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两个月的舆论风雨，陈琳这位中国第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的博士学者，渐渐地开始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回首过去的风波，今天，他专门约见新华社记者，要求向公众坦陈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我真的很想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些事！”
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陈琳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新闻人物。从百万年薪的新锐校长到声名狼藉的“伪学者”，似乎是一夜之间，他从媒体注视的焦点走到了个人回国后的冰点。 目前，陈琳已经被验明正身了，但是对于他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似乎还未平息。
记者：学历风波已经结束了，但作为一名学者，您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公众人物，请谈谈您个人的感受。
陈琳：啼笑皆非、莫名其妙——这是我对整个事情的感觉。关于我的学历问题，原本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某些媒体却拿它来炒作。其实大家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媒体究竟怎么了？
记者：回过头来看事情的经过，这原本的确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却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结束。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跟您本人的处世方式和态度有关系吗？
陈琳：我想这要问那些记者，有些内容他们从来就没找我求证或者核实过。我认为，要弄清我的学术身份是非常容易的。第一次提出质疑的媒体明明都查到哈佛有一个叫陈琳的毕业生，但是他们仅仅因为联系方式不详就停止了，当时如果他们把我的照片寄过去核对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不知记者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很多人以为我会受不了，但我跟没事一样的，因为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也由于我本人的处世态度比较超然洒脱。
记者：对于人们怀疑的目光，有人说，您没有及时地作出理性的反应，而是选择了一种类似对抗的方式？
陈琳：这完全是误传。我根本没有用什么对抗的方式。某些记者在整个调查过程就从来没找我求证或者核实。 我的反应一直是很理性。我向山东当地的媒体发了我对质疑文章的回答，同时也在新浪网等网站发表了几篇相关的声明。 另外国内非常重视证件的原件的做法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比如说，我拿出哈佛的博士文凭 ，你能鉴别真伪吗？文凭毕竟不同于货币，货币可以依据本身来鉴定，但文凭必须通过相关的调查来证实。有没有这一纸文凭是无所谓的。
记者：对于媒体的愤怒会通过法律手段来消解吗？
陈琳：很多人建议我这样做，但是我还在考虑。
记者：一个事实是，媒体质疑您的学历的当天，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就解聘了你。您怎么看与他们的合作？
陈琳：坦率地说，来到山东之前，我对中国民办高校一无所知。凭我在美国的经验，以为民办和公办是一样的。到了山东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事情完全是两回事，中国的民办学校基本上是面对高考落榜生，而美国的最好民办即私立学校则是面对全美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 我到这里办一流大学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面对这个现实，我仍然充满信心地投身到对一个民办高校的改造和重组中去，努力引进一系列改革方案。
记者：有哪些具体的方案？
陈琳：方案很多，有大有小，时间不允许我多讲。我首先提出学校的定位问题，学校的目标不是争世界一流，而是提高学生的考试合格率和就业率。在这个大目标下，我提了很多具体做法。比如，为了提高外语教学质量，外语听力和口语课全部由外教授课。为了解决聘请外教费用高的问题，我主张小班并大班，采取电化教育等设施。在师资招聘上，我主张高薪少聘，聘高质量的教师，教师不够，开大班。在学校的行政管理上，我也引进一系列举措。比如，规范电话应答方式，采用文明用语；设立教师的对外办公时间等。这些举措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就可以由里及外地改善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精神面貌。
记者：有报纸报道说，您在山东时主张老师不要与学生接触太多？
陈琳：这个事情在报纸上没有解释清楚，可能引起一些误会。这是我试图引进的西方大学的先进经验，设立老师的OFFICE HOURS，可译成“对外办公时间”。美国大学的老师，每周一般有半天的对外办公时间，学生可在这一时间内去找老师答疑或者谈其它事情。 其它时间老师一般不见学生，一定要见，必须预约。对外办公时间的设立，一方面可以保证老师有完整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知道见老师不易，因而有备而来。 这对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学习反而有促进作用。这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国内的大学不妨借鉴。
记者：从您的履历上看，以前您多年从事的工作大都与金融有关，现在为什么想搞教育工作呢？
陈琳：这几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央政府关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方针。相信自己在中美两地的大学学习多年，通过观察比较，深谙美国一流大学的成功之道。我希望能够以参与教育管理的方式，为我国高等教育出力。去年，我曾向国内媒体公开表示希望回国到综合大学从事管理工作。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全世界排第三、四百名，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也没有培养过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这个时候介入教育管理，是大有作为的。
记者：您对教育管理有如此浓厚的兴趣，那么您有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吗？
陈琳：我没有在学校做过管理。但我相信，对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来说，经验并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经验？经验是对以往的总结。可是在高等教育上，我们的以往并不太成功，我们没有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我们没有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经验。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好一味依赖经验，用以往的经验指导未来。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新的未来，而不是重复过去的未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最需要的不是经验，而是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管理。
记者：从事教育管理是您回国后的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目前来看好象并不理想，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陈琳：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是我对教育管理的热情不会受影响。当时选择学校时，我是犹豫过，因为民校与我所期望的综合大学差距很大，但我考虑到，它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记者：这对您以后的创业会有影响吗？
陈琳：在这里我不想用“创业”这个词。对我来说，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都是工作，而不是所谓的创业。 我是个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或者职业管理者，职业校长。我希望我所工作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以便实施我的管理方法和理念，让它迅速升华，而不是白手起家地创业。
记者：旅居美国多年，您认为自己了解国内的情况吗？有人认为您不太了解国情、精英意识太浓。
陈琳：我虽然在国外呆了很多年，但是中间我还是经常回来，应该说是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一些国情，正是需要改造的。中国盼望与国际接轨，拥抱WTO，也正表达了“进步”的愿望。我不知道“精英意识”指的是什么？世界上许多事情首先是靠少数人推动的，当然最后成事还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记者：您认为自己做教育管理优势何在？
陈琳：我想我做教育管理的优势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我本来就是学管理的。政府管理和教育管理，有许多相通之处。二是知识结构上的优势。综合大学科目门类非常的多，作为管理者最好有综合广泛的知识结构，才能够对学科的发展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整体的把握。 我以往所学涉及的学科较多，包括文科、理科、管理、艺术。我可以跟许多不同专业的人进行有一定深度的对话。这种能力对高校的管理者非常重要。我希望公众要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校长只是一个职业，它可以由学校内部的人，逐渐升任，也可以由职业管理者来做。我们的老前辈竺可桢、严复、胡适不都是直接做校长吗？我希望以这些老前辈为楷模，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记者：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前几年人们对于海归派持一种不假思索的接纳与推崇的态度，但是近年来随着假学历事件的频频发生，人们的态度开始变得审慎，海归派以及他们的国际背景开始遭到质疑，包括他们的学历。
陈琳：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必要的。但程序必须科学，推理必须理性。
记者：现在，“质疑事件”已经过去了，您有什么打算吗？
陈琳：我准备先回美国住一段时间，但将来还是准备留在国内，继续做教育管理，有几个学校要我去，不过是让我做教学，我还在犹豫。对于介入此事的媒体，我觉得有两点要说，一是希望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有更高的素质和敬业精神，掌握好办事的尺度。另外就是，大众应该要有更多的理性。（温闽）
【新闻背景】
2002年5月，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以100万元人民币的高额年薪，聘请到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理论家、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博士陈琳作为该院常务院长，这使陈琳成为目前大陆所有高校中年薪最高的校长。
6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文章，对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以100万元年薪所聘请的哈佛博士陈琳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并指出其“哈佛博士”的身份存在种种可疑之处。晚上8时，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向许多媒体发出公开信，宣布今天下午2时30分学院已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解聘陈琳。“哈佛博士”聘期还不到50天，就收到了“解聘通知书”。
因“哈佛博士”而百万年薪，因百万年薪而成为新闻人物，因成为新闻人物而招致媒体追根究底，此后，对陈琳身份和经历的质疑声鹊起，甚至海外媒体都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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