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甘共苦 恩爱不渝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14日 10:27)

　　卓琳：“结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我那时候还不熟悉。后来，慢慢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都在后头住的地方。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他下命令，进军西南，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也一样)。后来，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他只好带着家属。这次进军西南，我说我一定要去，你不让我去……。但是去的方式(是)，他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他在前边，我们带着孩子坐在后头。这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后来我也给他当秘书。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当时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坐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我都登记了，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所以那时候都是以他的文件最(多)，因为(他)的文件最全。”

　　邓先群(邓小平妹妹)：“而且我大嫂这个人，她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那人就是这样，也很守规矩，而且她特别体贴我大哥。比如我大哥喜欢喝茶。但是，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来开支。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给。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邓小平次女)：“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还有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之类的。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肯定大家一起吃就不行，所以，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就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我妈妈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给他单独炒一个菜，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你点，结果最后，实际上，他就一口都不吃，全分给别人。最后，没办法，所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卓琳和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邓楠(邓小平次女)：“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在政治上，他讲是不争论。就是政治大问题不争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他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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