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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之子"到阶下囚
我相信，即使我不是记者，恐怕也难以抗拒采访成克杰案的诱惑。
成是建国以来因受贿被推上法庭的级别最高的官。此外，被控受贿数额的巨大，受贿手段的特殊，情人现象的公开化都是吸引人们关注此案的卖点。它是可遇不可求的采访，对任何一位记者都是如此。而对我来说，采访成克杰案的诱惑还来自另外一个原因。
1995年，作为《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主持人，我与成克杰有过甚为默契的交谈，当时成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而据此制作播出的《东方之子·成克杰》获得了那一年的中国政府新闻一等奖。那是一次真正的采访，没有预约，没有摆拍。我们是因广西遭遇了特大洪水而去的，如何与广西人民同舟共济的自治区主席是当然的新闻人物。
我们从南宁开始找他，最后在灾区不期而遇（因为许多地方的通讯已经中断）。采访的地点是在河池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我和成坐在一条狭窄的救生艇上，行进在已成汪洋大海的苞米地里。成的谈吐让我兴奋，成的表现也给亿万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满脸沉重而又意气风发的成克杰设身处地为百姓疾苦着想的一番话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不能散去。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曾非常骄傲地看到，成克杰从广西到了北京，成为国家领导人中的一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我又非常失望地听说成克杰"出事了"。出于敏感，我注意到从1999年12月开始，成克杰的名字消失了。而当海外媒体大肆渲染，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内地官方却始终保持沉默；我也注意到，对于成克杰缺席2000年3月份的人大会议，有关方面有过不同的解释，个中缘由不得而知。但这一切，我也只是一个旁观者。
采访成克杰案的任务是制片人赛纳通知的。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在让我激动的同时也让我百感交集：为什么我对成克杰的再一次采访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2000年4月份的第一天，总制片人梁建增曾边走边回头对我说，要准备采访成克杰。我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期待，一是担心这种份量的案件会不会允许公开曝光；二是采访的任务未必就落到我头上，尽管我与其他人一样明白这次采访的意义。但是可以采访的消息并不意味能够采访，能不能见到成克杰？成克杰会不会接受采访？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案件的主管部门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我们得到了比较详尽的案情介绍，也顺利地申请到有限的庭审旁听证，采访官员的申请也一路绿灯。
我很感谢执行制片人，也是此期节目编导之一刘春的"牺牲"，他把旁听的机会让给我，让我更好地了解案情。两天的庭审枯燥而激烈。枯燥，因为大量的举证、证言让人昏昏欲睡。激动是因为一个巨大的悬念：成克杰的生死抉择也许就隐藏在这枯燥的背后。它将成为我们能否采访成克杰的一个关键。相对于生死抉择而言，接受采访是太小儿科的事情，除非这种采访牵扯到他的生死。
成克杰的表现是镇静的，头发一丝不苟，深色西服里的小立领衬衣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热爱生活或者说讲究生活的人。这种镇静增添了我们能够采访到他的希望。但也让我不安，成克杰是壮族人，出生于贫穷的家庭，14岁之前甚至不会讲汉语，一步一步升上去，直到成为广西最有权势的人物，成为国家领导人。我无法想象从太上皇到阶下囚这样的心理落差，成又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这样平静的背后也是巨大的思考？
但也有消息说，成克杰曾经拒绝聘请律师，因为他不愿成为与政府作对的人。在第一天的庭审结束回监狱的路上，听说他还心情开朗给大家唱了一首《再见吧，妈妈》。就他的性格而言，我觉得他一定会接受采访，本身他就是一个敢说敢为的人物。
出人意料的是，成克杰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一反常态，为自己开脱，拒绝认罪，事实上将自己推上了绝路，也让我们跌入了失望的等待中。
等待是漫长的，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个采访的机会，我们不能离开北京，我们不能接新的节目，直到9月15日尘埃落定，这种努力才被放弃。
采访机会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在二审宣判前。在采访李平时，我甚至答应了转达她的问候，但终于未能如愿。最后的机会出现在二审宣判后，但就在我们摄制组动身前往秦城监狱的最后一分钟，成克杰态度坚决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我已经无数次设想我对成的采访，当我们重新坐在镜头前时，到时会有一番怎样的交谈。谁也无法知道成克杰为什么在最后一刻要拒绝一次公开说话的机会，也许他已无话可说，也许他不信任我们，但我们却渴望能与他见上一面，哪怕仅仅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对成克杰的完整采访，理所当然应该有一次与成克杰的碰撞，我想知道从高峰到低谷的成克杰在想些什么？我想知道金钱对一个已用不着自己花钱的人为何还具有巨大的魔力，我想知道一路升迁是人民看走了眼，还是成克杰手段高明蒙住了千万双本该睁着的眼睛。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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