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如何做好电视深度报道
————以《村官的价格》为例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30日 15:18)

　　深度报道是新闻报道的一种重要的报道样式，近年来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迅速发展，出现了《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节目，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社会意义与影响已有目共睹。同时，电视深度报道也存在一些缺陷，使深度报道的优势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以下，笔者以《新闻调查》的获奖节目《村官的价格》为例，结合自己做编导的实践，就如何做好电视深度报道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

　　一、从选材来看

　　选材是制作节目的第一步。“好的选材是节目成功的一半甚至是（成功比例）80%”，这是日前《新闻调查》制片人王猛在中国传媒大学讲座时的肺腑之言。虽然有点夸张，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选材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深度报道的选材要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其一，准备报道的事实读者多大程度上关系到读者的何种利益，能引其关注；其二，事实要包含多项新闻价值，有较强的新闻性；其三，事实内部包含复杂的关系，有展开的空间和看点。

　　《村官的价格》就题材来说，完全符合以上条件。首先，报道农村基层选举的对农题材，能够赢得广大农民收视群体的关注；其次，选题有重要性、接近性等重要新闻价值。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村的稳定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农村民主制度改革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因而落实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就有重要意义；第三，“重金选村官”这一违背常理之举，背后肯定蕴藏着不为人知的政治、经济、人际等方面的复杂关系，内容有充分的挖掘空间；因此，在选材方面《村官的价格》赢得了成功的先机。

　　同时，反思我们当前的电视深度报道现状，节目选题同质化、狭隘性严重，媒体集中报道宏观政治经济类、都市生活类、前沿时尚类（名人轶事）、 灾难事件类题材，对问题最多、数量最大的农民生存现状以及其他边缘题材的关注远远不够。拿近年来盛行的法制类深度报道来说，几乎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开办了专门的法制频道，但是报道的题材无非是各种刑事或民事的大要案、奇案、疑案。而对民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其他法制事件关注很少，例如对儿童、农民、民工等急需法律知识的带有普法性质的题材报道很少。而这三类群体，他们接收信息、思想引导和娱乐生活的主要媒介就只有电视，所以这种题材选择的局限性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媒介资源浪费这么简单，更是一种社会文明层面责任的失落。

　　选材的开放问题，对于电视工作者来说（无论是深度报道还是其他体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肃问题。

　　二、从采访来看

　　深度报道尤其是调查类报道，题材本身决定了事件的复杂性和采访的艰难性。由点及面、就面论点、拨开迷雾探真相的基础是出镜记者和编导要有充足的相关知识储备。此外，出镜记者（编导）还要有冷静的思辨能力和娴熟的采访技巧等综合素质。就《村官的价格》而言，主要体现了深度报道记者如下的采访素质：

　　1、采访当事人的次序技巧

　　首先，从被采访对象的衣着、神态及采访环境我们可以看出，此片对所有采访对象的采访都是一次性完成的。这需要充足的准备、深厚的采访功底、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公关技巧。尤其是在对负面人物采访时，这种技巧尤为重要。因为往往在这种时候，记者能采访的机会只有一次，一旦一次性挖不到所有需要的事实材料，对于片子来说，轻则有败笔的遗憾，重则可能功亏一篑——直接因逻辑不明或事实不清而夭折。

　　如果事后想要靠解说来补充，不但没有可信度，甚至可能引发新闻诉讼。这就是我们业界常说的不可原谅的错误——“缺元素”。

　　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采访技巧便是要先采访除了关键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知情人，即第三人。拿到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找到其中的问题关键点和矛盾点以后，再根据采访难度和重要程度不同，反向安排采访顺序。据我的推测，在此片中，柴静先是大量采访了群众，接着采访了村支书，然后是竞选失败者史某，进而是王某，最后是电话采访选举监督的地方官员。这样，众口铄金，柴静从群众口中已经基本掌握了事情的真相（选举前后），并通过追问获得了一些细节，就有利于对主要采访对象进行针对性地提问和追问。

　　例如：通过采访群众得知，选举当天，钱被拿到选举台上，村支书就站在台上，所以当采访中村支书就此予以否认时，记者连续追问两次“钱怎么上来的呢？”，村支书说谎者的身份就此揭穿，同时也说明了他所说的其他话都是需要考量的。这样，从逻辑上来推论，在某些问题上，即使当他与另两位竞选者说辞一样，还是不足为信。

　　2、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倾听艺术

　　深度报道中，很多被采访者是带着掩盖真相、为己辩护的目的和压力上台的，他们往往非常警觉且有强烈的“表演”欲。记者此时要做的就是倾听，给其充分的表达空间，不要轻易的进行否定。这样的好处便是，其一，对方说的越多，暴露的线索就越多，有利于记者抓住漏洞，进行追问；其二，通过采访其他人，及运用有事实依据佐证的解说，观众可以得出真相。对方表演得越冠冕堂皇，其欲盖弥彰的丑态暴露越多；其三，这种生动的说辞非常真实，人物性格活灵活现，新闻性专题节目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3、客观的立场和态度表达

　　在深度报道中，记者是以内幕揭露者的身份出现的，被采访对象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牵扯，一般不愿意说出真相，这时采访者客观态度的表露就非常重要。第一，唯有如此，采访才能顺利进行。如果记者带有主观判断进行提问，会使本就敏感的被采访对象反感甚至敌视，进而不配合采访，甚至拒访；第二、客观的报道立场乃是新闻工作者职业之根本。记者的使命就是客观记录历史，而并非自己进行评判。如果带有主观倾向，不仅是对采访对象的不尊重，也是对观众的不尊重，更是对新闻职业的不尊重。因为观众心中自有评判，历史本身也自有彰显，带有主观色彩的采访是诱导，而不是报道，真实性会大大折扣。

　　4、设问追问及时恰当

　　设问就是根据已掌握的事实来推测，明知对方怎么回答，故意提问，使其亲口说出本身是事实同时也是记者想要的话。这种借口说话的做法作用有三：其一，由当事人叙述事情经过，构成全篇的叙事结构，可信度远胜于记者自圆自话和后期解说；其二，对方说出的话，作为铺垫，便于记者进行质疑和追问，而对方自己说出的话无法轻易食言，只能被动应答。其三，借口说话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增加观众注意力，便于节目叙事清晰、主题明确。比如，在群众叙述钱用箱子抬到竞选台上的情景后，柴静故意设问，“你能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吗？”，引出对方朴实而生动的回答“钱嘛，就是钱嘛！”再比如，纵观全片，我们可以看出记者在有意识的强调“价格”这个中心话题，为此，她刻意提问村民“你们拿到这个承诺书之后先看什么？”对方回答“先看谁的钱高”，很好地强化了主题。 　

　　5、充分发挥街坊的魅力

　　街坊看似简单，作用却很大。首先，街访操作性强。作为没有直接利益影响的知情人，群众的回答最真实可靠，也比较容易接受采访。同时由于是大众群体，记者可选择的采访对象范围广，有利于实地操作。

　　其次，街访作为专题重要构成元素出现。新闻专题节目，一般都是有是非争议的，正反两方面的因素都要给予一定的话语权，使其展示公开的辩论。否则，只有一方就会有片面之嫌。一般来说，在新闻专题类节目中，只有访谈节目对此要求有所放松，如《面对面》，因为在此类节目中，扮演另一方角色的是主持人自己，他通过提问说出另一方要表达的内容。其他节目类型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要具备，不可或缺，尤其是针对事实争议较大的调查类节目，这就是业界常说的节目“不能缺元素”一说。

　　6、采访方式灵活多样

　　第一，灵活运用三种表达历史的方法。旧事重提的常用方法有五种：⑴找事发现场别人拍的影视照片资料及文字记载⑵到事发现场拍遗址、遗物，配以解说⑶现场当事人、目击者、知情者⑷主持人到事发现场运用语言和行动进行报道⑸模拟性扮演重现现场。在此片中，记者综合调度了⑵⑶⑷三种采访方式。例如，在叙述竞选台上公开发钱的过程时，记者找到一位目击者（群众老人），并且一同来到事发现场(发钱现场)，由老人在现场走动、比划着描述当时的情形，产生真实生动的现场感。

　　第二、以平等的方式进行对话。一个典型的情景是，柴静坐在村头的砖块上与采访对象“等高度”的进行目光、语言以及情感交流。这种平等的方式产生了一个顺畅的交流场，传递的不仅是谈话内容、更是一种尊重和信任感，被采访对象就比较容易做到知无不言。这让我想起了此片的姐妹篇——同样题材的新闻专题节目《大官村里选村官》，著名记者胡劲草的很多采访就是坐在街头砖块上完成的，此片荣获1999年法国蒙特卡洛电视节的纪录片类"女神"银质奖。

　　三、从摄像来看

　　业界有一句话叫做“记者得罪了谁也不能得罪摄像”，这话虽然说得不是很恰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很好的说明了记者和摄像师的鱼水关系——记者的一切思想都要借助于摄像师的再现和再创造来表达。尤其是电视深度报道中，一方面，作为电视节目，画面和声音是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叙事元素；另一方面，作为深度报道，题材复杂导致的采访难度，迫使很多采访的画面、声音摄录只有一次机会，这对摄像师的要求极大，直接关系到节目的成败。

　　《村官的价格》的成功，摄像师的出色表现功不可没。拿刚才的例子作代表，在描述竞选台上公开发钱的情景时，被访老人在现场突然从大后方径直走向前面的竞选台，摄像师迅速跟进，画面始终平稳且画面构图良好，拍下了老人连说带比划生动叙事的画面，极具感染力；

　　在整个节目中，摄像师采用了多种拍摄角度和手法，比如展现该村时的全景远摄，对采访对象多采用“过肩镜”等等。在细节上，对承诺书的特写镜头，被采访对象的面部表情和手势的特写的抓捕与展现等。

　　我们还可以看出此节目是双机拍摄，拍摄时两个机位一前一后，带来画面景别和角度的丰富多样。在一些回顾性的叙事过程中，刻意让其中一台摄像机入画，增强采访的现场效果。这些表现都需要摄像师扎实的基本功和很高的职业敏感。而对于一般的深度报道来说，由于资源有限，采访只能有一台摄像机上阵，这对摄像师的要求就更高、依赖性更强。

　　四、从编辑结构来看

　　深度报道以内容的深度导致的复杂性，极易造成节目的拖沓冗长、节奏缓慢，线索不清，要想弥补深度报道的这种先天不足，就要在节目的编辑结构上下功夫。

　　《村官的价格》节目的结构编排十分巧妙，有效的避免了拖沓冗长的不足，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运用典型的设置悬念的手法，开门见山。通过采访村民得出村官的“价格”高达数千元，同时伴随说明的是此村经济状况并不好，即是个典型的穷山村。这就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想知道这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人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买村官。但接下来编导并不急于将此谜题点破，而是给三位主人公 (村支书张某、两个候选人王某和史某) 大量的空间来充分展示——叙说事情的经过，体现各自的性格。编导并不死死揪住出钱的原因来做文章，促使观众带着疑问不断往下看。

　　2、前后呼应。在片子开头部分，对当事人原村主任史某做背景介绍时，提到他的一个身份特点——承包了该村村办煤矿。这就设置了伏笔，使后来的买官原因“为煤矿”顺理成章，且前后呼应，全篇浑然一体。另一方面，为了悬念的设置，记者又不得不尽量淡化“煤矿”这个因素，所以只用了几笔，轻描淡写地完成了背景介绍。如解说中这样交待史某的出场“现年46岁的史明泽是老窑头村上届村委会主任，6年前承包了老窑头村村办煤矿，并在河津市买房居住。他是本次选举的正式候选人之一。” 反过来，我们也可得出一个结论：开篇的人物背景介绍不是随意的身份说明，铺垫设伏笔的重要作用在此完成。

　　3、大量同期声和直接对切的妙用。本片极少运用解说，很多时候解说仅仅就是一句话。大量的同期声充实结构全篇。针对同一问题提问，把观众、史某、王某及村支书的回答进行对接，谁是谁非一目了然，说谎者冠冕堂皇、搪塞推脱的丑态一览无余。例如，村支书否认选举会上看见钱“我不知道”，编导只用一句解说，“对于现场展示的现金，选委会主任说是没看见，但是史明泽却向我们描述了他当时经历的另外一幕”就把另一个当事人带进来对村支书的回答给予质疑 ：

　　同期声：史明泽：王玉峰那个钱亮相了，你这个钱亮相吗？

　　记者：说这话的人是谁？

　　史吉堂：书记，史吉堂，选委会主任。

　　4、紧凑连贯。整个片子节奏紧凑，和谐连贯。节目开头，运用了典型的演播室概述设问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兴趣“如果有人告诉你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有人愿意花近两百万元去竞选一个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你会相信吗？这件事前不久就发生在山西省河津县下化乡老窑头村。”接着，在简短的介绍完该该村的选举背景后， 迅速切换到了选举的核心问题“发钱”，将其作为切入点，直接深入到问题的关键，在以后的谋篇布局中都紧紧围绕这个核心展开全方位的调查。这种类似于倒叙的结构编排，在悬念吊起观众的胃口以后，按事情的正常发展逻辑顺次展开事实，自然而顺畅，符合人们的收视习惯和接受心理。

　　5、巧妙的运用“抖包袱”策略。“抖包袱”是一种阶梯递进式的电视节目结构方法，因像我国章回小说、传统评书中的“抖包袱”、“卖关子”得名。除了做到了全片的连贯顺畅外，此片的另一大亮点便是能够根据事件发展过程不断的设置“包袱”，而慢慢“抖包袱”的过程便是吊着观众胃口往下看的过程。“抖”完一个“包袱”的同时，另一个包袱也同时产生，这样连续质疑，层层剖解，片子始终充满了悬念的张力，充满兴奋点，在遥控器操纵“平均每6秒换一次台”①的媒体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里，这一点对于栏目的收视率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村官的价格》，开篇就设了一个大“包袱”——选村官发巨款，接着通过采访说明贿选的钱是如何在二人的竞争中逐渐抬高为200多万的“巨款”的，这就是“抖包袱”的过程，解决完“巨款”出现原因的同时，另一个“包袱”也出现了，即二人为何愿意出此高价来竞选，然后编导并不直接分析原因，而是把发钱的过程娓娓道来，在这一个抖包袱过程的结尾揭示了本质——为村里煤矿而贿选，而这种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这其中各类人群的利益之争又是不断诞生的一个个新的“包袱”，这样节目就以无限的悬念吸引着观众持续观看。

　　五 、从存在的不足来看

　　1、背景知识没有升华

　　背景包括宏观背景即新闻事件发生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观背景即与新闻事件、人物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微观背景即事实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一般说来，深度报道要想达到“由点及面”社会共性层面的警示意义，对背景知识的利用至少应该上升到中观层面。

　　《村官的价格》中关于贿选只是介绍了微观背景，即浅尝辄止地说明贿选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承包集体煤矿，而没有上升到中观背景，没有指出在当代农村，这种村干部利用公职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是否是普遍现象，是否有相关法律或制度对此进行规制，集体资产承包制是否应该有内部人员避嫌的机制等。而这类背景知识的挖掘才是解决节目中问题的根本所在，整个节目的社会价值也由此提升。

　　2、矛盾点单一，揭示不够全面

　　央视著名制片人孙玉胜说，深度的实质是新闻事件与社会、人的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复合体”。 深度的破解也就是将事实分解，分析事实形成的大小环境、原因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②因而深度报道中事件产生的原因就会是多层面的。报道时除了重点的报道主要矛盾外，还应尽量做到平衡，揭示事件反映的其他层面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各种问题的解决，报道的综合效益也随之增大。

　　《村官的价格》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很大的败笔。节目只是抓住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权利缺乏制约、失衡的问题来做文章，却忽视了农村中涉及到集体资产（本片中的村办煤矿）的各方利益之争等矛盾点，如村里每年上千万的煤矿承包利润与给村里上缴八万元的尖锐矛盾以及在选举中体现出来的村支书与众村民的矛盾等。

　　3、问题的揭示并不能取代问题的解决

　　业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深度报道的价值不在于问题的解决，而在于问题的揭示，此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前提是问题暂时没有正确的途径解决，揭示的意义正是为了引起注意，促进有关部门行动起来，探寻解决之道。而如果传媒通过科学取证，有能力对报道中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定性、并提出解决措施又何尝不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做法呢。而且从深度来说，挖掘出问题解决的最终结果也是深度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

　　作为央视的品牌节目，从人力、物力资源来看，《村官的价格》制作者应该有能力对节目中的不良现象给以定性结论。即便是节目本身不方便做出主观评价，也可以采用借口说话的方式，采访相关专家、有关行政部门人员来剖析节目所反映的问题，指出惩戒措施和治理办法。而《村官的价值》仅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河津市对此事件的调查结果作为论证是远远不够的。

　　笔者认为，对各种事实的归纳分析，揭示事实间的联系，提炼出的最高价值信息在于如何治理和惩戒不法行为，引起社会的警示作用。

　　4、 后期编辑策划的作用没有实现

　　较之其他报道，电视深度报道的内容不可预测性更大。很多时候到了事件现场，会发现很多新元素，前期策划的指导作用不大。这时，节目采录回去后就要发挥后期编辑策划的功能。根据节目的蕴涵的价值量，编辑规划具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规模，如策划组织后续报道和系列报道等。

　　深度报道报道方式形成的文本分为两大类：一独立文体的深度报道，既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预测性报道。二组合文体的深度报道，即整合报道、系列报道。③一般说来，组合文体的深度报道，由于报道全面、持续时间长，比较容易形成轰动性的社会效应。这一点纸质媒体做得比电视媒体要好。著名的《大兴安岭的警告》深度报道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我国深度报道史上的经典。而电视方面的这种有意识地对重点选题策划并形成规模效应的报道并不多见。

　　例如，《村官的价格》在后期编辑时（当然是在前期采访全面的前提下），就可以对题材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全面审视，挖掘事件本身各方面的症结和事件在社会层面的代表意义，可以做成上下集，或者可以再在全国搜集同类反映农村问题的题材，做成一个5集或7集的农村问题系列报道。这对引起有关部门关注、解决我国农村的种种问题有建设性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个对农报道的很好的尝试。目前对农报道太少，作为农民的最主要的接收信息和娱乐的工具，电视传媒有责任为其提供有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的节目。

　　注释：

　　①/③邱　晨：《人性化科技的6个风向》，载于《新周刊》2006年第2期

　　②姜创庭，如何操作深度报道，载于《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①《村官的价格》，《新闻调查》第三百三十八期，2003年10月20日

　　②石慧敏，成就调查的“深度”，来源：人民网，2005年4月25日

　　作者：林丽臣 中国传媒大学 电视与新闻学院 研究生

责编：王丽华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