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电视媒介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30日 14:52)
一.公共政策的本质和内涵: 1
二.电视媒介有利于在构建我国社会的公共空间 2
三.电视媒体有利于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2
四.电视媒体有利于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 3
五.电视媒体促进我国转型期的公共管理事业发展 4
一.公共政策的本质和内涵:
在现代社会,公共问题层出不穷,愈加复杂,性质越来越严重,解决和处理也更趋艰难。政府为了解决和处理公共问题,达成公共利益或公共目标,所发出来的原则、方针、策略、措施和办法就是公共政策。而政府如何及时发现公共问题,提出行动方案,制定公共政策,从而化解问题,以保证国泰民安,这是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责。
公共政策的本质是指最能体现公共政策内涵的根本属性。公共政策本质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公共的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反映;公共政策是政治管理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公共政策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阶级力量的变化。由于公共政策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所以任何国家和阶级在制定自己公共政策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同时,公共政策也体现了阶级的意志、利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统治阶级,其公共政策的本质有明显的区别,但都是作为统治阶级国家进行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政策体现了无产阶级意志和利益,也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公共政策是社会阶级利益的表达与执行,同时,它又服务于社会总体发展。国家负有管理社会事务方面的职能,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总是力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有秩序的范围内,努力创造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此,国家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科技文化事业,管理某些社会公共事务,从而使国家履行管理社会事务方面的职能。
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政府等公共部门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维护社会公正,协调公众利益,确保社会稳定发展的措施与手段。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必须立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从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各种行为规范。离开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变为某些个人、团体、阶层谋取私立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坚持公共性。即要做到在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二是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
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所以,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就是指公共政策是政府等公共机构进行公共管理的途径与手段,评价一项公共政策的好坏,主要标准就是看它实施以后,有没有使社会价值的分配更加合理、公平。
二.电视媒介有利于在构建我国社会的公共空间
在整个公共管理过程中无时不在和信息打交道,包含着无数个信息收集、整理、和处理的程序,信息在公共管理中扮演及其重要的角色,同时,信息总是一定的载体才能传播,而电视媒体是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信息传播载体。
电视传媒总是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公共管理的影响有三种观点:1、它是一面中立的镜子,其作用是反映社会发生的公共问题。2、将它视为守门人。认为传媒不仅是机械地反映问题,而是对政策信息和政策问题进行选择、整理、淘汰、处理、经过层层加工和筛选之后,然后再提供给公众。3、将它视为建构现实。既然大众传媒具有守门人的作用,则它们所建构的问题和实际的问题,有现实的问题可能还是有一定差别,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提及“大众传媒具有塑造受众人眼中认知图案的角色”。这种“建构理论”与“守门人”的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建构现实”理论更能准确地反映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影响。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后一位批判理论家, 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即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这便是“公共领域” 。然而,哈氏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此。 哈氏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等诸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 他指出, 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的术语说, 即时报偿新闻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4] 因此,作为大众传媒,在构建“公共领域”空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电视媒体它为公众建立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促进了公众的交流,推动着社会的民主进程。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期,它能够更好地促进政府和公众的交流,为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增进社会的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电视媒体有利于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强调要“建立社情民意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新修改的宪法也突出强调要加强“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在尊重、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知情权是指公民通过媒体获得信息的权利,包括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政府有关决策、形势、文化、知识、娱乐等方面的资讯,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电视媒体应该更多的关注于观众欲知之事、以尊重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定位,来提升媒体的公信力。例如:对于假冒伪劣这个情况的普遍存在,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假冒的伪劣商品都具有一个特性,消费者在购买之前,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分辨这些产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这些商品知识的“信息不对称”,我们消费者了解商品相关质量的信息少于商家,这是“假冒伪劣”的商品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能够以某种专业方式“生产”出来并免费提供给广大消费者,那将有助于克服日用消费品或农用品市场上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有效遏制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势头。而这种“生产”并免费提供产品质量信息的工作一般只有公共部门和媒体才能完成。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就是这样的一档节目,该栏目秉承权威、科学、公正的理念,来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信息,使消费者全方位的了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在关注产品质量的同时,关注消费者的物质诉求和精神诉求,净化了我们身边的消费环境,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南京零距离》是南京电视台都市生活频道一档60分钟的新闻栏目。自2002年创办以来,收视率一直在南京所有电视节目中名列榜首。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档节目在选题、报道的角度上都能够非常贴近老百姓的角度,极大的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
另外,随着我国民主化的决策机制的发展,也将重大事项的听证制度、新闻发布会制度纳入到了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中。对于2002年1月12日,首次由中央政府举办的全国铁路客运价格听证会,也由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5]。听证代表就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进行了提问、质询、自由发言和辩论。这也说明了,电视媒介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中国公众最起码的“知情权”,这也必将促进了公众参与政府公共事物管理,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这种最起码的“知情权”,有助于公众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对于政务公开的落实有着重要的意义。信息公开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树立公务员廉洁现象。在我国,由于没有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规定,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源,许多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的信息公众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信息成为一些人牟取私利的筹码。因此,信息公开,有助于疏通信息渠道,打破信息垄断,防止国家机构及其公务员利用其掌握的信息牟取不正当利益,有利于遏制腐败,真正地将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置于阳光之下。
这种公开公共信息,保障公民获知公共信息的权利,让公众享有真正的知情权和了解权。公民知情权是现代政治文明社会中公民最重要的一项权利,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是实现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前提。同时,我们公众也能通过电视媒体,适时地参与到我们政府的公共管理的决策中来,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政府及时听到老百姓的呼声,提高听证程序的质量,同时,也更加有利于我们政府对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四.电视媒体有利于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
当发生重大危机事件的时候,电视媒体总是通过很多的现场报道,将事件在第一时间呈现给我们。而对于危机事件的报道,我们首先要了解危机事件发展的客观规律,危机的产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危机处于潜伏期的时候,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或目光短浅,没有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辨证关系,危机自身不断积聚力量,直到最终爆发。
然而,公共危机已经成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现象,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突发公共危机将会日益频繁,波及面更为广泛,影响更加深远。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特征是事态的不确定性和应急性。它也包括由各种社会矛盾或人为因素导致的重大事件,如恐怖活动、战争、海难、空难、矿难、交通事故、桥塌、楼倒等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责任事故等。
及时、准确、快速地发布有关信息,主动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缩小和消除因公共安全突发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这也体现了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特征。同时,媒体可以有效干预危机处理也是由媒体自身的职责与功能决定的。媒体是信息流通的渠道,担负着监视舆论和联系社会的重要职能。作为喉舌,媒体既要对国家和政府负责,做的上情下达,又要对普通民众负责,反映他们的心声与疾苦,力争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构筑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媒体。在面对重大社会危机时,只有通过大众传媒才能将自己的声音传递给广大民众,寻求支持与理解,从而化解危机,缓和社会的紧张氛围。
作为媒体对社会危机的干预,最早要从电视媒体对SARS的报道谈起。2003年5月开播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的第一个大型直播节目就是《抗击“非典”直播特别报道》,在这个特别专题节目中,央视与卫生部共同合作,搭建了一套直播系统,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让全国观众及时地了解每天卫生部新闻发布会的具体内容,了解当天的疫情状况。同时,还通过直播报道的这种方式,实时发布专家对疫情的分析进展,以及各地政府对非典防治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及时了解事件的真实进展,有利于缓解因为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恐慌,也有助于人们配合政府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处理工作。
另外,在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体污染,哈尔滨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供水危机。11月21日,哈尔滨全市停止供水的危机及地震的消息不胫而走后,老百姓突然涌进各种商场、超市,将饮用水、饮料、方便面等食品瞬间抢购一空,引起了社会极大的恐慌。面对这场严峻的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哈尔滨广播电视局及时推出了各种专题栏目,及时发布政府的公告、以及政府的开展的各项工作,全程跟踪宣传报道了国家专家组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专家组紧急行动,夜以继日进行治理松花江水体污染的攻关过程和成果,同时邀请专业医生和环保专家详细讲解了苯和硝基苯的有关知识及其危害[6]。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了解最新情况,为政府创造了良好的信息发布平台和沟通渠道,对市民猜疑、恐慌心理进行有效疏导,稳定百姓的心理,阻止社会舆论激化。
公共危机事件关乎国计民生,牵连甚广。电视媒体对社会危机的报道,对我们社会造成的影响也都是广泛的、强烈的,这也才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电视媒体在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要注意其报道的角度,要积极地发挥其对社会舆论正确的和具有建设性的引导作用。
五.电视媒体促进我国转型期的公共管理事业发展
1、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呼唤公共管理:
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表现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这使得经济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要改变,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并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大、城乡差距比较严重。国际经验也表明,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特别是对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务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就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部门,重新界定社会的公共产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我们国家的公共管理的问题就更加的凸现出来。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使得我国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公共需求的比重大幅上升,特别是在我国农村,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得我国农村在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潜在的公共需求开始转化为现实需求。尤其是上亿农民工涌进城市的同时,对他们提供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也迫切的需要解决。其次、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就业、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和问题也凸显现出来,并使公共需求的供给面临严重不足。
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对我国加快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要要为社会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同时,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威胁。政府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加快解决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积极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样,才能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重要的社会条件。这从客观上,就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的重点应该从注重效率转变倒注重公平的角度上来。另外,由于对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人们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没有腐败的政府。要实现对公共产品管理的公开、透明性,这不仅要对公共产品需要重新界定,以避免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也要求政府通过各种媒体,将政府的决策信息及时、准确的传递给社会,来有效地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发展。
2、我国电视媒体促进着公共管理的发展
为了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制定各项公共管理的政策,我们的媒体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公众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信息。目前,由于在我国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的转型期,而在这个阶段里,社会阶层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贫富的差距拉大。根据社会学家分析,当社会的GDP超过8%的时候,社会的矛盾也随之加剧,著名的传播学者,施拉姆指出“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就更容易的到信息,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要少一些,在欠发达地区则更加明显”。而这就更应关注相对弱势的群体,使社会公众接受社会公共信息的权利平等,这样才能更好的在现阶段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而这也正是我们这届政府所倡导的执政理念。
我们知道媒体与政府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政府需要媒体宣传其政策主张,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媒体也需要政府的信息,使其报道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提高政策问题的认知程度、扩大政策诉求的群体、形成强烈的政策舆论、扩大公众的参与是电视媒体在公共管理中所发挥出的主要作用。
在我国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 人民群众迫切地需要了解党和政府有关国计民生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政府也需要将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告知公众,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好的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效率和效果。
这也对媒体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媒体是公众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形成公共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的重要工具,它是公共领域形成发展的重要力量,公共领域的制度安全涉及广大公众的安全和福利,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深切和直接地威胁着每一个人的性命。
特别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媒体应当勇于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不仅要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还要当好人民生命财产的守护者。在国家危机时刻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广播电视找准定位,成为党和政府实施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传递党和政府声音,发布重要决策,报道公共危机的真实情况,反映社情民意等重要宣传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明白电视媒体,在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体的参与更好的为公众构筑了公共区域,来了解和讨论公共事务,提高了公众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促进了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建设。同时,这也符合政府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实际发展的需要,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形成更高的统一和认识,真正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统筹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1] 王传宏 李燕凌 《公共政策行为》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2年2月
[2] 张成福 党秀云 《公共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11月
[3] 哈贝纳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2002年
[4] 展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中华传媒网 2004年4月
[5] 韩斯霞 对直播铁路价格听证会的个案分析 中华传媒网 2004年5月
[6] 王春莉 从哈尔滨供水危机看广播电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作用 www.hrbtv.net 2006年3月
[7] 迟福林 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政府转型 《人民论坛》 2006年 第四期
周斌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责编:王丽华 来源:CCTV.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