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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剧院，下午五点）
张丹丹：后边压住，踩，你拎着屁股干什么？往下踩呀！小胳膊肘，踩，踩，为什么老是单腿落地呀？就每个就往前，每个就往前，每个就屁股松着，脚推呀动力腿……
解说：广州芭蕾舞团成立在1994年，当时的张丹丹和一些演员因为看到自己生存条件的窘迫，演出与市场严重脱轨以及体制死板落后等现状而萌生了自己成立芭蕾舞团的想法。因为广州是张丹丹的家乡，而且经济相对发达，张丹丹决定就把团建在这里。她没有想到，她的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市政府的肯定。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遇到了困难。
张丹丹：我们在"中芭"这么多发烧的，大家都很有想法很有追求，都在那做梦，都在描绘这个蓝图。要是我们自己有条件成立一个这样这样的芭蕾舞团，它一定是有这样这样的作品，有这样这样的人编舞。我们自己可以搞什么样的作品，然后我们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组织什么样的演出。然后我们要搞什么，把世界芭蕾舞比赛搞到中国来，我们要跟世界接轨。我们绝对是聘任制的，不能跳舞的人绝对不能站在舞台上，去亵渎观众、亵渎艺术。
但是等你真说到广州来，没有一个人跟我来的。我大哭一场，真的是大哭一场。就说在我心里头，应该是能做这件事情的。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品位、有这个水平能够做这件事的人，一个都不来。
解说：因为大家知道，芭蕾是个无底洞。而且十年前，在事业单位尤其是文艺团体，实行聘任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张丹丹给自己下了一个赌注，她辞了职，彻底离开了她曾经梦寐以求的"中芭"，带头成为广州市文化局的招聘人员。同时，她也从市政府那里争取到了"广芭"能比其他芭蕾舞团高两，三倍的工资政策，以及相对独立自由的演出环境。这样，终于有人愿意过来了。
张丹丹：吸引演员在这儿工作的，一个是我们本身艺术创作，演员来了以后我们能跳舞，我们有的是舞给他们跳。艺术生产，演出。再有一个演员年轻的时候，能跳足了的时候你必须，等于就咱们用俗话说你还得给足了。不给足了你拿什么跳足了，大家觉得假如说我努力干，我被"广芭"需要，我为"广芭"做出贡献，那肯定它会一年一年跟我续合同。我干到这个时候我可以拿着这个钱，我可以去转行，我不用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单位里。因为他待在别的单位里，他已经看见这些老的，看见他们的前辈们，最后就这么失落，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他已经看得见了，他们也想去做一件看不见的，就是充满了挑战的一个这样的机会。
解说：这是"广芭"最早的一批演员，当时他们租住在市疗养院的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但是这些年轻的心被张丹丹理想中的芭蕾王国激励着，也是在这里，张丹丹和比他小十五岁的演员由于这个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
然而，张丹丹说，把一个高谈阔论的理想在现实中一点一点地付于行动，是一件比想象和谈论它艰难千万倍的事情，而身为团长的她也不得不肩负着许多她以前不曾习惯接受的事情。
张丹丹：因为我原来我在"中芭"的时候我只会为一些事情着急，就是没有脚尖鞋，要演出了你还不给我脚尖鞋。因为"中芭"那时候很困难，脚尖鞋都是群舞演员演出的时候才有，主要演员你实在什么就保证你排练有脚尖鞋，也是个钱的问题。我就会找团长去，我说没有脚尖鞋就哭，一说就哭，一说话就脸红。到了"广芭"以后你没有办法，比方说签合同，签合同就跟打仗一样，就是有方法有策略有什么。那些演员说为什么不给我涨钱？为什么不给我们请好教员？为什么不给我们涨工资？我要跳那些为什么不能跳？包括平时就是你比方有书记，他们也不跟书记说话，他找你说话，他觉得你能了解他们专业人的心态，他可能讲的东西你能懂。那很多东西就，半夜三更你都会接一个电话，他们又吵起来了又打架了，又什么事情了你就要去扑火去。
解说：而且，因为有着市场化的压力，广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还必须从社会上筹集，这更让张丹丹在很多事情上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
张丹丹：以前没事我张丹丹会对着那些愿意出钱的那些人陪他们说话，跟他们说芭蕾舞怎么回事，从猴怎么变成人说起。费很多的口舌让他们去明白，你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以前我可能不可能做这些事，但是后来觉得你必须去做。
朝乐蒙（张丹丹的丈夫）：她做的很多事情离这个艺术不是那么近现在，可以这么说。其实我有时候很心疼，因为每天在这儿在团里面，看到她老是她那个人是很精神，其实每天回到家以后跟片纸似的，就这样，飘在沙发上躺着，连说话的劲都没有。
张丹丹：我以前看很多东西我会很敏感，很容易感动。能够自己内心有一片很可爱的一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就没有的。我说我的心千千结，变成一个铁疙瘩。就是伤了又结上了，伤了又结上了，最后就变成一个就不容易被很多事情打动。但是我不喜欢这种状态，我希望我自己是容易感动的。因为你假如说搞艺术的话，你不被生活感动，不被人、不被艺术感动的话，你就变成一个行政长官，你就不可能搞好艺术。
解说：张丹丹说，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她学会了变通，虽然这个变通她不喜欢，但为了"广芭"和芭蕾，她愿意改变自己。而在现实中，支撑她实现这种改变的，张丹丹说，其实是她总能在这个集体里看到一些和她当年一样热爱芭蕾的孩子，她在她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十八岁的陈暄来团已经3年了，是张丹丹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张丹丹：她就是以芭蕾舞为生命的，你要不让她跳舞她要死的，就跟当时张丹丹一样。我觉得太可爱了，她就觉得她这辈子要是不跳舞的话，她没有活着的意思，成为她的生命。我也会为那些演员感动，就包括我老公、包括佟树声、包括周刚什么这些，他们完全可以在国外待着，他们愿意回到这儿来。他们觉得在中国他们被需要，他们那种乡愁那种文化的气息，他就是会跟中国人会弥补他这种内心的需要。
（友谊剧院，下午七点）
张丹丹：我觉得一个艺术种类之所以大家最终要接受它、要喜欢它的话，它还是要靠好的团体、好的演员、好的艺术家、好的编剧、好的作曲、好的编舞、好的演员去呈现在台上，人家才会觉得你有存在的必要，你有活下去的必要。要不人家看你干什么，跟吃喝拉撒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想。但是我们很希望成为人家一种需要，假如你芭蕾舞真是有某一种东西能够满足人家这一种方面需要的话，你做得这么棒、做得这么精彩、做得这么有时代感有生命，照样会有人喜欢的。
大卫·维尔科斯（《舞姬》总导演）：古典芭蕾表现的都是离人们的生活很遥远的事情，观众不知道他们的角色从哪里来，只是觉得她很美。虽然演员知道她们的动作是什么意思，但观众却不明白，她们的动作为什么要那样跳。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让舞蹈演员学会怎样去表演得让观众很清晰地知道她们的意思，用芭蕾特有的舞蹈语言。因为在电影里，角色可以说话。他可以说，我对你很生气。但芭蕾舞里不可能说，我对你很生气，他只能通过身体来表现。
（晚上八点，《舞姬》演出正式开始）
张丹丹："广芭"我希望最终是走成一个股份制的一个团，比方说艺术家他是艺术上的投资，社会整个地参与进来，它就有一个旺盛的生命力了。现在我们还是在政府身上，政府在支撑着我们。我希望是这样一种体制，其实在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在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包括以后能看见这个团能够在，比如说国家大剧院建立起来，"广芭"能够进去，比如说在巴黎歌剧院在美国大都会，林肯剧院演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我的心愿。
（晚上九点，演出结束）
张越：我们经常会责备物质的繁荣会给精神的繁荣造成挤压，其实我们别忘了，物质的繁荣也会给艺术的发展带来滋养。我个人对张丹丹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我愿意听到她说，同事们都知道我爱跳舞。所以只要有我在，不管是跳主角、跳配角，不管是正式的还是替补的，我在那儿演出就一定能开始。我想对于一个职业女性来说，这是一种很高的职业境界。于是我就回忆起小时候看一个电影叫《红菱艳》，那个电影讲一个特别爱跳舞的女人，一直跳、一直跳到死的故事。我记得里面有一句台词，从我听到的那一天我就没敢忘记过。别人问这个女主人公，说你为什么要跳舞？她非常平静地微笑地反问说，你为什么要活着？对她们来说，跳舞不仅仅是职业，还是爱情，还是信仰，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这就是艺术家，这就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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