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刻的责任担当者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15日 10:45)

　　人民日报消息：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普京总统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加强反恐斗争，被一些媒体称为“普京新政”。所谓“普京新政”有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国家体系中中央集权成分，以利统一协调指挥全国的反恐行动。二是对车臣恐怖分子采取绝不谈判、绝不妥协的态度。三是宣布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即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对恐怖主义先行攻击。

　　

尽管西方大国的官方表态是支持普京反恐，但西方媒体对“普京新政”反应强烈，认为普京加强俄罗斯中央集权是民主体制的倒退，是走向独裁，云云。

　　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和演进是时势使然，很多政策的提出是形格势禁的产物，并非个人的主观意向选择。看“普京新政”，恐怕也是要从俄罗斯当前的时势出发，要分析它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而不是硬套某个所谓“普世价值”。

　　俄罗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以“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为取向的改革，其后果是：苏联联邦国家解体，其后继者俄罗斯也陷入很长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中；经济上经历了10余年的大幅衰退，多数人生活困苦。在精神上，俄罗斯精英阶层对西方模式感到相当失望，大众有较强的怀旧情绪。

　　普京执政以后，面对动荡的政局、衰退的经济和“苦乱久矣”的人民，其必然的选择是强化国家权威，恢复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复苏。普京的政策与俄罗斯的现实需要和人民期盼是一致的，其行事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因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本人也获得极高的政治威望，其个人形象成为当下俄社会凝聚的支点，而不是多党体制。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车臣恐怖分子多次制造血腥恐怖事件后，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普京采取强硬态度，“治乱世，用重典”，是理有所致，势在必行。而强化中央集权，完善国家机器，这与普京4年来的政策方向也是一致的，不知西方媒体为何要大做文章。

　　西方媒体在评论国际事务时常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即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去诠释一切，而不是分析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特定时势。此外，西方媒体在运用自己的“普世价值”评论一切时，又常运用功利性的双重标准。例如，当年莫斯科发生炮打议会大厦“白宫”事件时，西方媒体并无多少批评，尽管这一事件显然有违西方的政治价值。又如，美国在反恐中制定了许多限制个人自由、有损个人尊严的措施，但其媒体对之均采取了认可态度。所以，对西方媒体的评论，要看到其局限性和功利性，要对其有一些分析和批判态度，起码不可全信。

　　从地缘上，俄罗斯是个欧亚国家，从历史文化上看，俄罗斯也兼具东西文化的双重特征，是所谓“双头鹰”，一个头向西看，一个头向东看。或许，这一特征使俄罗斯必须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有的社会模式。普京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的责任担当者，他不但要解决国家的方向问题，还要解决具体的路径选择和行为模式问题。政治家的论定是需要时间的，是历史的产物，因为政治毕竟是行的艺术，而不是言的艺术。（黄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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