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8万元的天价宾利车意味着一个北京市民2528年的最低收入——
据《工人日报》报道：
在北京充满桑拿味道的这个苦夏，曾经炫耀身价亿万的刘晓庆终于为自己的放肆张狂付出了代价。
这一时刻，注定有更多的曾经恣意炫富者开始窃窃发抖，担忧法律之剑落到自己的头上。有消息称，一批偷税漏税严重的“重量级人物”已经被有关部门纳入视线。
可以肯定的是，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当高收入者毫无节制地炫耀财富的时候，困难群体却不得不为基本的生计奔波。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如果我们听任为富不税的现象泛滥下去，社会公正与公平就将受到日甚一日的严峻挑衅，积累财富所必须遵守的公众道德和社会法律就会被遭到更多的背叛。灰色的数字
这是一组灰色的数字。几乎每一个粗浅了解经济常识的人都会发现数字背后的问题。
——200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征缴量仅为600多亿元人民币，只占到税收总额的4.7％，远远低于市场经济国家30％至40％的水平；
——2001年，中国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名下，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
……
有媒体援引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焦建国的分析指出，依照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应当占到全部税收的15％计算，目前的流失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
即便是在已经征收上来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和薪金所得依旧是占了大头。来自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地的资料显示，工资和薪金所得一直占个税收入的六成以上。
一个尴尬的事实就这样出现了——普通收入水平的上班族竟然成了税收的主体对象，家产百万亦或更多的高收入阶层却游弋在税法之外。人们惊呼：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兴贵族”。
与此同时，13年前出现的一次数字的变化则更加耐人寻味。
1989年3月8日，北方某地税务部门向刘晓庆发出《税务违章案件处理通知书》，认定刘晓庆采取隐瞒不报收入的方式，偷逃个人收入调节税18.362万元。除了补全全部税款外，刘晓庆还被处以等额罚款，总计36万多元。
出人意料的是，轰动一时的这场风波竟然在7个月后轻松化解。1989年10月4日，有关部门重新裁定，刘晓庆偷逃个人收入调节税2907元……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轻松脱险的经历，刘晓庆才在瞒税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同样，正是从刘晓庆这样的公众人物那里汲取到偷税漏税的勇气，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才敢于走上为富不税的歧路。
逃税的手腕
很难说高收入者逃税的方法有多么神奇，我们也不乏一支专业队伍可以被用来布下天罗地网。但是，一旦“猫儿”失去了最基本的智慧，“鼠儿”便有了恣意纵横的生存空间。
在一些薪金可观的单位里，帮助员工偷逃税款的经验也同样可观。对于那些月收入动辄上万的人来说，真发票亦或假发票都成了逃税的工具。
吃饭的发票可以报销，租车的发票可以报销……大量的个人支出就这样被列入企业成本，堂而皇之地躲过纳税的关口。于是，这些买车买房的高收入者每月所交纳的个人所得税，有时甚至还要低于一个普通的国有企业职工。
发票冲账是最基本的逃税方式。即便是那些身价亿万的所谓“福布斯富豪”，也更愿意把自己的个人支出列入公司成本，小到几元钱的停车费，大到千万元的别墅房。
由于我国的财务制度不够健全，公款私款时常界定不清，名义为公的东西往往实为私用，以此避税与逃税并不困难。
把收入细分成多份，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其中部分；增加挂名人员，用多个毫无关系的人名来做一个人的工资账；以借款提收入，然后慢慢用发票冲账……所有这些，都使得本应上缴国家的税款留在了个人的腰包。
与此同时，一些民营业主利用自己对于企业的绝对占有优势，成为偷漏个人所得税的大户。他们往往仅仅给自己开出两三千元甚至更少的工资，为的就是躲掉高额的税款。
事实上，内地高收入者瞒税成风的现状，已经让诸多进军内地淘金的港商心领神会。有媒体报道说，一旦发现瞒税竟是如此容易，这些在香港恪守税道的富人们也悄悄动起了歪脑筋。
由于公司开支可作税务扣减，不少港商都习惯把饮食娱乐等私人开支算在公司开支上，部分港商甚至利用假发票或者虚报收入来瞒税。
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把个人的支出打到公司里去是不可能的”。
曾经担任广东美国商会会长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利普生举例说，“如果我为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购买了一辆车，联邦税务员会认定我下班后也会开这辆车，只把五成的买车支出列入公司支出”。
依照《三联生活周刊》的描述，一旦利普生为了公司业务请人吃饭，联邦税务人员也会要求他详细列出会面人和讨论内容，对于一个想要经常编造理由的有钱人来说，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丧失诚信的风险正是在“百密一疏”中不断加大。
相形之下，逃税在中国似乎成了一件并不需要承担多少风险的事情。尽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查高收入者的收入情况，但是，银行也有义务为储户保密。此外，税务部门也无权扣押拒绝纳税人的人身或者财产。
也许，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兴贵族”的症结了。由于我国九成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代扣代缴，工资外的收入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越富的人越有更多的工资外收入，也就意味着越富的人越是瞒税的大户。富豪的奢靡
一旦我们听任为富不税者逍遥法外，高收入者阶层恣意炫耀财富的心理便有了无限膨胀的可能。本应进入国库的税款，就这样在灯红酒绿中化成挥金如土的泡沫。
曾几何时，砖头大小的“大哥大”成了富人摆阔的招牌。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走向“富豪级”的时候，他们生活的奢靡程度远远超乎工薪阶层的想像。
在北京，最贵的豪宅“均价”竟然达到每平方米4万元，其中最贵的部分更是高达6万元。
在这处临近紫禁城的第一豪宅中，意大利设计师用牛皮装饰的套房墙面可谓奢华至极。依照售楼小姐的说法，因为每块牛皮只能用中间的一小块，所以整面墙一共镶上了66张牛皮。
如此天价的150套豪宅中，100套只租不卖，真正出售的只有50套。据说，目前已经卖出了一半左右。对于这些“豪宅”买主的身份，售楼小姐表示“没有外国人，也没有来自台湾的人”。
刘晓庆的豪华别墅坐落在北京玫瑰园，离她现在被关押的看守所仅仅相隔10公里。这座欧式格调的别墅总面积500多平方米，绿草环绕，当时的卖价达到700多万元人民币。
中国高收入阶层留下的另外一个谜是“谁开走了天价宾利”。在北京新近举办的国际车展中，一部和劳斯莱斯属于姊妹车型的宾利轿车加长版广受青睐。
这部据说全世界只有两部的名车——另一部归英国女王使用——要价888万元人民币，却依旧有10位参观者争先付出了50％的订金，其中6位是北京人。车展主办者不肯透露最终开走天价宾利的买主，只是承认其身份是“北京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很难把天价宾利和中国的贫困群体连在一起。目前，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月290元。即便忽略所有的税费、保险和养车开支，888万元的要价也意味着一个北京市民2528年的最低收入。
沉浸在舞榭歌台的浪漫情调，谁能想到，这些彬彬有礼的正人君子竟然依靠瞒税撑鼓自己的腰包。（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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