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问]专访以色列工党领袖佩雷斯 

央视国际 (2004年05月24日 14:11)

　　CCTV.com消息（高端访问）：

　　

2004年5月11日到12日，11名以色列士兵在进攻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被炸死，与此同时，还有12名以色列军方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遭到伏击身亡。这是自2000年9月28日巴以爆发流血冲突以来，以军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星期。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平静安宁的生活，以色列人也不例外。

　　看着流淌的鲜血和生命的逝去，以色列人无法保持平静，即使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已经重复了半个多世纪。

　　2004年5月15日晚，15万企盼和平的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拉宾广场举行大游行，强烈要求以色列单方面撤出加沙，并与巴勒斯坦进行谈判。这次大游行是由以色列左翼各党派发起的。作为在野党的元老以色列政坛的经典人物佩雷斯又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有分析认为，在巴以关系的关键时刻，被称为“中东和平设计师”，“巴以和平希望”的以色列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是绝不能被忽视的。

　　水均益：目前是世界安全问题中的一个转折点，对巴以冲突也如此，对巴以之间的和平谈判也是一个转折点。

　　佩雷斯：在过去我们和巴勒斯坦曾经达成了一些和平协议，以色列政党也曾经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社会包括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巴以冲突只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你们国家有一国两制，而我们希望有一制两国。我们和巴勒斯坦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里的两个国家，我们不希望永远生活在流血冲突中。如果我们能在未来达成和平协议，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实现和平呢？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完全抹煞过去我们所犯下的错误。比如以色列推出了非法定居点这一策略，这是错误的，与中东和平路线图不相符。而巴勒斯坦的错误在于他们纵容恐怖组织杀戮我们的人民。

　　现在双方都在努力弥合我们过去的错误，所以现在还很难讲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有句话叫做“地理因素造就国家策略”，但我认为是“人们行为造就国家策略”。

　　西蒙·佩雷斯，一个80岁的老人，他为以色列建国立过汗马功劳，见证了巴以冲突的历史全过程，他深刻地了解巴以这两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他也深刻地了解那个与他争夺国家利益的政治对手。

　　水均益：事实上我告诉您我采访次数最多的那个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有许多称呼，以色列总理沙龙称他为敌人，美国政府称他是中东和平的障碍，而您曾经视他为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合作伙伴，那他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呢？是障碍、是敌人还是伙伴？

　　佩雷斯：他不属于这中间任何一个角色，他是一个犯了太多错误的人，最终他不得不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但我不否认阿拉法特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他在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意味着所有的恐怖意识都要终结。而阿拉法特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成立一个国家是地下秘密恐怖组织的延续，所以我说选择他作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就是一个错误。以曼德拉为例，曼德拉也是革命的领袖，但是当建国以后，南非的军事冲突就结束了。阿拉法特的行为造就了阿拉法特的悲剧。但阿拉法特周围的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物。巴勒斯坦的前总理阿布马赞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现任巴勒斯坦总理库赖也非常了不起，所以我认为出现问题他们要责怪的是阿拉法特而不应该是我们。阿拉法特应该是巴勒斯坦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以色列要解决的问题。

　　水均益：所以如果您有机会再次担任以色列的总理，您不会与阿拉法特进行和谈，也不会把他当成和平伙伴，是吗？

　　佩雷斯：我没必要跟他谈，因为现在我完全可以跟库赖谈，再让库赖与阿拉法特进行交涉，我为什么要和阿拉法特谈判？我与他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也许以色列人对阿拉法特的态度是固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对他的态度，美国人认为他撒谎，认为他将巴勒斯坦的财力用到了错误的领域。他犯了太多的错误，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水均益：但是他过去曾是您的朋友、您的伙伴，您曾经和他一起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励，并与他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奥斯陆协议》。

　　佩雷斯：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是他应得的，我始终这样认为，他在1993年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切无法掩盖他的错误，这并不是由于我对他的个人看法，而是由于我们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更合适的人进行和平谈判。我也认为应该进行和谈，尽管以色列国内有许多批评，但我始终认为我们应该与巴勒斯坦人进行合作，即便是以色列的右翼分子也主张谈判，因为我们无法继续生活在恐怖和战争里，这一切对以巴双方来说，付出的代价都太惨重了。

　　巴勒斯坦，一块神圣的土地，一块充满暴力的土地。一片由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入住的疆土。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大宗教神灵的共同庇护下，这块土地本应该是一片祥和的景象。但是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仇恨，战争和鲜血。

　　巴勒斯坦，这块神圣“土地”的归属，成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两个民族冤冤相报的根源。

　　追溯历史，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三千多年前就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也曾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公元前960年前后，犹太人在这里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公元135年，罗马帝国在残酷地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以后，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并将犹太人逐出了巴勒斯坦地区，自此结束了犹太人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的历史。

　　犹太人苦难的历史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掀起了反犹太人狂潮，

　　1896年，奥地利犹太水均益西奥多·赫茨尔在出版了《犹太国》一书，他认为摆脱犹太人苦难得惟一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犹太建国论深深的打动了正在欧洲遭受苦难的犹太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600万犹太人遭到希特勒纳粹的灭绝性屠杀。战争结束后，在耶路撒冷犹太教第三圣殿残留的西墙前，无数的犹太人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建立犹太国家不仅成为一个坚定的信念，而且成为犹太人遭受巨大灾难之后的一个共同的行动。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宣布：“今天，英国对以色列的统治结束，我宣布我们在古老的以色列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政权，这就被称为以色列政府”。

　　水均益：您是以色列建国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您还记得1948年5月1日以色列建国那天的情形吗？您当时在做什么？

　　佩雷斯：我在本·古里安旁边，他是我们以色列国家的缔造者，我当时是负责以色列国家军事力量的建立，当时要我要管的事情很多，其中也包括负责海军的成立。

　　水均益：我记得当时人们都哭了。

　　佩雷斯：是的，许多人都哭了，还有很多人在街上唱歌跳舞庆祝建国，他们非常高兴。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2000年来得不到独立，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其中包括遭到德国纳粹的屠杀，当时我与本·古里安站在一起，看人民欢歌笑语，他对我说：“你看他们今天在跳舞，而明天却又要卷入战争了。”他当时的心情并不像以色列人民那样轻松，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战争，我们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事实的真相。我们甚至没能享受到一天独立的快乐，我们遭到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攻击，我们武器不足寡不敌众，许多人都坚定地认为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我们供给不足，人马不足，没有人向我们提供武器，当时的情况非常艰难。

　　水均益：我很惊奇，您和本·古里安总理竟然预见到战争的来临。

　　佩雷斯：准确地说是本◎古里安预示到了这场战争。

　　水均益：战争确实第二天打响了。

　　佩雷斯：是的，七支有组织的军队向我们发起进攻，而我们甚至没有一支可以称之为军队的力量，我们都是一些不正规的队伍。

　　水均益：您当时是否意识到这场战争会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吗？一共五场中东战争，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佩雷斯：没有，这对我们也很意外，我们也在艰难摸索，为什么我们能赢得战争，却无法赢得和平，赢得和平比赢得战争更加困难。但是如果不赢得最终的和平，战争将会一个个接踵而来。

　　被称为以色列政坛常青树的佩雷斯，曾经这样形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关系，他说“如果事情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只居住着一个民族，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然而，现在是一块土地上住着两个民族，因此和平相处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划分两个国家，或者像苏联一样实行联邦制。”如佩雷斯所预见的那样，将同一片土地视为故土和家园的两个民族，相处之道也外乎两种方式，要么战争，要么和平。若干年过去了，我们不幸地看到巴以两个民族从一开始就选择以鲜血捍卫各自的利益。

　　水均益：如今想想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不是真的无法避免？战争真的是惟一选择吗？

　　佩雷斯：对阿拉伯人来说可能是这样，我们以色列人并不是这样认为，我们不希望有战争，当时本·古里安总理已经决定接受联合国分治决议，虽然决议中给以色列留下了很少的土地，只有45％，55％的土地都划给了巴勒斯坦人，让他们建国，但是他们拒绝了，他们没有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却转而向我们发起了进攻，他们有军队、有国家，而我们什么都没有。起初以色列人认为联合国的决议非常好，对以色列来说，最好就是别发生战争，但不幸的是战争还是发生了。

　　水均益：50多年来，我注意到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强调战争是必须的，对你和以色列人民来说，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在1988年的时候，当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组织宣布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您曾经说那段时间是您人生中最沮丧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后来而又是什么使您发生了后来的转变？

　　佩雷斯：直到1977年我们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当战争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是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就像在和平时期，能做的就是相互妥协。实现和平的惟一方法也是相互妥协。本·古里安总理在战争胜利后，曾多次向阿拉法特建议共谋和平，停止战争，但是阿拉法特都拒绝了，因为阿拉法特害怕自己被暗杀。

　　当我们认真审视巴勒斯坦一方时，我只信任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其中一个就是库赖，因为我与他多次进行严肃交涉的时候，他也是非常严肃。而阿拉法特却总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他现在也是这样的作风。每次他站起来发表讲话的时候，我的天啊！总是不知所云，他讲起话来，既不像埃及总统萨达特，更不像南非总统曼德拉。阿拉法特他所运用的语言都不是和平的语言，每次他发表和平言论的时候，第二天就还会发表一些威慑性的言论，这就是问题所在。

　　西蒙·佩雷斯，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就生活在阿以、巴以的冲突之中，作为前国防部长，他曾坚决地主张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巴以之间的土地之争。然而事隔30年，佩雷斯又被冠以了“中东和平设计师”的美名，但是就连他的朋友也不免要问：佩雷斯是如何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武装保卫以色列”转变为积极推动和平进程的呢？

　　水均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称您为鹰派人物，但逐渐地人们发现您发生了变化，由一个斗士转变成一位和平的使者。

　　佩雷斯：在没有机会实现和平的时候，我是鹰派人物，但如果有机会实现和平的时候我就会成为鸽派人物。所以就我而言，准确地说，并不是说自己发生了变化，而是局势发生了变化。当我的人民和我的国家泥足深陷的时候，我们必须奋起反抗，因为如果失败了就意味着我们命运的终结，但是一旦我们发现和平的可能，我们会以同样的精力和同样大的决心去争取和平。我所进行过最成功的谈判并不是与阿拉法特，而是与约旦的国王侯赛因国王进行的，与他，我们在1984年的时候实现了和平，但是这一结果遭到了以色列右翼分子的反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不停地在努力，寻找和平的伙伴，

　　水均益：在您的政治生涯中，您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性的事件，也曾经看到许多实现和平的机会。比如《戴维营协议》、《奥斯陆协议》以及亚喀巴峰会。您认为是什么让巴以最终错过了这些和平的机会。

　　佩雷斯：首先请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实现过和平，我们与埃及实现了和平、与约旦实现了和平，我们是惟一一个要和五个国家谋求和平的小国。对我们来说这还不够，我们还给埃及他们所有的领土和所有的主权，我们对约旦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也还给了他们土地和主权。但问题到了巴勒斯坦这儿，我们却不得不被分割。有些以色列人说我们必须给巴勒斯坦人土地，而有些以色列人却反对，直到现在我们才有意识地统一起来，但问题在于当你为和平而谈判的时候，你的谈判对手不光是你的敌人，还包括你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会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让步，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利益坚持立场。在战争中如果你赢得了战争你就是英雄，但是如果你达成了和平，你却成为了众矢之的。因为国内的民众会认为你做出了妥协与让步，所以在与巴勒斯坦人进行和谈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赢得太多的和平。在战争中你必须赢得绝对的胜利，但是在和平状态下你就得小心了，因为和平就像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丈夫和妻子，如果双方在家庭的种种问题中都想赢得百分之百的控制主动权，那就会引起无休无止的争吵，那家庭就会破裂。

　　在亲眼目睹了以巴半个世纪的流血冲突后，西蒙·佩雷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意识到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战争作为国际关系的手段之一已经变得不再可取，他认为战争只能导致生命的死亡和激起新的，连续不断的战争。

　　在看到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签订了第一个阿以和平协议以后，佩雷斯看到了和平的曙光，这一丝曙光给予了佩雷斯解冻巴以“坚冰”关系的勇气。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佩雷斯的全盘策划下，1993年9月13日上午，美国白宫的南草坪上，佩雷斯和阿布·马赞分别代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文件上庄严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掌声中握起了阿拉法特的手，并朝后退了半步，向阿拉法特做出了朝向拉宾的动作。这两位被看成“终生死敌”的人手握在了一起。此时，创造这个历史瞬间的设计师，刚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佩雷斯，就站在距离阿拉法特和拉宾两三米的地方。

　　水均益：在1993年8月21日那天，那天是您71岁的生日，阿拉法特给您带来了一份惊喜，阿拉法特他同意签署你们在奥斯陆达成的协议，当时你是否会意识到这将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刻？

　　佩雷斯：是的，我意识到这将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似乎有点疯狂，我们秘密签署协议的那一天，我们去了奥斯陆，打算举办一个秘密的庆祝会，还准备了香槟，在协议签署之前，有10个犹太男孩在黎巴嫩被杀了。我打电话给拉宾，对他说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感受，我们在这边举行庆祝活动，但同时我们的人民却惨遭杀害。拉宾对我说：“继续进行你们的活动。”，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们放下了香槟酒，直接签署了协议（没有香槟酒），是的，没有香槟酒，但是我们签署了协议，没有香槟酒庆祝的协议总比光有香槟酒而没有协议强。

　　水均益：就在您在华盛顿签署《奥斯陆协议》的时候，我非常想知道您当时的心情，因为全世界都关注着两个常年为敌的双方将手握在了一起。拉宾和阿拉法特站在一起，而您站在他们旁边，但事实上是您亲自签署了这个协议。

　　佩雷斯：对拉宾来说，与阿拉法特握手确实是艰难的一步，他一直将阿拉法特视为敌人、杀手和恐怖分子，他没法原谅他。事实上拉宾根本就不想去华盛顿，最终我们决定让我去和阿巴斯共同签署这项协议，但后来克林顿总统给拉宾打电话，对他说：“你必须来。”，拉宾考虑了一会，决定亲自去。但是就在他去华盛顿以后，也没做好与阿拉法特握手的准备，他几乎是在克林顿的强迫下他才握的手。拉宾与阿拉法特握手之后，他在我耳边轻声说：“现在轮到你难受了。”他摆脱了煎熬，现在轮到我去受煎熬了。我的感觉与拉宾不同，我对阿拉法特比较了解，我认为起码阿拉法特是有勇气的，现在我批评他做了许多我们无法忘记的错事，但是他自己从没否认过自己错误的行为。

　　水均益：您内心是否为您为那次协议的签署所付出的努力而深感自豪？

　　佩雷斯：不,我内心很感动。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挽救我们的人民，这不是一个个人成就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在我们进行和谈的时候，我曾经对拉宾说：“我俩的年龄加在一起超过140岁了，而这次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了我们的后代，未来不只是属于我们，我们目标是为了挽救我们后代的未来，我相信拉宾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这一代必须从事的事业，而不仅仅是我们俩儿个人的事业。”。

　　在中东和平的进程中，佩雷斯与拉宾的名字就像是一对孪生子，以和平之名结成了盟友，在他们的从政生涯中，他们经常交换着主角位置，经常是一个人担任以色列总理时，另一个人则是内阁中的左膀右臂。但是在以色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佩雷斯与拉宾之间的历史关系也可以用战争与和平来形容。

　　水均益：您刚才提到拉宾总理，你们二人能够为了和平并肩作战，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据我所知，你们二人关系并不和谐，在当你们在一个党派和一个政府内共事的时候，他经常指责你。有故事说：在你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有时会拍案而起，反对你的言论，今天您是如何看待您与他的合作和关系的？

　　佩雷斯：我们的政党曾经分离过，我负责一支，他负责另一支，所以我们之间的争吵并不涉及个人事务，而是关于政治主张。我们的冲突曾经非常激烈，有时候在争吵中我会赢，有时候他会赢。就谋取和平这个目标而言，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伙伴了，但是如果不是和平这个目标，我也找不到比他更激烈的对手。所以我们决定和平相处，我们决定共同努力，要知道如果想与外人谋求和平，就必须首先实现内部的和平。所以我们之间实现和平相处有助于我们与外人实现和平。

　　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成为了巴以和平的一个里程碑，佩雷斯出色的政治外交才干为世界所称道。仅仅一年后，1994年，拉宾在佩雷斯签署《奥斯陆协议》的地方，与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约旦签署了结束两国战争状态的《华盛顿宣言》，迎来了两国间多年来渴望的和平。

　　《华盛顿宣言》更大程度上是拉宾亲自导演的，奥斯陆协议则主要是佩雷斯的杰作。在拉宾与佩雷斯这两位已为古稀之年的老资格政治家之间，到底谁更有资格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当时有报道称：“最好是两个人同时获奖，如果拉宾获奖，而佩雷斯落选，那将是个悲剧”。

　　水均益：说到您荣获诺贝尔平奖，那次可以说是诺贝尔奖的一次例外，有三个人是获此殊荣，这里面包括了巴以冲突中的双方代表，当您获提名的时候，您是否想到自己真的会获奖？

　　佩雷斯：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获提名了，直到挪威大使给我打电话之前我才知道自己得到提名了，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惊喜。

　　水均益：您如何看待那次获奖？您是否认为那是您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顶峰吗？

　　佩雷斯：我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评判成就的标准在于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得过什么奖，所以关键在于你是否做出了正义的行为。奖牌的确光鲜无比，当人们提到你曾获得过什么奖的时候，或许会将你的功绩有所夸大，但是你所要做的不应该只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你终身追随的事业和目标。

　　诺贝尔颁奖晚会的乐声依稀还在佩雷斯的耳边萦绕，佩雷斯憧憬着能与拉宾总理共同携手将巴以和平推入正常的非战争的轨道。

　　1995年11月4日晚8时，10万以色列群众聚集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会。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拉宾和时任外交部长的佩雷斯都出席了集会。

　　拉宾关于和平的讲演引来了整个广场的掌声。

　　拉宾转过身来和站在身边的佩雷斯紧紧拥抱在一起。但是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拥抱却成了他们只见惟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拥抱。

　　集会当晚9点40分左右，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

　　刚刚与拉宾拥抱过的佩雷斯在几十米外听到了枪声。

　　水均益：在拉宾总理被刺的那天，我想你当时肯定不在现场，您在几分钟之前提前离开了。

　　佩雷斯：是的，我们本来是要一起离开的，但是保安人员说，这样会导致针对我们的危险袭击，这种袭击不是犹太人向我们发起的，而是阿拉伯人，所以他们建议我们分别离开。就这样，我与拉宾永别了，拉宾本应该在我之前离开的，但是我叫住了拉宾，建议他与活动的主办者大声招呼，拉宾当时突然意识到了，对我说：“天啊，我差点忘了。”，于是他就走过去和对方打招呼，而我就照计划离开了，我走到我的车前，我和拉宾的车并排停着，我问身边的人：“拉宾呢？”，他们告诉我在那边，他当时在离我50米远的地方，接着，我上了车，就在我管上车门的那一刹那，我听到了3声抢响，我的保镖非常警觉，过来扑在我们的身上保护我，把我带离现场。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没有意识到拉宾成为这次刺杀的受害者。那个杀手起初就站在离我1、2米远的地方，他本来是想要暗杀我的，但是很明显，他最终改变了主意，打算把我们全都杀掉，所以他先暗杀了拉宾，接着还想暗杀我，但是在他向拉宾射击以后，他被抓住了。几分钟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拉宾被暗杀了。

　　水均益：在那个可怕的事件发生之后，电视上连续多年播放当时可怕的场景，你害怕看到这些场景吗？

　　佩雷斯：不。

　　水均益：每当你看到这些场景时，你的感受是什么？

　　佩雷斯：在战争中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拉宾的逝世对我和我的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惨剧和沉痛的打击。我感觉仿佛也人将我一刀劈开成为了半个人。

　　1995年11月6日，在肃穆的拉宾葬礼上，佩雷斯扶着拉宾的灵柩，沉痛而又坚定的说到：同期“永别了，我亲爱的兄长，和平的英雄，从今天直至将来，我们向你生前所求索的那样，也像你的离去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样，继续承担伟大的和平使命。”

　　佩雷斯在悲痛中接任了拉宾未完成的以色列总理一职，但有人说佩雷斯是中东和平的设计师，而拉宾才是和平的决策者。但是拉宾的突然故去让无数的人对巴以和平产生了疑问，在佩雷斯一个人的努力下，失去平衡的中东和平之路能够进行到底吗？

　　水均益：拉宾遇刺后，您是否觉得自己在和平的道路上成为了一名孤独的勇士？

　　佩雷斯：不能用孤独来形容，而是形单影只，拉宾遇刺后我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拉宾的死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把本应还给阿拉伯人民的村庄和城镇还给他们了？我的答案是不。不论为此我们会付出多少眼泪和血的代价，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履行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承诺。所以我做了三件事，我将640个村庄6个城镇还给了巴勒斯坦人，允许他们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地区内进行自由的选举。通过做这些事情，我在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但是对方阿拉法特又是怎么做的呢？尽管我们交还了他们的村庄和城镇，他们还是掀起了又一轮恐怖袭击。40个人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遇害，我去了现场，看见满地的鲜血和一些支离破碎的尸体，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冲我叫喊着：“叛徒、杀手，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第二天，在特拉维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又有20几个人在公共汽车上遇害了，我赶到现场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冲我叫喊“叛徒、杀手”。他们觉得我应该为此负责，我打电话给阿拉法特对他说：“事情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了，如果你不停止恐怖袭击，就不可能继续进行和平进程，我们做出了常人无法做出的让步，将你们的土地还给你们，让你们能够自由地选举，但是你们却还依然进行恐怖活动。”。于是阿拉法特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吧！”，他以为他能够劝阻哈马斯和吉哈德继续进行恐怖袭击，跟他通话以后，事情依然没有进展，恐怖袭击还在继续，最后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如果再不停止恐怖袭击，我们的协议就此终止。

　　就这样，阿拉法特才开始采取措施打击哈马斯，杀了一批人，恐怖袭击才停止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我在竞选中失败了，因为人们认为我还给了对方村庄和土地，却依然没有制止恐怖活动。据说阿拉法特后来为此还哭了，但是我在竞选中失败是个事实，我无法再继续为和平进程而努力了，这也是阿拉法特的错误之一。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耶路撒冷。

　　宁静，安逸，祥和。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既能看到以色列人，也能看到巴勒斯坦人。

　　在他们的生活轨迹中，我几乎感受不到流血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征兆。

　　水均益：总理先生，中东在我看来似乎被拽入了悲剧的魔咒，总是没有最终的胜利，您认为在这悲剧后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佩雷斯：这不只是一场悲剧，而且是一个宿命，是中东的宿命，这是由于一帮总也不满足的人们，他们总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为此目标他们时而征战，时而争吵，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同时生活在中东这片土地上，这就是悲剧的结果，也是悲剧产生的原因。我们本不该有太大的野心，但是恰恰是因为人们心存太大大的期望和野心，才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乱、流血和苦难，我认为这很不好。

　　水均益：中国还有一句哲学名言叫做“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对此怎么看？

　　佩雷斯：我也知道一句类似的话是这样说的，既然能燃起烛光，为什么要愤恨黑暗呢？一点烛光就能驱散黑暗，所以不要因为黑暗而愤怒，寻找烛光吧。

　　策划：马丽君

　　编导：马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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