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力：九八抗洪杂忆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06日 14:07)

　　在《焦点访谈》工作的五年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采访经历应该说就是九八抗洪了。当年我原本是被派往湖北灾区采访的，然而就在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突然又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东北抗洪前线。原来当举国上下瞩目长江之时，东北的松花江、嫩江爆发了百年不遇的超记录特大洪水而且灾情日渐严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是，我与摄像记者邢旭东成为了第一批奔赴东北抗洪前线的《焦点访谈》记者。

　　从北京飞赴东北灾区的第一站是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之后我们又一路追随洪峰来到了大庆市的肇源县。大庆市抗洪重中之重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大庆油田，而肇源县则是确保大庆油田不被水淹的重要屏障。

　　救命之恩

　　我们抵达肇源县的时候，松花江的洪水已经漫过江堤、冲垮第一道防线直泻而下。在一片农田上用成袋成袋的面粉临时筑起的长达千米的第二道防线也被洪水撕开了一个长约30米的缺口，形势危在旦夕。

　　我与老邢闻讯赶到第二道防线，正逢一队解放军官兵要涉水穿过缺口到对岸去抢险，于是我俩紧随他们步入了洪水中……渐渐地洪水已是齐胸深了，当时在我们左侧几十米处就是缺口，右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滔滔洪水。由于洪水从缺口处汇集而下水流尤为湍急，加之我们脚下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泥沼，所以行经这一段时危机四伏但场面也是蔚为壮观：赤日炎炎之下，数百名军人高举随风飘扬的鲜红军旗在浊浪翻滚的洪水中艰难地跋涉。为了拍下这一场面老邢离开了队伍，就在他试图寻找一个最佳拍摄位置时突然脚下一滑……《焦点访谈》的记者经过多年的职业熏陶都培养出了一种条件反射：在突发性的危急时刻，第一个举动就是保护设备。就在老邢脚下一滑的瞬间，他下意识地抬起右肩没有让摄像机进水，但是在洪水的猛烈冲击下他已无法保持平衡，眼见他就要被洪水冲走的一刹那，一直紧随其后保护他的士兵手疾眼快一把抓住了他。事后大家开玩笑说，多亏了那名战士，不然的话抗洪烈士榜上就会出现《焦点访谈》记者的名字了。

　　上岸后，这支部队的师政委见到我们十分惊讶，他说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能见到记者，更没想到遇见的还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得知我们是记者，一名军官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连连说道：谢谢记者，谢谢记者的救命之恩！原来两天前这支部队在参加第一道防线的抗洪抢险时，这名军官曾驾车护送两个受伤的士兵去治疗，途中正赶上第一道防线被洪水冲垮，大水很快追上了这辆军车致使车辆熄火，这位军官搀扶着两名伤员站在不断上涨的洪水中陷入了绝望。恰在此时，黑龙江省电视台的记者驾驶一辆高性能的越野车途经这里。在“时间就是生命”的危急关头，省台的记者没有自顾自地去逃命而是驾车来到这几位军人的身边。由于水位已高车门无法打开，三名军人在记者的帮助下从车窗爬进车里，最终保住了性命。

　　至人所未至

　　当年的8月18日播出了我与老邢采制的《迎向峰头》一片，在次日的一个会议上大庆市的有关领导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央电视台记者能够做到的事情而我们的记者在自己的地盘上却做不到？

　　为了能够采访、拍摄到有别于他人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我采取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至人所未至”：脚至，到别人所未到之处；脑至，想别人所未想之事。对险情最重、灾情最重的新闻现场贴近、贴近、再贴近，然后去发现有新闻价值的细节。

　　记得有一次在采访途中走到一个镇子的时候前面的道路被洪水淹没了，其他人见此情景便打道回府了，而我和老邢则留下来经过反复寻找最终借到了一只小舢板继续往前走。划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幕令人惨不忍睹的景象：村庄已经被洪水淹没，水面上到处漂浮着家畜、家禽的尸体和各种生活、生产用具，几只劫后余生的猪、狗孤零零地在房顶上四处觅食，从那些露出水面的屋顶和电视接收天线依稀可见这里曾经是个规模庞大、生活还比较富裕的村庄。这是当时我到大庆市后见到的灾情最重的场面。划着小舢板查看了几户人家，从露出水面不足20厘米的玻璃窗向屋里观察我发现只有一家住户的贵重物品还在屋里，其余的几户人家似乎都提前把贵重家什搬走了。留意了这一细节后，我看见附近的一只舢板上有几个村民便靠上前去询问，得知在洪水到来之前当地政府已经组织村民安全撤离了，没把贵重物品搬走的是一位村干部，因为他连续数日一直在抗洪前线参加抢险根本没有时间回来搬东西，所以他家的所有物品全部被淹在了水里。而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这位村干部依然还坚守在抗洪前线的岗位上……这段现场采访播出后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事后当民政部派人来大庆市视察灾情的时候，由于当地缺乏反映受灾情况的图像资料于是就把我们拍摄的大量素材借去了。

　　依我之见回答那位领导提出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在战地记者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你拍得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炮火还不够近。”做记者的谁都明白这个道理，新闻是用“脚”、用“眼”、用“脑”写出来的。道理虽简单，难的却是怎样才能确保记者去身体力行？人们通常会说：靠敬业精神！不错。但是敬业精神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记者在原单位的时候工作表现平平，可是到了《焦点访谈》后就变得非常敬业？同样的一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工作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我认为关键是制度：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焦点访谈》所在的新闻评论部其制度安排使得每一个从业者时时刻刻感到头上悬着一把剑：必须比别人干得更好，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记者的敬业精神要靠制度来培养和维持。

　　制度中有一点是不可或缺的：回报——精神的和物质的回报。

　　衣食住行

　　到达灾区后，大庆市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周延给我们每人找了一套军用迷彩服。一开始只是觉得稀奇，毕竟像我等没有从过军的人平时难得有机会穿这种服装。在经历了一番实战后，我才真正体验到了它的诸多“妙处”。首先是它的防水功能让我颇为受益，印象很深的是在肇源县第二道防线采访时我曾经在齐胸深的水里泡了很长时间，上岸后几阵风吹过不知不觉中衣服已经干了。虽说是盛夏时节，可在东北的野外到了夜里气温还是很低。入夜后，当我站在被洪水围困的孤岛上冻得瑟瑟发抖时，心中不禁暗自庆幸：幸亏没有穿从北京带来的牛仔服，不然的话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非得把我冻出病来不可。第二是它的防蚊咬功能，东北的蚊子又黑又大，被叮一下立刻就会起一个大红包。一次在杂草丛生的野外采访，当时老邢没有穿迷彩服，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浑身上下被蚊子咬了几十个包，害得他回到北京后也没有好利索，以致于此后竟落下了谈“蚊”色变的毛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同事们的话柄。

　　在大庆市期间，每次外出采访前抗洪抢险指挥部都要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食品袋，里面装着一个面包、一小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和几根火腿肠。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很偏远的抗洪抢险现场，当地的老百姓和政府工作人员早已全部撤离只有一些解放军官兵还留在那里。因为送我们前来的车辆临时接到任务要马上返回，而我们又嫌带着食品太累赘，所以匆匆吃了几口面包权作早餐后便把食品袋放回车中。这时一直站在旁边准备给我们带路的一位军官轻声道：“能不能把这些吃的给我？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了。”闻听此言，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我怎么就没想到问一问人家吃过饭没有？于是，我一边连连道歉一边把我们带来的所有食品全送给了这位军官……很快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在采访的间歇我和老邢才感到已是饥肠辘辘，我俩只好靠抽香烟来压抑饥饿感。这时那位军官走到我们面前从军装的口袋里掏出了两根火腿肠：“瞧，我一直给你们留着呢，正好一人一根。”不久之后，风干肠、哈尔滨红肠等大批的食品被送上来了，吃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可我总觉得没有那根火腿肠的味道香。

　　肇源宾馆是一座四层高的建筑物，我们被安排住在了顶层。虽说是地处县城的繁华区可是却难得看见附近的居民，用当地的话讲“大家都跑水了”：为躲避洪水已经撤离了。要说当时的情形确实非常严重：洪水已经迫近县城，用沙袋临时筑起的防洪堤距我们的住处只有一公里，如果堤坝被汹涌的洪水冲垮整个县城将陷入一片汪洋之中。为防万一，我曾经问县抗洪抢险指挥部的一位负责人：“如果洪水淹了县城我们怎么办？”答曰：“只有一个办法，爬上楼顶等待救援，让你们住四楼的目的就是为了到时候好上楼顶。” 在自身难保的处境下，每天除了紧张地工作外休息时惟一想做的事就是抓紧一切时间给家里打电话。当年我的女儿易易才1岁多，虽然还不会说完整的话但她已经会叫“爸爸”了。每次打电话我最想听的就是女儿的声音，不管是笑声、哭声还是断断续续的“呀……呀”学语声，我总是把听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生怕会漏听了一点……前途未卜之时，想得最多、最让我割舍不下的就是女儿了。

　　此次在东北灾区采访《焦点访谈》记者动用了多种交通工具，其中包括直升飞机。在摄制《空中看松嫩》节目前，主持人白岩松特意打来电话，一是问谁最值得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军人！”二是提出明确要求，直升飞机一定要降落在抗洪最前线而且下了飞机就可以直接采访抗洪将士。岩松提出的这一要求因为风险太大着实让我们费尽了思量，好在有熟门熟道的周延老大哥相帮，最终我们在险情最重的防洪堤旁仅30米处找到了一个适于直升飞机降落的地点。由于周围土质疏松可供降落的范围很小，为了使直升飞机能够准确地降落，我们花50元钱买了一袋面粉在地面上画了一个明显的标识。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我等凡人难免有疏漏之处：就在直升飞机降落之际，螺旋桨的强大风力把洒在地上的面粉全部刮了起来，一时间遮天蔽日……事后想来当时幸亏用的是面粉而非石灰，否则后果可就难料了。

　　……5年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值得品味的东西，限于篇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焦点访谈》的崇高敬意！

责编：继松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