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标准正逐渐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新的壁垒。比如茶叶，欧盟宣布禁止使用的农药从旧标准的29种增加到了新标准的62种，部分农药标准比原标准提高了100倍以上； 再比如蜂蜜，欧盟提出蜂蜜中的氯霉素不能超过0.1个PPB，也就是说10万吨里不能有1克氯霉素含量。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农业应该怎样应对呢？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张汉林有一些观点。
记者：用质量标准不合格来退用我们的出口农产品是不是符合世贸的规则？
张汉林：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它是允许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符合国际标准或者是说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标准，或者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公布的一些标准，对某些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检疫，这个应该说是它的一个权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时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也规定你不能滥用，还有一个就是说原则上要求你在实施的时候，必须要非歧视性，意思就是说必须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产品都这样，而不能专门针对中国的产品这样做。
记者：那这一次应该说并不是专门对中国产品一种歧视性的政策？
张汉林：对，但是实际上产生直接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国。
记者：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农业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突破这些技术性贸易壁垒？
张汉林：我觉得预警作用很重要，所以我始终强调预警机制，这个预警机制不单纯是对工业产品，实际上对农产品同样很重要，所以这种预警作用对提醒我们国内的企业生产者调整自己的产品开发策略、市场战略都很重要。
记者：但是工业方面的预警机制，您主张通过工业协会来进行，那农业该怎么办呢？
张汉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认为农村经济组织形式要做一些积极地调整，这个时候政府服务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这方面的包括一些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我说的并不一定指的所谓的协会，但是我们可以积极地组成一些所谓的农产品的出口商协会，我觉得这些行业性的中介组织实际上是应该积极组建的。
记者：我觉得前些年，我们很多地方都在推广一种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的生产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模式是不是也要做些调整？
张汉林：你说得太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公司加农户的确在面对国内市场竞争的时候，应该说它能够比较快地做出反应，但是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公司它本身的这种定位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它必须要很快熟悉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然后迅速地反馈给农民，然后调整农民的种植结构，调整农民产品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标准等等。我觉得这个东西变得很重要。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比如像（山东）寿光这些地方，现在已经开始用统一的标准来生产所谓的无公害蔬菜，这对于突破对方的技术壁垒能有多大帮助呢？
张汉林：应该说山东寿光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很多地方借鉴，因为它完全按照国外的标准生产，包括它打到日本打到韩国去的一些产品。我就按照你日本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甚至按照你的包装要求，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具有很重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日本国内的农产品竞争不过我们，所以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借鉴。
农产品退运比例的增加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正如张汉林教授所说，中国农业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难题，必须进行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在内的农村深层次改革。以挑战促改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马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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