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党员干部 还必须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甘愿吃亏

央视国际 (2006年01月20日 09:56)

　　江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我就经常琢磨着如何实践它，通过对自己这些年的工作进行回顾和反思，我的理解是，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农村干部，实践好“三个代表”，必须具备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让大多数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1978年，也就是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那一年，我查出得了直肠癌，５月份在济南做了肛门改道手术，又化疗了五个月。回来后，正赶上支部改选，当时公社的领导三番五次来做我的工作，说啥也要让我当支部书记。我那个时候情绪很低沉，做了手术后，腰里挂上了个粪便袋，身体又虚弱，像个半拉子人，自己就觉得站不到人脸前里。可领导对我的期望很高，党员群众也很信任我，一致推选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当着公社领导和村里党员干部的面，我表了个态，我说：“既然大家这么信得着我，我就干，我干就像个干的。能活一年就干一年，能活10年就干10年！”

　　这些年，我拖着个病身子，跟大伙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出去学习，回来钻研，外出推广，除本省外，我还到了山西、陕西、江苏、河南、湖南、河北、吉林、新疆等11个省市自治区，少说也跑了几十万公里路。我去的地方往往都是些自然条件与我们省差别大、搞冬暖式蔬菜大棚难度大的地方。尽管是吃了些苦，受了些累，但每当外出看到大片大片的蔬菜大棚时，我顿时忘记了疲劳，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近几年来，到三元朱参观学习的人多了，我的工作量也增加了许多。尽管如此，我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凡来三元朱参观学习的，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我只要在村里，一定出面接待。我接待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接待了14批3000多人，来自６个省。有时我就恨自己的身体不做主，整天进出大棚，内外温差很大，经常感冒。起先吃吃药就行，后来一感冒就发高烧，非打吊瓶不可。见我身体不好，伙计们给我出主意：搞个录像，把要讲的问题都录进去，省得你一遍遍地讲。录像做了，不过每次参观的人看完录像后总觉得不满足，我就再到现场讲讲。我总觉得，这么多人跑老远来学习，心情都很急切，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给他们个圆满的答复，吃点苦受点累不算啥。 1991年正月十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派团来三元朱参观，要求我介绍情况。那几天，我感冒发烧很厉害，当时，老母亲有些害怕，寻思着我是犯了病，说啥也不让我去。我想，这是个大事啊，领导安排了，不管怎么着，我得去。到了会议参观那天，打完吊针，我就穿上棉袄，裹上大衣，怀里揣着热水袋，躺在大棚头上的小屋子里等。半个小时汇报讲解完，是别人把我从棚里架出来的。 1992年4月，四川省峨眉山市平安乡平安一村一个小伙子来到三元朱，他说是从《山东科技报》上看到报道后来的。小伙子挺不容易，自己借钱来的，路费花了400多元。他对我说：“我没多少钱，可很想多学点东西，能让我住下吗？”看小伙子心诚，我就让他在自己家里吃饭，在我办公室里住，安排他到大棚里学技术。我在家时，就跟他讲讲技术上的事儿。一个多月过去了，小伙子记了厚厚一大本笔记。一天，他又找到我：“王书记，我想回去。”

　　我问他：“学会了？” “会了。我想买点种子、农膜、农药带回去，可没钱。”

　　“没关系，我给你付上。回去的路费还有吗？”

　　“如果付了饭钱，就不够了。”

　　“吃饭不要钱。”

　　我拿钱给他买上400多元的种子、薄膜、农药，把他送到火车上。

　　过了半月，四川省一位副省长来三元朱参观后，感慨地说：“你们这里群众的科技意识强，我们那里不行。”　　我一听，心想不对，就说：“你们四川人肯学习，有个小伙子让我很感动……”我把情况一说，这位副省长很激动，叫人记下这位小伙子的姓名、住址，随后就安排：“回去后，要支持他把大棚搞起来，在我们那里发挥示范作用。”在当地领导的关心下，那位小伙子建起了大棚，搞得很成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除了南来北往的人，还有大量的信件寄到我这里，每月都有上百封，有人要学技术，有人讨材料，有人买种子……复信、寄资料有时会觉得很累，但每封信都装着人家的一个希望，所以我把每封来信都编上号，认真给人家答复，要书给书，要资料寄资料。

　　有人说，乐义你很廉洁，我说，我只是本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办事儿，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行得正，坐得端，才能在群众中有威信。

　　1979年３月，公社给我一个招工指标，说让16岁的大闺女出去当工人，减轻一下我的负担。那时一个招工指标，比现在考上一个名牌大学还值钱。可后来，我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别人。闺女不愿意了，跑到城里找她三叔乐泉，乐泉说：“你还小，人家更需要这个指标，你爷做得对。”孩子回来，她奶奶说了她几句，闺女不懂事，喝了农药，没治过来……家属不理解，乡里乡亲们也掉了泪，都埋怨我太死心眼儿。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也疼自己的儿女，但我知道，我没做错……

　　1991年，县委研究认为我为全县推广蔬菜大棚技术立了功，决定奖励我2万元钱，让县委办公室的一名同志给我送来，我说：“是党员干部就得为群众办点事儿，拿了钱我没法交待。”送钱的同志跟我商量：“要不就拿1万元钱吧，你这么辛苦，奖金不要，我们不忍心。”就这样，县委领导派人给我送了三趟，每趟都是原封不动地拿回去。

　　1996年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我领了１万元的“如心农业奖励金”。拿到钱，我从北京买了3800多元的新种子。回来后，我又组织村里的农民去天津学习无土栽培芽菜技术。交上学费，买了材料、种子，又请了技术员，１万元奖金就没了。俺家属问我：“去北京领了什么回来？”

　　我说：“领了钱，又花了。”

　　龚如心女士是香港一家大财团的老板，专门设立了“如心农业奖励金”，每年都拿出100万元钱，奖励那些为中国农业做出贡献的农民。现在因为农业给我发了奖金，我又把奖金用在了农业上，算是对龚如心女士有了个交待。

　　1996年教师节，我自己掏出2000元钱为联办小学11位教师买了礼物；1998年抗洪救灾我捐了2000元；1999年镇办中学扩建我捐了2000元；对困难户和孤寡老人，我还时常送些钱物……有时，村里做实验，用村委的钱怕群众提出意见，我就用自己的钱，反正我的钱用了就用了，我自己没意见别人就没意见，花着心里踏实。

　　这些年来，我干这些事情,只是想到这是一个党员的责任、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责任，没想到现在会获得这么多、这么高的荣誉。90年我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92年被国家体改委授予“中国改革功勋奖章”，93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96年被评为“山东省农民科技明星”，也是这一年，我被寿光市人大常委会授予“寿光人民勋章”。去年，我又被潍坊市人大常委会授予“潍坊人民勋章”。1998年，我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拔尖人才”，山东只有两个农民获此称号，一个是莱州的李登海，另一个就是我。这一年我还被授予“山东省农村科技大王”称号。1997年，被推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200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今年，我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到北京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受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回顾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做的还很不够，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三个代表”的要求，也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简单地说，也就是学好科技，让更多的农民群众收入不断增加，日子越过越富裕。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我多年的培养，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责编：朱亚菲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