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宇：宪法的稳定和与时俱进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16日 23:12)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６日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即将进入法定程序。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举世瞩目。妥善处理宪法的稳定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是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必须准确把握的一个问题。

　　（一）维护宪法的稳定，是由宪法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这段话深入浅出地把宪法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讲得清清楚楚。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同一般法律相比，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地位看，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统一到哪里？统一到宪法。就法律与社会实际的关系来说，社会实际是母亲，法律是子女。从法律体系内部来说，宪法是母亲，一般法律是子女，正如人们通常说的，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二，从内容看，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宪法解决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带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一般法律只是解决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问题。

　　第三，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里，“各政党”当然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宪法上述规定同《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致的。

　　正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维护宪法的稳定，就是维护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宪法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因此，对宪法的修改也就需要格外严肃、慎重，按照不同于其他法律的特别程序来进行。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二）宪法的稳定，关键在于它的科学性、正确性，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四年来，除建国前夕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有人称为“约法”，实际上是临时性的宪法）外，先后有四部宪法，即一九五四年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一九八二年宪法。

　　现行宪法是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形式上看，这部宪法是对一九七八年宪法的修改；实际上则不然，它不是以一九七八年宪法为基础的，而是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民讨论，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见结合起来、统一起来，重新制定的新宪法，说它是对一九七八年宪法的全面修改也可以。这是因为，一九五四年宪法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后五年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全面地、准确地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是一部好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反映了那个阶段“左”的错误，存在着严重问题；一九七八年宪法是在我们党和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清理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存在着严重缺陷。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精神，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为全面修改一九七八年宪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为了使新宪法真正能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同志从宪法修改工作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的彭真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３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会议上，专门就如何做好宪法修改工作讲了四条意见，可以说是指导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好像盖房子的四根柱子，没有柱子，房子就盖不起来。

　　第二，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实际是修改宪法的根据，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实际，二是历史的实际。现实的实际是根本的，历史的实际主要是经验教训。研究、借鉴外国的经验，要“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符合我国实际情况、适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有用、有益的东西。

　　第三，只规定现在能够定下来的、最根本的、最需要的东西。要尽可能地把全国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使新宪法能够起到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健康顺利进行的作用。

　　第四，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长时期的实践证明，一九五四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当然，一九五四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继承和发展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既考虑当前的现实，又考虑发展的前景，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四条指导原则，可以说是全面修改一九七八年宪法的“纲”。牢牢把握住这个“纲”，正确处理修改宪法过程中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作出科学的、明确的规定，解决我们国家带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这样容易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意，不致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也有利于保持宪法稳定，以后可以对宪法个别条款作修改，不再从头到尾重写、全改。当时，我们已经有共同纲领实施以来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有一九五四年宪法实施以来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取得的共识，制定一部稳定的新宪法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宪法从启动到出台，历时两年三个月，在此期间宪法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全民讨论四个月，讨论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上是空前的；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几经修改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方式表决，参加投票的代表３０４０人，投票结果，赞成的３０３７票，弃权的３票，弃权票不到千分之一；在整个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先后专门讨论过八次，宪法修改草案每一稿都是经党中央原则同意的，每一稿又都经过充分发扬民主，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见结合起来，使宪法修改草案一稿比一稿更完善。由此可以看出新宪法的确是高度民主基础上高度集中的产物，又是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的体现。这样制定出来的新宪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全国人民普遍反映，它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合乎国情，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能够长期稳定的宪法。

　　（三）宪法的稳定和与时俱进是在社会实践中统一起来的，在保持稳定中与时俱进，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稳定。

　　毛泽东同志说过：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他还举例说，稳定和变革就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

　　宪法也是一样，具有稳定与变革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是在社会实践中统一起来的。所谓稳定，就是宪法在我们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所确定的基本内容是不能改变的，比如：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改变，国体、政体不能改变，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等等。如果改变这些东西，否定它，取消它，国家就要变质，人民就要遭殃。同时，实践没有止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宪法也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与时俱进。二十一年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１９８８年４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１９９３年３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１９９９年３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三次对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修改宪法，遵循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方式？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研究对现行宪法作第一次修改时，就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改革要遵守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二是，修改宪法，只限于不修改就会妨碍改革的条款，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采取宪法解释的办法去解决。这样做，有利于宪法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至于修改宪法的方式，经过慎重研究，确定采取修正案的方式，这是借鉴美国修改宪法的方式（美国宪法制定于１７８７年，２１６年来宪法原文一直未动，采取修正案的方式修改１８次，共２７条），它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采取的修改宪法办法（过一定时期，对宪法作全面修改，实际上是重新制定）要好。以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都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采用的都是修正案的方式。三个宪法修正案，共１７条，其中１５条集中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主要内容：一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从而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宪法中的表述更加完整；四是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五是确定了农村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六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七是确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是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对宪法所作的这些重要修改，都是关系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又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认识的深化，从而使宪法更加完善，更加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成为体现时代特征、符合国情、与时俱进的宪法，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宪法的稳定，也没有因此而损害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党的十五大以来，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从本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全面分析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和重大方针政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体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再次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是非常及时、十分必要的，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作者杨景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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