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守望敦煌·樊锦诗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1日 20:20)

　　CCTV.com消息（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这位是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她为什么要首先想到洞子不能坏? 敦煌洞窟的现状真是如此让人担忧吗?

　　

樊锦诗：现在我有这个感触，一说敦煌，那我马上就想这个敦煌这个事怎么着，这个洞子怎么做，我家里的事不想，我就是先想这个洞子不能做坏，就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大家说，包括现在的年轻人都说，在敦煌就爱敦煌，对敦煌有一种感情，不然他没有资格在这里工作，没有感情的人 ，他是待不下的。

　　面对千年宝库,担当如此重任,樊锦诗感到沉重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她的前任常书鸿与段文杰两位先生已经为敦煌保护与研究奠定了一个极具高度的平台，她更是丝毫不敢怠懈。

　　樊锦诗：任何文物保护，特点像脆弱的壁画，它已经一千多年了，多病而脆弱，那么它现在在逐渐褪化，褪化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信息固定保存下来。

　　１９９８年樊锦诗上任之后，多方面和专家讨论探索更为有效的保护方法，也多次到国外学习先进的文物保护经验，身处信息化时代的樊锦诗想到了电脑技术。

　　樊锦诗：莫高窟，为人类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这就是莫大的责任，完整真实地保护好，并按可持续发展观念传给后代，就这个责任，不允许在我手中损坏。

　　数字化敦煌是樊锦诗抓长效机制的一个设想，用计算机完整地储存下敦煌艺术档案，并建立一个数字化放映室，让参观者在放映室如同身临其景，能够更全面更详细地了解敦煌艺术之美；这样即减少了洞窟的压力，也达到了保护洞窟的最终目的．为此，她开始了学习计算机及相关技术。

　　樊锦诗：这个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但它也不能永生，那么它要褪化怎么办？我就要考虑要抓数字化，就是为国家永存这份信息。

　　正在实施中的数字化敦煌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年逾花甲的樊锦诗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能够亲眼看见一个数字化敦煌的建立。

　　樊锦诗：所以我是觉得从咱们平时，成了我生命一部分，成了我家里的一部分，这个敦煌事业，就是我们家的事业，就是我们家的事，都有那么一种感情。

　　正是这份魂牵梦绕的爱支撑着樊锦诗走过了她在敦煌的40多年。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的一尊雕塑，它取名为《青春》，塑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它的原形就是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樊锦诗。

　　樊锦诗：后面是个背包，挎起背包，拿着草帽，整装待发。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她告别恋人，来到荒凉的敦煌，成为守护敦煌的一员。但让她没有想到是，在这里凝固了她的青春，凝固了她的感情，也凝固了她的人生。

　　樊锦诗：洞窟当然是非常好，非常美，每走过一个洞子，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不是搞艺术，我是学考古，用我们专业的术语，但是确实是美的，可是我们毕竟不是天天在艺术里生活，我们还要再生活，这个生活就没想到，太差了，没水、没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卫生设备，消息闭塞，好像与世隔绝。

　　美丽的敦煌，条件却是恶劣的，这个在上海长大的女孩将如何面对大漠的艰苦生活。

　　樊锦诗：我确实没有下过决心，我要来这里待一辈子，当时根本没这个想法，也没想我不待一辈子，也没想我要待一辈子，总而其实很简单，我总归要跟老彭成家，成了家嘛，就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一个往大城市走，一个女方到男方那儿去，这是很自然的。

　　当年于右任考察敦煌后说：千佛洞在世界上罕见，但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艰苦异常，若没有事业心，到那里一定干不久也干不长。没想到要在敦煌干一辈子的樊锦诗，竟在敦煌呆下来了。对于樊锦诗来说投入工作是最好的排解枯燥的办法。

　　樊锦诗：我搞这个时代分期，因为我们这个文物来说，首先要把它的时代弄清楚，你再说去进一步研究它，这是个基础工作，所以我呢，这个上头做一些工作，应该说也算取得了一点成果。大家还承认，我们这个断代分期的成果。

　　在这之后十年，樊锦诗熟悉了每一个洞窟，对敦煌的保护和艺术研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她也与大学时期的恋人彭金章成了家生了子。寂寞艰苦的生活中，丈夫和孩子使她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一份思念的痛苦。

　　樊锦诗：最厉害的时候一家分四个地方，比如我把孩子送走，我回来了，好象包袱放下了，其实就是更想了，这个农村生活怎么样，还是想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孩子，特别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别人就回去看孩子去了，我们很多人家在敦煌农村，或在城里，我就想了，特别特别想，这个时候想，实际上呢，想孩子比想老彭想得还多。

　　同事说：樊锦诗是个硬心肠的女人，她也称自己身上很少有缠绵的感情，但樊锦诗讲起儿子时，却掩饰不住那种母性的爱恋和柔情。

　　樊锦诗：我回老家去，河北农村去看老二去，大概两三年没去了，后来我准备去接他，他五岁了，不到五岁我去准备接他，接他以后呢，我也没告诉老彭的大姐，我去了，去了以后，一个小孩黑黑的，黑不溜秋、傻乎乎站在门背后，我进去，我说大姐，你没见你儿，我就猜，我说旁边那个黑不溜秋那个，黑黑的，真是晒得黑黑的，是小明吗？就是，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我说我真的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把我忘了。后来大姑就说，快，叫你妈。那个娃娃，小孩傻乎乎的，嗓子粗粗的，妈，就叫了一声。

　　敦煌、家、丈夫和儿子，都让樊锦诗牵挂，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樊锦诗：七三年的时候，我已经来了十年了，也就是说，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点感情了 ，不是说刚来，刚来其实还是无所谓的，走就走，待就待，那个时候已经有些感情了，也开始文化大革命后期嘛，已经可以搞一点业务，业务也不舍得了，这个地方这个事业也不舍得了。

　　也许就是凭借着好强和倔强，这个瘦弱的女人才做到了抛家离舍，独自一人在敦煌工作了23年，23年后一家人在敦煌团圆了，２３年中，有多少生活的缺失，她很少想起，除了偶尔觉得对不起丈夫对不起儿子之外，她唯一能想起的还是敦煌。

　　樊锦诗：我这人水平比较差，但是我觉得我努力了，我有时候开过玩笑，我说我如果死了以后，我说留下一句话，我就留这么一句话，我为敦煌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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