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调查性报道与和谐社会的创建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30日 15:16)

　　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尤其是电视新闻调查节目起步较晚，可发展迅猛，现今已成为媒体不可或缺的新闻节目形态。在西方国家，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又被称为“揭丑”报道，一般专门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政府里的黑幕、大企业的罪恶交易以及黑社会的内幕等等。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都可谓是调查性报道的代表性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此类节目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必将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品质，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大局，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现如今活跃在屏幕上的主要有北京台的《新闻透视》、上海台的《1／7》、中央台的《每周质量报告》等，而可以视之为这方面代表作的应该算是央视十年前开播的《新闻调查》，因此本文也将主要以此为标本来探讨调查性报道应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这一实践和理论上的问题。

　　一

　　电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出现并走向日益繁荣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首先，在政治层面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主进程的加速，社会的开放度和宽容度越来越大，一些原来尚属秘密级的事件和现象也逐渐地可以搬上屏幕，成为民众审视和判断的对象。这源于党和政府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也体现了对民众知情权的尊重，这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并不是现如今的贪官增多了、事故频发了，而是我们公开报道的多了，问题解决的多了，社会透明度增强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定要先发现问题和正视问题的存在，调查性报道在这方面无疑责无旁贷，于是应运而生。

　　其次，在社会层面上，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折、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毋庸质疑，改革开放使中国这辆饱经沧桑的列车驶入了快行道，扑面而来的除了新鲜的空气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从未经历的困惑与烦恼。一方面，新的体制一时还不可能被所有人痛快地接受，人们对似乎是一下子涌现出来的许多新观念、新事物还存在着困惑与顾虑，需要媒体予以解疑释惑。另一方面，新的体制制度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和完善的成分，还仍然需要一个逐渐磨合和适应的过程。改革产生的新鲜问题也许只有在改革进程之中才能逐渐消解，这也需要时间，当然也需要作为“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媒体及时地予以关注和预警。一切的改革其实都是利益的再分配，这就难免会触动一些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也必定会招到他们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反对，这同样需要媒体及时深入的调查性报道。

　　再次，在个人层面上，利益主体的增多，必然带来对调查性等深度报道的迫切需求。当代的中国社会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因此引发了受众在急剧的社会变动和开放的社会联系面前，表现出旺盛的信息需求，求新、求变之心表现得尤为强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封闭、稳定，人们与外界联系较少，外界变动对其切身利益影响也不大，这使得整个受众群体信息需求不旺。但随着向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过渡，整个社会处于较剧烈的变动期，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可能涌现出新的事物、新的现象。社会变革的深入和社会交往的增加，使外界环境变化与受众自身利益的关联度日益加强。这就带动引发了受众强烈的信息需求，使之急欲及时准确地了解外界最新变动，因此也带动了受众对新闻媒介的接触频率大幅度地上升。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里，所谓“资讯决定生存”。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国家包办，但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政府、企业、家庭、个人都成为了相对独立的决策主体，拥有各自的决策权，决策主体的增加也就产生了对相应的决策参考信息的需求。今天的中国受众，求知欲更强，敏感度更高，眼界更开阔，这无疑给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最后，从电视媒体自身来看，调查性报道受到重视也是媒介竞争的需要。“不容否认的是，调查性报道也是一个行业。一本调查性报道的图书深入地剖析问题和事件，它的回报就是书籍成为畅销书。一篇引起公众关注的调查性报道能使杂志销量立竿见影地飙升。在由观众收视率来评价电视节目优劣的时代，电视台通过系列调查节目可以吸引观众，增加自身的商业价值。” 传统观念认为，电视长于迅捷及时而又声画同步的消息类报道，但其线性传播的特点又成为其进行深度报道的桎梏。但调查性报道的出现日益改变了人们的偏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拓展，每一家媒体也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单位，也需要在保证宣传舆论导向正确的同时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显而易见，刊登调查性报道能够给受众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媒体是消费者利益的代言人。这正是媒介的目标：通过调查性报道在媒体与受众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长期的联系，培养读者对媒体的忠诚度。

　　二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以揭露丑闻为己任的调查性报道往往会成为执政党或现行制度的讨伐者甚至颠覆者，在西方就往往沦为不同政党或者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私而相互攻讦和指责的锐器。更有的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经济利益而专门搜奇猎怪，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这些显然已经背离了调查性报道的初衷，在伤害受众利益的同时必将也损害媒体自身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特别要突出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问题。”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实现，是人类发展的理想阶段，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从表面上来看，调查性报道似乎是和谐社会中一个不太和谐的音符，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相抵触甚至矛盾的成分，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二者却应该也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一，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一切新闻媒体都属于国有，这就从源头上决定了新闻媒介不属于哪一个利益团体，其存在价值不仅是监督预警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的耳目，更要成为党和政府舆论宣传的喉舌。虽然当前的媒体也在进行着程度不同的转制和改革，也有着份量不等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创收任务，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媒体属性不变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媒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

　　第二，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和大众公共空间，理应担负起创建和谐社会氛围的责任和使命。在社会和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为了维护大众的利益，“有必要采用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充分揭露不为公众所知的种种内幕。改造环境的前提是充分认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丑闻的揭露有助于社会的改良” 。揭疤的终极目的不为了现丑，而是为了疗伤。尤其是在中国，国家、媒体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是可以统一的。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新闻传播事业每天通过大量的关于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行政行为和个人品质的公开报道，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的揭露批评，刊载公民关于政府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实现监督政府、监督环境的功能。”

　　第三，从新闻媒介自身来讲，公正准确地报道也是确立媒介权威和公信力的需要。一味地猎奇炒作，在短时期内也许可以制造一些轰动效应，带来部分现时的利益，但从媒介长期的发展来讲，却无疑是有害的。因为受众不可能永远受到蒙蔽，更不可能长期追寻着泡沫的花边新闻。在西方新闻史上，也曾经有过一段“黄色新闻”泛滥的时期，但最终取而代之的还是严肃而又有深度的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新闻媒体要想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否有公信力起着决定作用。如果说公信力是权威、品牌的综合体现的话，调查性报道对媒体确立权威、树立品牌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

　　那么，又该如何来实现调查性报道与创建和谐社会的有机统一呢？

　　1. “时”的把握。电视是空间的艺术，也是时间的艺术。无须赘言，新闻应该强调时效，而调查性报道在注重时效的同时，还要兼顾好时机、时代、时尚、时段等因素。

　　时机。新近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现象理应成为消息类新闻的关注对象，但并不意味着自然地成为调查性报道的选题。时机把握不好，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起到负面效应。“这决定了调查性报道在选题上，要更加注重时机，讲究效果，适时的报道能够带来深刻的社会影响，敦促事件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发展，也备受历届政府的关注。2003年年初，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多年以后，三农问题重新被列入了当年的一号文件。借着这阵春风，《新闻调查》就连续制作了《村官的价格》、《选举现场枪杀案》、《无果的种子》、《天灾人祸》等节目，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时代。鉴于时代的限制，一些问题也许确实现实存在，但问题的本质当时可能并未显现，或者问题的解决可能还需假以时日，简单地报道出来也许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就需要把握好调查性报道的时代特点。

　　时尚。时尚也许对于大多数受众都是需要的，尽管其表现形式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除非面对的是复古主义或怀旧主义者。电视是一个相对时尚的媒介，既传递引领着时尚，也不断制造着时尚。尤其面对着不断涌现的新新人类，调查性报道也需要在保持品格严肃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包装以时尚的元素，并以此与时尚类杂志和网络媒体争夺受众。

　　时段。电视栏目的播出时段当然不可能是由栏目自己所决定的，但是播出时段对一个栏目来讲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所谓的黄金时间，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类节目都有自己的黄金时间，比如调查性报道等深度报道的黄金时间也许是在晚上十点以后。在这个时间，热热闹闹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儿童也基本睡去，所谓的“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人群才刚刚有时间静下心来坐在电视机前。当然，安排的时间太晚也不利于观众的收视，因为即使是最核心最热心的观众也很难为一档电视节目苦苦等候。照此来看，《新闻调查》现在的播出时间并不太合理，首播安排在综合频道本来就莫名其妙，还是周一晚上的22：39，而其他的四次重播时间也只有新闻频道周日晚23：10还差强人意。孙玉胜在《十年》中还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新闻调查》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不可比的因素之外，播出不准时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准时的播出能够培养出忠实的观众和他们的约会意识，进而辐射随机的收视，聚拢人气。

　　2. “度”的标准。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的问题，所谓无过无不及。具体讲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平衡。和谐本身就是一种平衡。调查性报道要讲求一种时间上的平衡，即在一段时间内，若集中报道一种现象，就会暗示人们这种现象已经相当严重而普遍，当然，若事实如此，借此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人们的关注自然功德无量，但也许所报道的都是一些个案，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切例证其实都是不完全的归纳，这时就需要掌握一种平衡。空间和行业的报道也是同理，一段时间内集中对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进行揭丑性的报道，无疑会给人一种该地区或行业不太良好的印象。同时，还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

　　平等。在《新闻调查》记者面前，只有被调查者这一相同的身份，没有尊卑贵贱之别。要本着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的原则，平等地对待新闻事件中的每一个人。

　　平和。《新闻调查》的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对事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事件可以有故事性，叙述当然也可以保留悬念，但不能单纯为了节目的好看而故弄玄虚，以辞害义。帮忙而不添乱。

　　3. “品”的追求。 还是以《新闻调查》为例，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应该具有不同的品性、品质和品格。

　　品性。作为一个产品，就应该具有能够区分于他者的独特品质，特点决定了风格，个性化的存在才能木秀于林，在日益激烈的新闻大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新闻调查》而言，如何区分于《焦点访谈》、《面对面》、《每周质量报告》、《中国周刊》等栏目，可能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品质。一档电视栏目，能够找到风格鲜明独特的定位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在竞争残酷、克隆日盛的今天，栏目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一个品质的竞争，如何在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赢得持久的注意力，品质自然是关键。

　　品格。传统的观念认为，新闻是易碎品，但简单地用来衡量调查性报道，比如《新闻调查》，可能就不尽然。一些优秀的节目，直到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甚至审美价值，从而成为传颂的经典。况且，在对时效性要求并不是分秒必争的前提下，调查性报道也理应制作得更加完善和精致，讲求一点传播的艺术，争取做到必视性和可视性的完美统一，这将在作品品质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传播效果的提高，从而把一个新闻产品或作品向着艺术品的方向努力。

　　社会需要媒介监督，人们需要知晓新闻真相，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以《新闻调查》为代表的调查性报道理应大有所为，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

　　注释：

　　《调查性报道》（第2版），［美］威廉·C·盖恩斯著，刘波、翁昌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当代世界新闻事业》，李良荣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童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现代电视新闻学》，叶子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现代电视新闻学》，叶子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3页。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孔令顺

责编：王丽华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