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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为民献石油 为国谋战略
——记科学界的榜样侯祥麟
央视国际 (2005年09月06日 08:24)

中国石油炼化工业的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都有他的脚印;年逾耄耋之年,他仍遵总理之托,担纲主持我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课题……他就是两院院士,是我国石化工业的奠基人;他是红色科学家、人民科学家和战略科学家!  

2003年5月25日,家宝总理和一位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坐在沙发上促膝谈心,“国家将要启动‘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侯老在科技界德高望重,具有公认的权威影响,我十分希望侯老能够参加这一工作,但是考虑到您已逾九十高龄,我又于心不忍。”

这位老人,就是石油炼油界的泰斗,两院院士——侯祥麟。

年过九十又挂帅

总理的话让侯老深为感动,那时的他,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少参加活动了。“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关乎中国油气资源的未来发展,侯老接受了总理的重托,担任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

2004年6月2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而此时侯老的夫人李秀珍病情危急,已处于弥留之际。但是大家为了怕侯老担心,没有把消息告诉侯老。侯老作为课题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从前瞻性、战略性的高度,分析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受到了温总理和与会者的赞扬。

然而,当下午侯老赶到医院时,发现妻子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侯老问,她怎么不说话呢?女儿骗他,妈妈睡着了。

此时,侯老相濡以近半个世纪的爱人已撒手人寰。

第二天,当亲人把实情告诉侯老,侯老抱头痛哭。

可是很快,他就从丧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继续投入到可持续发展油气战略的研究中去。

“金花”结束洋油史

是巧合,也是必然。这位跨世纪的老人,与新中国的石油炼制事业风雨同路。早在1957年,45岁的侯老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国务院《1956年-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此后的几十年里,在战鹰展翅飞翔中,在罗布泊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里,在中国第一颗导弹成功的试验中,在遨游太空的人造卫星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上,无不凝结着侯祥麟和战友们的心血……

    50年代,中国军用和民航所用航空煤油(喷气燃料)一直靠进口。当时石油部曾组织试产这种油料,但在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时,都出现了喷气发动机火焰筒严重烧蚀的问题。

屋漏偏逢连阴雨。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从前苏联进口的石油产品尤其是军用油品数量锐减,出现了全国性的“油荒”。一旦航空煤油被卡脖子,我国空军机群将陷入无法起飞的境地,这将意味着我国的国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紧迫的情势下,侯祥麟组织起6个研究室的力量,亲自带领科研人员日夜苦干。其时他夫人李秀珍也是攻关试验组的负责人。1960年除夕夜里,夫妻俩把两个小女儿锁在家里一起到实验室里鏖战……

经过无数次的研究、试验、失败,侯老终于找到镍铬火焰筒烧蚀的原因,并和副总工程师林风等一起研究出了一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的添加剂配方。

1962年,这项被定名为“33号添加剂”的国家级成果发明正式供应民航和空军。

1962年底,我国又制成了全氟润滑油及其他品种,并在1964年生产出合格产品,成为少数几个能生产全氟碳油的国家之一,打破了国外的核垄断,确保了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19658月底,侯祥麟和石油工业部完成新型号导弹急需润滑油试制,保证了新型地地导弹第一次发射成功。不久又完成了“5号远程导弹”所需各类润滑油的研制任务,圆满地完成“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所需的专用油脂的任务……

  1962年1月,我国独立自主开发出5项炼油新工艺技术,包括“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和添加剂等,人称“五朵金花”,使得我国的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四大类产品自给率达到100%。

那一年的人代会上,周恩来总理自豪宣布:中国人用“洋油”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爱国爱党信念坚

侯老是个老党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年轻的侯祥麟从一位江西来的同学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后来,他又从图书馆的外国杂志上看到红军正在北上抗日的消息。这一切都让他对共产党人产生敬佩,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工作时,接触到了大量英文马列著作,从图书馆的英文报刊上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定了寻找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上海沦陷后,他辗转到长沙,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春天,侯祥麟同志秘密加入共产党,从此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在党的指示下,参加难民服务团、中国防化学部队干部训练班、煤炼油等工作。

抗战期间前夕,受党组织委派,侯祥麟1944年留学美国,在那里参加组织了爱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留学海外。在此期间,父母家书屡屡催其结婚成家,他终是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而答之,直到43岁时,新中国成立后,侯老才和李爱珍同志结为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侯祥麟按党组织指示,成功动员了一批留学生回国,以其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那个开电瓶车送仪器的老头”

文革开始的时候,侯老是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因为批评当时写论文流行的“穿鞋戴帽”,和提倡科技人员要搞出成绩不应该只在八小时工作时间,要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侯老被称为“只专不红”的走资派。

受批判的时候,他被挂上牌子,有时还被踢一脚。他不吭声,也不写悔过书,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结果又被送回了干校。

后来,侯老从干校回来劳动改造。在绿树繁茂的石科院大院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能看见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头,稳当当开着一辆的电瓶车,车厢里堆得高高的实验器材,往各个实验室送……

其实,当看到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迫害,侯老也曾带着种种迷惑,取出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反复阅读,始终没有找到以当时那种方式搞继续革命的论述;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共产主义运动走一些曲折道路,并不奇怪。不管怎样,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会动摇。我认为,历史大趋势最终还是前进的!”

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侯老度过了艰难岁月,直到如今93岁高龄,仍为在我国的石油事业鞠躬尽瘁。

好下“闲棋”战略远

侯老说,下围棋当中,你搁个子儿,好像没什么用处,但后来就用上了,靠它赢了,这就是"闲棋"的作用。我们搞研究也是如此,有时做的事情,眼前不一定用得上,不能立即否定它。有的人看不出有什么用处,很不理解,不干了,当然也有人看得出将来会有用处的。做工作,既要有当前的考虑,也要有长远的打算,要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如果认为你的工作有发展前途,就要坚持搞下去。

侯老用他卓越的智慧和远见,一次次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和科技事业添砖加瓦——

1955年,侯祥麟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认识到工程科技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张维、师昌绪、张光斗、王大珩和罗沛霖五位科学家共同发起,建议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中国工程院。199463日,中国工程院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工程科技事业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上世纪80年代,侯老积极促成我国加入“世界石油大会”这一公认的权威性世界石油科技论坛。1983年8月底,侯祥麟以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率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赴英国伦敦出席第十一届世界石油大会。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国申办第十五界世界石油大会成功。1997年,第十五界世界石油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新中国石油科技事业取得的成就令世界同行刮目相看;

1994年,侯老成立中国科技馆基金,为中国科技馆的二期工程奔走呼喊、不遗余力,“寓教于乐”的中国科技馆已经成为孩子们假期里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1996年10月17日,侯祥麟院士荣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侯老捐出奖金50万元,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化总公司和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支持下,设立了“侯祥麟基金”,以激励炼油和石化专业青年人才的成长。这项基金被我国石化专业的学子们仰止为——中国石油化工学术方面的“诺贝尔奖”……

倡议建设节约型社会

进入21世纪,世界石油资源异常紧缺。作为历经近一个世纪以来能源变迁的石油专家,侯老意识到我国能源形势的严峻和节能的迫切需要。 

2005年春节前,侯老向工程院提交了一份名为《节约型社会初步探讨》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在2月27日由30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讨论了整整一天。6月,《求是》杂志刊登侯老的文章《从建筑业和汽车工业说起》疾呼提高环境保护标准、树立节约能源意识是当务之急。

“国内产业的发展,如小汽车,不能像美国那样每人要有一辆,而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日本能源和我们差不多,但产值比我们高几倍,这里有产品结构问题,也有能源使用效率问题”。赤子之心,日月可表。

 “不用扬鞭自奋蹄”

幸福来自于对科学的热爱,来自于对理想的执着。

侯老说,搞科技,要看你追求什么,真正的快乐在创新和奉献中。科学就是要创新,科学家探索的是未知领域。搞科研也不仅仅是做论文,你的研究应该对人家有用,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而不是仅仅为了钱、为了名。

侯老是这样殷殷地鼓励要求年轻人,也是对自己一生科研最好的注脚。

因为热爱,侯老对担当的每一个“顾问”都“既顾又问”,事必躬亲;因为执着,有些人很怕侯老,怕他问,怕被问倒了,“不做好认真足够的准备,不敢进侯老的门”;因为热爱,93岁的侯老仍每天精神饱满地到班上工作,让见到他的年轻人心里都萌生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憧憬,而不是总抱怨“人生苦短”……

 对于侯老来说,前方的路还长——“我才93岁,不算长寿。”

在自传《我与石油有缘》中,侯老写到,“我深感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我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人生的风风雨雨都已经成为过去,侯老的心境一片明朗和宁静……

责编:马芳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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