有多种高原疾病的炊事班长，是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为汽车兵们做了一顿又一顿的饭。他也许更想不到，他吃的这顿饭，是炊事班长人生中在高原做的最后一顿饭。

　　很快，青藏线全线兵站都亮起了“夜间值班灶”的红灯。它像是世界屋脊夜空中一颗颗闪亮的红星。无论汽车兵们遇到冰雹，遇到风雪，遇到翻车，遇到抛锚，只要在茫茫的夜色中看到那闪亮的红星，就看到了生的希望，就像是到了温暖的家。

　　这里是安多兵站。8年前，新兵徐庆带着对军旅生涯的美好遐想来到了部队。万万没有想到，一纸命令把他派到了兵站炊事班。这就意味着充满理想的未来，要和这些 “锅碗瓢盆”纠缠在一起。

　　在海拔4600米的安多，做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由于缺氧和低气压，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被汽车兵们戏称为“军用馒头”。

　　徐庆（安多兵站副教导员）：当时，我看到兵站站长经常批评班长。他说你看你那个主食班，天天蒸的馒头，要不就蒸黄，要不就压死。我当时听了，我就觉得难受。能不能改进呀？我想了很多办法，实验有半年时间。

　　他买来了大量的有关烹饪和面食制作方面的书籍，想从理论上弄懂在高原上做饭和内地究竟有啥不同。经过反复的实践，他终于摸索出了门道儿，开花馒头成功了。

　　距安多兵站125公里的唐古拉兵站，还有一位被称为“蛋糕大王”的炊事班长刘会峰。在人类最高的居住点上，他已干满了整整十个年头。有人计算过，经他的手做成的蛋糕如果摞起来，早已超过了脚下的唐古拉山顶。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下厨房，也是他做最后一次帮带。

　　记者：这是你在唐古拉兵站最后一次做蛋糕，也是最后一次切蛋糕了，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刘会峰：心情当然不希望是最后一次，还希望多做几次。我已经把所学的都教给他了，他也挺认真地学，已经可以单独烤，我在旁边看着，可以了。他都很有信心。

　　刘会峰即将告别军营，重返故里。10年的高原岁月，凝结了他与唐古拉永不分离的情感。在挥手告别这片蓝天白云时，他把这世界屋脊上的最高兵站留在了一生的记忆里。

　　“山至高则无高”，这片高地已和热血男儿的血肉之躯融为一体，铸成了一座永恒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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