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叙事结构建构之探究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30日 14:24)

　　内容摘要：本文借《新闻调查》十周年之契机，从叙事学及传播学角度对其叙事结构建构进行了探讨。文章从“框架性叙事”和“被包含叙事”说起，之后分别对二者的结构建构进行分析。对叙事学领域的若干经典理论及观点的意义拓展，并将其应用于电视新闻领域，运用到《新闻调查》这样的电视深度报道中，是本文最具价值之处，希望能够为《新闻调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框架性叙事 被包含叙事 非连续性 组装性 暂时断点 句末焦点 不可靠性

　　《新闻调查》栏目诞生于1996年5月17日，转眼间，它已经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它的诞生带着无数新闻人的激情和憧憬，它的成长体现着无数新闻人的执著追求。作为中央电视台迄今为止片长最长、最有深度的新闻栏目，《新闻调查》拥有着无数荣誉；作为一档仍未完全成熟的新闻栏目，它同时也体味着挫折与困惑。挫折与困惑源于多种原因，有来自舆论环境的，有来自产品差异性定位的，还有来自收视率压力的等等。本文只致力于从叙事学及传播学角度对其叙事结构的建构进行有益的探讨，力求从可操作层面给《新闻调查》提供一些启发。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一书引用了美联社著名记者泰德·安东尼的一段见解，他说：“有两个因素可以使一篇报道与众不同；如果你所写的事情完全的独特，你就可能会抓住读者的目光；如果你是写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却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你照样可以吸引读者。不过，真正的技巧是将这两种情况合而为一——写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一种罕见的情景，但同时要保证主题思想具有普遍意义。”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报纸新闻，但泰德·安东尼的这段话对新闻却具有普遍的意义。换句话说，无论是舆论监督类节目，还是主题性调查节目，抑或是民生节目，如果它的主题思想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它就可能会是一档好节目。《大官村里选村官》的成功、属于“新闻主战场”的“非典”系列作品却成为《新闻调查》的“转机”都是最好的佐证。在此，我似乎有要削弱选题难度的嫌疑，但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必须冷静面对不能只做揭露性报道的现实，并需要积极思考如何才能做好正面或中性题材的节目。单从叙事的层面说，揭露性报道一定比正面或中性题材的报道要容易得多，因为题材本身就具有吸引观众的多层次结构，只要按照其结构逐层剖开就会是档不错的节目；但正面或中性题材则完全需要我们去寻找、设置结构，难度自然要大很多，这也是《新闻调查》“十年精选节目”名单中正面题材的报道屈指可数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叙事结构的建构是我们的可操作层面，它相对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对它的探讨有利于我们在选题确定的情况下将其价值发挥到最大，这也是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变被动为主动的可行方法。

　　从“框架性叙事”和“被包含叙事”说起

　　“框架性叙事”和“被包含叙事”是叙事学中很重要也很基础的概念，它反映的是叙事的层次。这种基本层次已经被深度报道所广为采用，《新闻调查》当然不会例外。但个人认为，对于它们的挖掘和研究却并不过时，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研究框架的一种，也可便于梳理思维。

　　“框架性叙事”把握的是节目的整体结构，对“被包含叙事”进行形式上的结构构建，它包含的元素有：出镜记者串场、解说词、解说词所对应的画面，有时也有演播室主持人。“被包含叙事”是节目中的“故事”，是主体部分，它包含的元素有：出镜记者、当事人/主人公、证人/知情人、其他（如专家等）。我们很容易看出，“出镜记者”是跨越“框架性叙事”和“被包含叙事”的唯一元素，因此它在叙事结构中占有非常特殊且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在后文的论述中会有所涉及。

　　对于框架性叙事结构的研究，本文涉及的理论主要有：新闻话语相关性原则、“信息延宕与压制”理论、“话题与焦点”理论。被包含叙事结构的研究涉及的主要方面是：人际“关系”分析、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及出镜记者的多重视角。

　　“框架性叙事”之新闻话语结构——“非连续性”和“组装性”

　　新闻话语结构的“非连续性”和“组装性”是由新闻的相关性原则和新近性原则决定的，而这两个原则都是在平面新闻领域中提出的。这里，我主要想谈的是相关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是关于如何根据与报道核心的相关性强弱来组织安排材料的原则。对于报纸新闻而言，材料根据相关性强弱排列依次为：事件发生的现场、反应/后果、背景、评论。其中，反应/后果、背景、评论中可以缺失一至两个。这对电视新闻来说也同样适用，例如用事件发生的场景加上反应/后果就可以做一条常规的电视新闻，再加上背景及评论就可以做一个系列报道或深度报道。新闻话语结构的“非连续性”和“组装性”也就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新闻报道可由多个“事件（局部）—反应/后果—背景—评论”子结构构成（反应/后果、背景、评论中可有一至两个缺失），一个范畴可分几次叙述，时间不必连续，子结构也不必连续；而这些子结构可以实现多种组合。将事件分解成什么样的子结构，以及如何组装这些子结构，就属于框架性叙事结构研究的范畴。

　　《新闻调查》在形式推进上有两种手段——调查手段和讲故事的手段，相比较而言，新闻话语结构“非连续性”和“组装性”的应用更适合调查手段。因为采用讲故事手段的题材通常都是或部分是与实际拍摄采访同步发生的，它受到故事自身发展顺序的一定限制。举个例子，《网瘾少年》那期节目采用的就是讲故事的手段，它的话语结构的“非连续性”和“组装性”就是十分有限的。故事讲述的起始点为第一个主人公吴穹2004年五一长假“在武汉的家网吧里玩了整整七天网络游戏”，但实际采访的现在时是在吴穹戒掉网瘾之后，采用倒叙的手法；而第二个主人公周阳则是一位出现在采访现在时的“待戒”者，因此显然关于周阳的叙事就无法插入关于吴穹的叙事之中（但是否可以先于关于吴穹的叙事，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在之后会对其进行探讨）。同理，从周阳的出现开始，现实中的采访拍摄与故事的发展开始同步，因而在周阳与陶教授交谈之前事件是无法、也是没有理由被分解的，因为故事中唯一可作评论的陶教授还没有出场，关于他的任何采访的出现都是不合情理的。然而，等到周阳与陶教授正式见面交谈以后，话语的“非连续性”和“组装性”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现实中的采访拍摄顺序是先完整地记录下周阳（及其父母）与陶教授的交流过程，然后采访周阳，在周阳一家离开后的第二天采访了陶教授；而节目中的叙事结构是，将周阳与陶教授的谈话以及之后对周阳的采访在时间轴上截取若干段，分别插入采访陶教授的相关段落，形成许多个“局部事件—评论”的子结构（有对周阳采访的那一子结构为“局部事件—反应—评论”）。另外，关于吴穹的“范畴”也不是完全连续的，主要被分为两次叙述，一次在开头，一次在结尾。在采用调查手段的题材中，新闻话语的“非连续性”和“组装性”则可以被非常灵活地运用，几乎没有什么禁忌。

　　其实，非连续叙事也好，组装叙事也好，其最直观的叙事功能就是使框架性叙事结构形成一定的节奏和起伏，以尽可能吸引观众和保持观众长时间收视。因此，分解成的每一个子结构都必须至少含有一个吸引人的“亮点”；而且宁可多分一些子结构，也不要使子结构过于庞杂或冗长。在《新闻调查》中插播的片花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节奏点，每两段片花之间是一个段落。每个段落可以包含一个或几个完整的子结构，也可以有“一个多”或“几个多”子结构，但“多”的部分在该段落的结束点就一定要是它所属的子结构的“亮点”。

　　“框架性叙事”之“暂时断点”——丰富观众收看体验的手段

　　爱玛·卡法勒诺斯认为，“‘故事’是由读者从‘情节’中发现的信息建构的”①，因而信息的延宕或压制就会造成读者认识上的“断点”。“断点”又可分为暂时断点和永久断点，暂时断点是可以在故事的后面部分弥补的，即在完整的故事中没有断点；但永久断点是得不到弥补的，故事中存在断点。这一“断点”理论在电视新闻中依然适用。永久断点是信息压制造成的，如果“你片子里出现的是坏人，而不是产生坏人的原因”②，那么你一定是压制了信息，造成了永久断点。“永久断点”的运用可以服务于某种强制意志，例如美国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在此不做更多的分析。下面将重点谈一谈“暂时断点”，因为它是可以得到广泛运用的。

　　“暂时断点”由信息延宕造成，由于叙事是没有真正的断点的，观众可以在看完整篇（或段）叙事后，将后来显示的事件/信息置入其适当的位置，因此，“暂时断点”的设置反而会丰富观众的收看体验。设置悬念的做法就与这一观点相吻合。还拿《网瘾少年》来说，前面我们有提到，虽然关于周阳的叙事不能插入关于吴穹的叙事，但前者是否可以先于后者呢？操作上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们来重新改变一下叙事的顺序：节目以对陶宏开教授的介绍和他义务帮助一名武汉的女孩曲倩脱网成功后的巨大反响开始，然后就可以开始接对周阳的叙事部分了，而在周阳对陶教授的公开讲座不屑一顾之后，他被其父母带去拜访已经成功脱网而且还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帮助其他上网成瘾少年脱网的吴穹，这时便可以插入对吴穹的叙事部分。那么，这样的叙事顺序与原节目的叙事顺序相比哪一个比较好呢？明显是原节目的好，因为原节目的叙述方式更吸引人，原因就在于它有“暂时断点”，这个“暂时断点”就是采访当时吴穹已经成功脱网的事实。节目关于吴穹的叙事部分采取的是倒叙，而且又放在节目开头部分，因此在叙事进行到吴穹见了陶教授并成功脱网之前，这个“暂时断点”一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观众一直不知道吴穹已经成功脱网，只是沉浸在一个上网成瘾少年所呈现的可怕状态之中。而且在原节目的叙事结构中，陶教授也成为一个悬念式的人物，有关他的信息在一点一点地出现，直到展示他与周阳交谈的全过程和对他的采访部分，这位教授的形象才完整地呈现出来。但在前面那个改变了原节目叙事顺序的叙事方案中，上述的第一个“暂时断点”就没有了，叙事效果就平淡许多，第二个悬念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框架性叙事”之“句末焦点”——巧妙隐含主观倾向和意识形态

　　“话题与焦点”是产生于文学语言领域的理论观点，它的原初意义是：话题是信息表达的出发点，而句末成分才是最新信息，被称为“句末焦点”。这是个颇具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因为“句末焦点”这一概念可以引申开来，成为“段末焦点”、“篇末焦点”等等，完全可以为新闻领域所用，无论是平面的还是电视的。“句末焦点”理论应用于新闻领域，它的意义就不再只是局限于提出“最新信息”，而是有了相应的拓展：由于传播中存在的“近因效应”，新闻工作者可以选择不同对象的观点作段末或篇末，形成“句末焦点”，以巧妙地隐含自己的主观倾向和意识形态。在电视深度报道中，具有“句末焦点”的意识并注意运用这一理论是非常有用的，这比主持人或出镜记者在节目末尾硬加上几句表达观点的评论要好很多。

　　举个例子，《新闻调查》1996年有一期精品节目叫《生命的救助》，在那个年代，出镜记者串场作评论在调查性的报道中还占有非常主要的地位，该节目也不例外，但其中对于一部分叙事的处理却是体现“句末焦点”叙事功能的典型范例。《生命的救助》由片花分为四个段落，其中第三个段落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矛盾现象，即一方面相关人士在苦恼和抱怨器官捐赠远远不够，一方面有人想捐献却找不到途径。记者也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予以解答，但叙事并没有以此作为该段落的末尾，而是以之前经常出现的一位骨髓移植研究专家的一段采访作为段末。这位骨髓移植研究专家在这段采访中说的是，捐献者太少，号召全社会加入捐献者的队伍，并指出捐献者的多少会体现一个民族的知识水平和科学性。在这里，这样的叙事结构就成功地隐含了节目制作者的主观倾向——虽然社会上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那种矛盾现象，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捐献者少。这样的叙事方式就是符合“句末焦点”理论的，它的效果显然要比出镜记者串场说出上述的主观倾向要好得多。基于这一理论，片尾演播室主持人的出现就毫不疑问的属于多余了。

　　“被包含叙事”之引子——“叙述者”与“人物”

　　要研究“被包含叙事”，个人认为，就必须研究现实中的采访过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被包含叙事”的内容和质量。而要研究采访过程，“人”的“身份”因素及其体现的“相互关系”就尤为重要，而这就涉及到了人际关系中的传播问题。因此，我将出镜记者与被采访对象以及被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分析作为研究“被包含叙事”的引子。在“被包含叙事”中，被采访者具有的身份包括：1、叙述者——面对记者时；2、“被包含叙事”中的人物；3、相关被采访者叙述中的故事人物。而记者具有的身份包括：1、受述者——被采访者的听众；2、“被包含叙事”中的人物；3、“被包含叙事”的叙述者——被采访对象的选择者、采访问题的设计者（我在这里排除了隐藏在记者背后的其他隐含作者——笔者注）。于是，归纳一下可以得出，记者与被采访者的关系有“受述者—叙述者”、“人物—人物”和“叙述者—故事人物”，而相关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物—人物”和“叙述者—故事人物”。这每一对关系都将对应着不同的传播方式，当然也就会对应着不同的叙事方式。

　　“被包含叙事”之聚焦——叙述者的“不可靠性”

　　韦恩·C.布斯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一词的创造者，他于1961年在《小说修辞学》中定义道：“言语或行动与作品常规（指隐含作者的常规）相一致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叙述者，否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③。詹姆斯·费伦和玛丽·帕特里夏·马汀将布斯的这一最初定义拓展为，“如果一个同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讲述”④；并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归纳为六种类型：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解读、不充分评价。

　　通过之前对记者和被采访者的身份和关系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有“叙述者”的身份，但只有被采访者才属于“同故事叙述者”（记者是“被包含叙事”的叙述者，即“被包含叙事”的隐含作者）。与惯常的思维不同，同故事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并不都会成为“被包含叙事”的忌讳，相反，恰当地出现“人物角色与叙述者角色不完全一致，这既有助于更大的叙事目的，也可以展示不一致性运作本身的魅力”⑤。举例说明，在《新闻调查》的一期名为《天价住院费》的节目中， 有一名被采访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纪检委书记，她在“被包含叙事”中的人物角色是反面角色，但作为同故事叙述者，她却在极力地扮演着正义者的角色，这种强烈的反差只会让观众将其丑陋的嘴脸看得更加直观真切。因而，这位纪检委书记的“不可靠性”反而为“被包含叙事”的精彩程度加了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同故事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可能绝大部分的叙述都是可靠的，但只在某个时刻或某个方面的叙述不可靠。比如“不充分解读”，它指叙述者对事情、人物或情境只作出了不充分的阐释。这对于同故事叙述者来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事情，中国的古诗就已经道出了原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爱玛·卡法勒诺斯也说“聚焦者的感知受到他们在叙事世界里的时空位置和个人特点的限制，他们对某些事件的感知比对另一些事件的感知更为真切”⑥，这也是为什么要根据需要采访多方人士以形成“多元内视角”的原因。例如，《女子监狱调查》那一期，女犯们的叙述都存在着“不充分解读”，她们都描述杀害丈夫的那次受虐与以往非常不同，以致她们完全地陷入无助和极端恐惧之中。但事实上，她们杀害丈夫的行为并不真正源于最后那次受虐的不同，而是源于她们患了“受虐妇女综合征”，最终杀害丈夫的结果是必然的。然而，我们决不会因为她们的不充分解读而责怪她们（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不充分解读”，除了专家以外），也不应该因为她们在这方面的不充分解读而质疑她们其他方面的叙述。当另一内视角——家庭暴力研究问题专家陈敏——被设置时，这一“不充分解读”就自然被纠正了。

　　其实，我认为对“被包含叙事”的探讨应该聚焦于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不可靠性”的一种类型——“不充分报道”。“不充分报道”指的是，叙述者讲述的内容少于他所知道的东西，热奈特称之为“少叙法”。“不充分报道”体现了叙述者可能存在的两种状态：一种是愿意作充分报道，但有些内容一时间忘了说；另一种是虽然愿意合作，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充分合作。这时，“被包含叙事”的叙述者——出镜记者——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需要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角色，以便在被采访者出现“不充分报道”时，尽可能地多挖掘信息（当然要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而且即便失败，这一努力挖掘信息的过程以及被采访者在这一过程的反应，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关于策略，记者可以以“受述者”身份用“限知视角”提问，或以“叙述者”身份用“全知视角”提问，将未被充分报道的信息一步步“逼”出来；也可以以与被采访者同等的“人物”身份，通过透露自身的相关信息来换取被采访者的信息，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就是这种策略的非常优秀的惯用者；还可以寻找其他的被采访者以求获取未被充分报道的信息。（我提的这三种方法，其实质是对人际关系传播中“不确定性消减理论”所提出的“获取别人信息的三种主要策略”的修改性表述。——笔者注）

　　“被包含叙事”之核心——出镜记者的多重视角

　　出镜记者虽然是跨越“框架式叙事”和“被包含叙事”的元素，但随着出镜记者“串场”的比重的逐渐降低，其主要的价值还是体现在“被包含叙事”中；只是，由于他的身份可以超越“被包含叙事”，因而被赋予了“全知视角”在适当时候的使用权。正如前一部分所阐述的，记者在“被包含叙事”中选择不同的角色扮演，就会有不同的叙事视角；而当记者跳出“被包含叙事”，作为其叙述者的时候，“被包含叙事”中的所有叙事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就都是记者的视角。尤其是证人/知情人的叙事视角（因为证人/知情人的可选择性较大），回响的几乎就是记者自己的叙事声音。因此，记者是否能很好地“实时”调整自身的角色扮演，就成为“被包含叙事”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关系到“被包含叙事”的质量。

　　正是出镜记者的特殊身份造就了他的多重叙事视角，也使其成为最具潜力的叙事元素。《新闻调查》一直很重视出镜记者这一元素，十年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出镜记者。它的叙事理念也一直是比较超前的，一路走来，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本文对其中一部分也作了分析。不过，荣誉总是“过去时态”的，刨开应用层面去向深一层的基础、经典理论或观点寻找启发，则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是“进行时态”的，因为它关系着未来。

　　参考书目：

　　1、《新叙事学》，戴卫·赫尔曼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新闻叙事学》，曾庆香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3、《进退之间——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朱羽君、高传智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4、《人类传播理论》，斯蒂芬·李特约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雅薇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专业05级研究生

责编：王丽华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