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批航天员选拔揭密 入选者多是战斗英雄

央视国际 (2005年08月28日 16:13)

　　工作进行得十分保密，当年以毛主席批示日期为代号成立了“714”办公室———题记赵燕

　　太空，

　　神秘莫测的太空！

　　它那没有边际的湛蓝永无止境地诱发和吞噬着人类的欲望。

　　此时此刻，中国人首次触摸到天宇的神秘，同时也激活了一段尘封33年的航天秘史，那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次秘密选拔预备航天员的经历。这次选拔进行得很秘密，事后没有很大反响，所以从未引起过外界过多的关注。

　　1970年7月14日，中央批准：“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

　　空军和航天医学工作研究所承担了首批航天员的选拔任务，成立了体检组，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处长彭功阁负责技术问题，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郭儒茂任体检组组长，国防科委航天医学工程所黄志平、王德汉等人作为研究航天员方面的专家参加。下设飞行员政治思想和飞行技术审查以及飞行员健康调查和临床体检两个业务小组，共十多名核心成员。此外还从各大军区抽调了航空军医参加选拔。

　　10月，这支选拔队伍出发了。空军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一架专机。

　　此前，他们参考了美国、前苏联的一些经验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

　　前苏联第一批航天员全是从飞行员中选拔的，加加林、季托夫都是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而美国早期则是从空军试飞员中选拔，试飞员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工作技能都要优于普通飞行员。他们对飞行时间要求也很苛刻，规定不能少于1500小时。

　　根据我国空军的实际情况，从试飞员中选拔不大可能，当时中国全部加起来也没几个试飞员。对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三种类型机种的飞行员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歼击机飞行员无论从身高、灵活度，还是思维反应上都更适合航天员的要求，飞行时间考虑的范围也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定在500小时之内。

　　那时选拔航天员不像美国是自己报名，而是先从档案筛选。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王德汉回忆说，那次飞机坐“美”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先后跑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四大空军的十多个飞行部队，蹲点考察百余处。政治条件是选拔的重中之重，由于飞行员选拔已经经过严格的政审，此次筛选更为严格。其它的硬杠杠就年龄在三十岁以内，身高在1.8米以下，体重为80公斤，身体健康，身高和体重是由飞船要求决定的。年龄不是绝对的，后面入选的人员中有个别战斗英雄就已三十五、六岁了。飞行机种就限定在歼击机飞行员中。

　　“初选可谓马不停蹄，日以继夜”，王德汉这样描述那次选拔。通过政治思想，飞行技术审查和最初的体检，在大约1840多名飞行员中，摸底后有215名符合初选条件，在此基础上又进行筛选，初选合格者共88名。

　　初选结束后，开始复选。复选要进行详尽的临床医学和航天适应性检查。复选的地点定在北京，由空军总医院，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与初选组共同组成复选组。下设处理日常工作和各项目检查安排的办公室；负责飞行员审查与政治思想的政工组；临床医学检查组；航天特殊因素项目检查的特殊因素耐力检查组；保证飞行员生活和医学监督的医务保障组。复选的队伍相对庞大，从空军机关，空军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到航天医学工作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有上百人参加。

　　选拔航天员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参选的飞行员只知道是体检，而不知道体检的真实意图。在政治纪律严格的军营，也没有人会去打听。

　　88名飞行员集中到北京空军总医院，住在一个封闭的小楼里，除了检查不准许和外界接触，连与家人打电话通信都是被禁止的。多年后，当年参加选拔的方国俊回忆说，家人不知道他到北京做什么，几个月没有消息。直到一个团里的战友到北京空军总医院看病，无意中撞见他，才知道他的去向。

　　那时的检查富有时代特征。每名参加选拔的人员在做选拔科目前，先要掏出红宝书与选拔人员一起朗读一遍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进行检查。

　　一名受选人员口罩一根粗粗的氧气管，正随着前方的节拍器的速率调整步子原地跑步，这项是动态肺功能检查，在他的旁边一名女工作人员口中一遍遍背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甚至在进入低压氧舱，关上门以后，技术人员也要在舱门外站成一排朗诵毛主席语录，才开始工作。

　　选拔人员将小伙子们带到北京通县，坐上安—2飞机进行前庭功能的晕机检查，让他们坐上改装的失重飞机模拟太空中的失重飞行。忽上忽下的抛物线飞行，飞机又是盘旋又是翻滚，被选拔人员不仅体会了失重，还要经受在起飞下降时的超重。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一会轻飘飘，一会千钧压身，鼻塞，黏膜充血，眼睛产生黑视，耳鸣脑胀，其中的滋味，王德汉比喻成“翻天覆地”。被选拔飞行员并不开飞机，是由优秀的试飞员操纵飞机，他们只是坐在后座。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受过多次特技飞行，有的照样会在这样的超失重中交替进行的飞行中败下阵来，吐个七荤八素，面色苍白。

　　到所有项目检查完，空军总医院那座神秘的小楼里就剩下33个人了。

　　这33个人也不是最后人选，他们还要经过众多评委参加的优中选优的最后一关定选。

　　从1971年1月到5月，评审组最终选定20名预备航天员人选。从33名到20名，专家们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斟酌，综合评定出来的。

　　在入选的20名人员中，有几位是曾经打下敌机荣立战功的空军英雄。

　　董小海，1965年4月3日，成功击落一架无人驾驶侦察飞机，打掉敌机的高度是1.81万米，早已超出了歼六飞机的极限高度。

　　董小海来参加航天员选拔时已三十五六岁了，超出了选拔所规定的年龄范围，但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给他“加分”，而且他当时各方面状况都不错，所以入选航天员也是理所当然。

　　鲁祥孝，1966年1月3日，驾驶歼七飞机，用火箭击落了一架敌方的无人驾驶侦察机。

　　王志跃，1968年3月7日作为驾驶僚机的飞行员击落了一架飞2万米高空的美国无人侦查飞机U2一架，因此荣立一等功。

　　空军战斗英雄入选航天员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光荣，更是航天员选拔史上的光荣，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方国俊也是一位战斗英雄，曾参加过两次打下敌机的战斗。如今，作为一名空军将领，方国俊已退休。年近70的他，至今仍然保持着当年参加选拔时的身材，1.77米，78公斤，肚子上十几个红斑块是当年做离心机超重实验留下的纪念。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老人从新闻中知道了这个消息感慨不已，他提笔为中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航天员写了一封信。

　　“尊贵的首位飞行成功的航天员同志：

　　我叫方国俊，退休前是X军区空军少将参谋长。我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祝贺您为中华民族飞上太空填补了空白，您是伟大的功臣！

　　20世纪60年代，我曾经是从空军一千多名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航天员之一。正当我们加紧准备的时候，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实现飞向太空的梦想。而您终于圆了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特向您表示祝贺，您是全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已从空军某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的薛伦回忆说，1971年4月，中央军委在一次会议上研究航天员的训练问题时，认为航天员训练，不是个简单问题，空军有丰富的飞行训练经验，会议决定，航天员训练还是由空军负责，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1971年5月12日，空军以绝密电报，紧急命令：空24师师长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空军第13航校副校长刘树志，空42师团参谋长徐培根，北京军区军训处飞行技术检查员李瑞祥，空3军训练处参谋邹永利7名干部，务必于5月14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报到。

　　面对如此紧急的电报内容，薛伦他们是一点头绪也摸不着。军令如山倒，先受命执行吧！

　　5月15日，由空军司令部和空军政治部领导召集迅速赶来的薛伦他们开了个会。宣布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

　　会议要求他们立即着手筹备宇航局或宇航员训练基地，尽快开展宇航员的训练。(注：宇航员即为航天员，“921”工程启动后，中国对外统称航天员。)

　　其时，按照空军领导的意图，是先把领导班子配备好，包括宇航员、警卫部队和保障人员，成立一个500人的单位。预计通过半年的准备，在1971年11月把选拔出来的宇航员进行集中，开始训练。预计到1973年，国家计划用东风5号火箭，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飞船可搭乘两名宇航员。

　　至此，薛伦、李振军他们心中的疑团全部解开了。

　　工作进行得十分保密，当时以毛主席批示的时间作为代号，成立了“714”办公室。办公点暂设在空军学院，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领导。

　　半年时间。要组建一个复杂的宇航员训练机构，有点像天方夜谭。

　　虽说几个人都是从空军各单位精选出来的优秀干部，组织飞行训练的经验丰富，但宇航员的训练显然比飞行员训练的难度要高很多。既然是门外汉，就自己先行学习吧！一天24小时恨不能扯成48小时利用，宇航知识、英文、搜集相关资料、外出调研、搞规划等等，薛伦他们饱尝了昏天黑地的感觉。

　　当时将宇航员保持飞行技术的训练场地初步定在正在建设中的四川西昌机场。薛伦带着徐培根还去那里进行了考察和调研。他们还建议宇航员训练用的“失重”飞机，用三叉戟或图—124飞机改装。

　　在当时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薛伦受到的振动很大。他看到这个所经过几年努力，已研究出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宇航员飞行服、宇航员食品等许多宇航产品，一些训练用的大型设备也已完成。专家们向他和同事介绍说，有些产品已经研制了第二代，甚至开始了更新产品的研究。但是这些产品是否适用，效果如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你们来，对我们产品研制是个促进！

　　筹备组的成员还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有关院校聘请专家、教授，准备给宇航员讲授有关地球物理等方面的知识，李振军和徐培根还计划在1971年9月14日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参观学习，请老师给宇航员讲授天文知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宇航员的有关工作戛然而止。1971年11月中旬，空军宣布解散“宇航训练筹备组”。

　　30多年后，薛伦谈起这段往事，遗憾至极。

　　作为选拔人员还颇感遗憾的是，当时作为宇航员选拔的一个重要内容心理选拔这块做得还不够完善，选拔期间正值文革，国家权威心理研究机构被砸烂了，许多科目也难以开展。好在作为优中选精的20名航天员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飞行员本身对心理素质要求就很高，所以这些虽然已量了衣服尺码差点就成了真正航天员的小伙子们，回到部队后又成为蓝天骄子，成为飞行方面的权威。

　　1986年10月，王德汉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再次提出中国搭乘美国航天飞机的载荷专家的选拔方案。针对飞行任务的不同，将选拔范围不仅局限在歼击机飞行员中，还将科学知识渊博作为选拔条件，甚至准备在中国科学院里的年轻科学家中选拔，后来选拔因为美国暂停合作而搁浅，但王德汉说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选拔让科研人员总结积累了经验，也为90年代的航天员正式选拔打下了基础。　

责编：朱亚菲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