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报告创新制度农民工转为城市产业工人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27日 08:54)

　　中国青年报消息：今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国研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历时两年，对山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农民工流出地的40个村进行了调查，还对上海、浙江、广东等流入地的农民工进行了走访。专家们指出，当前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根源在于，中国尚未建成完全平等的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及其相关的调节机制和配套制度。应重新设定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的条件，对有留城意愿而又通过多年就业在城市站住脚的农民工允许其定居，并在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配套改革。

　　“放松户口限制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课题组负责人崔传义说，新的城市规划不应囿于原有城镇户籍人口，应该有规划地逐步推进城市化，吸纳农民变为新市民，使他们逐步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记者王俊秀）

　　农民工离城市产业工人还有多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工”这个词开始在中国流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1．2亿农民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土地，走进陌生的城市。在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行业中，他们为了生存，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尊严。他们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生存状况却令人堪忧。他们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却从未被城市真正认可和尊重过。

　　一方面是政府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另一方面却是民工讨要工钱爬楼堵门的新闻不断；一方面是劳动法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一方面是国家倡导要对农民工平等相待，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处处遭受歧视……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农民工离城市产业工人究竟还有多远？

　　为什么我们总是低人一等

　　“俺是打工来了，是为首都作贡献来了，但为什么城里人就老是看我们不顺眼？为什么我们总是低人一等？俺靠力气挣钱怎么就那么下贱呢？”因为上街没带暂住证，差点被送到派出所的李大军气愤地说。

　　李是一位河南籍农民工，在北京一家建筑工地做工。“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活，也没时间上街。3年了，还没去过天安门，总得去瞧瞧啥样，回去好跟乡亲们说。”趁国庆节放了半天假，他想到街上看看从小就在歌谣里唱过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激动，忘了带身份证，刚在街上转悠了一会儿就被警察扣住，“二话不说就把俺往车里塞”。李大军跟警察好一番解释，又打电话让老乡把证件送过来，这才没有被带去“筛沙子”（注：过去农民工被强行带去郊区筛沙子，自己赚够路费被遣送回家的一种做法，现已取消）。

　　这次经历让李大军感到非常难受。“对首都北京的美好印象一下子全没了。”

　　农民工最盼望的，就是消除他们进城的体制性障碍，使城市真正接纳他们。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像一道高墙，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李大军给记者拿出身份证、暂住证、未婚证、工作证、外出务工证等大大小小10多个证件。他说：“哪个打工的身上没十个八个证呀！光办这些就花了好几百块，我打工两个月都挣不回来。”李大军告诉记者，有的证件在户口所在地和打工地都得办，而这些证件的有效期通常又很短，过一定时间又得重办。派出所会不定期地去工厂抽查，谁证件不全，就要被带去审查，有时候会为此丢掉工作，所以农民工不得不花大量“冤枉钱”去办这些证件和交各种费用。

　　在一些公共场所，他们更感觉是“二等公民”。一次李大军坐公共汽车，不知道在哪站下，向售票员咨询，对方对他不理不睬。后来到站了，下车时一着急碰了一位小姐一下，结果那位小姐破口大骂：“臭民工，耍流氓！”李大军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却不敢解释，“没人会向着我。”

　　另一个让李大军感到受歧视的，是儿子上学的问题。“开始想送到附近的小学，但赞助费俺实在交不起。后来听说有专门的民工子弟学校，就把他送去了。可后来那家学校被关了，据说是因为不合法。唉，让孩子跟着我们受苦，真不忍心啊。”

　　“我就等着什么时候挣够钱回家去。首都，不是我的首都，我一天都不愿在城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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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调查表明，北京市对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费一共是485元。深圳2001年共办理暂住证343万个，收费金额约10亿元。这笔资金虽是通过财政专户收上来的，但相当一部分又按一定比例拨付给公安、劳动、计生等部门，用于管理暂住人口的经费开支。实际上，农民工从这些部门得到的就业培训、就业信息、权利保障非常少。

　　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之前，农民工常常因为没有暂住证、就业证被收容。北京市1999年一年就收容近15万人，约占外来流动人口的5％。

　　随着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一些儿童伴随外出就业的父母流入了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有流动儿童近2000万。中国儿童中心最近完成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失学率高达9．3％。从8岁到14岁，流动儿童未上学比例由0．8％增长到15．4％，中途辍学的现象非常严重。调查发现，在失学的12～14岁流动儿童中，有超过60％的人已经成了童工。这不仅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还严重侵犯了儿童的基本权益。

　　一米多长的钢刀径直砍在了手上

　　张金桥是湖北省咸丰县老崖孔村人，2002年在广东韶关一家私营企业打工时，右手手掌不幸被切断。张金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时客户催得紧，老板为了赶货，让大家连续加了好几个星期的班，每天晚上干到11点。那天，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就向老板请假，但老板说，要是请假，你就走人，这个月的工资一分也没有！”无奈之下，他只好疲劳上阵。

　　据张金桥说，他们厂里使用的机器都是别的地方淘汰下来的旧机器，有的开关已经失灵了，好几次险些出了事故，但并未引起老板重视，只是随便找人维修了一下又接着用了，由此埋下了隐患。终于，连续加班的张金桥被一米多长的钢刀径直砍在了手上……

　　后来工友们把他送到医院，老板除了支付医疗费以外，不肯给他任何赔偿。张金桥首先找到当地的劳动部门，得到的答复却是，“这家工厂在我们这里没有登记，无法受理”。

　　后来，他又去了政府信访办、工会等部门，都被以各种理由推了回来。老板说：“这儿是我的地盘，你告到哪儿，哪儿都有我的关系！”

　　“我当时真是绝望了，没有人为我主持公道。家里还有妻儿等着我抚养呢。可我不仅工作没了，还失去了劳动能力，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这时，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们借给他一些钱，他请了一个律师，准备通过法律为自己讨回公道。“一听我要起诉他，老板有点害怕了，后来就要求跟我私了。”后来，老板给了张金桥5．2万元。

　　据张金桥说，他们村外出农民工总共有500多人，现在伤残回家的有6人，7人因矿上出事故死了。“我拿到这5万多元钱已经让他们羡慕死了。”张金桥说，死的那7人，家属也只拿到了矿上给的每人2万元“私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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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劳动法》规定，工人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而实际上，农民工月加班超过100小时的约占1／3以上。据全国政协的有关调查，农民工没有休息日的占47％，每天工作12～16小时的占46％。

　　连续工作时间太长是导致工伤事故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有70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占绝大多数。

　　农民工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目前，即便在做得比较好的地区，也仅有30％的农民工能获得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湖南省进城务工人员参保率不足7％，合肥市进城务工人员近60万人，参保率不足1％。

　　血汗钱：想要拿到不容易

　　毛福忠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威水乡寿湾里村的一个外出农民工，今年49岁。他和妻子靠家里承包的几亩地和养的几只鸡，每年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却要供养3个子女上学。

　　去年8月，就在他为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发愁时，一包工头来村里招工去南宁，说是每天工资30元。为了孩子，毛福忠踏上了他的“希望之路”。

　　在南宁的一个荒山上，包工头说是当地民政局的任务，要搞绿化。毛福忠和他的伙伴们白天开荒种树，晚上就睡在地上，还要时时防备野兽袭击。这样干了几个月，就在包工头许诺要发工钱的前一天，包工头突然消失了！上了当的民工们有的抱头痛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破口大骂，但一切都于事无补。

　　“我自己白受了这么多苦是小事，可儿子上大学却给耽误了啊！”毛福忠悲痛不已。没有学费，最终放弃上大学的儿子也成了一名打工族，继续着父亲的路。

　　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间，拿不到工钱是很普遍的事。除了包工头卷款潜逃外，还有就是死拖着不给。民工中间流行一句话：“欠钱的是爷爷，要钱的是孙子。”正在北京打工的小吴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又是一年春节临近，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过年，而小吴却一直为被拖欠的工资苦恼不已，只好又踏上漫漫讨薪路。

　　2003年初，小吴来到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干活。对这份工作，小吴还算满意，虽然每天要工作将近12个小时，但每天40元的报酬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工作的艰辛令人无法想像：夏天站在钢筋楼板上，顶着太阳暴晒；冬天迎着高空凛冽的寒风，吹在身上有如刀割一般。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十几个人挤在大通铺上，夏天屋里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蚊子多如牛毛；冬天，薄薄的墙板根本无法挡寒，在毫无取暖设备的屋里，常常在睡梦中冻醒。大白菜就着干馒头，就是每顿饭的伙食。

　　对小吴来说，比恶劣的生活条件更难熬的，是对老婆孩子的思念。“但为了家、为了孩子，这些我都可以忍，就盼着工程结束，拿到钱，回家和亲人团圆。”

　　小吴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了，2004年元旦，工程结束，该到结算工资的时候了，小吴激动得几夜睡不着觉。然而，工头只冷冷地抛下一句“上面拖欠的钱下不来，工钱暂时没法给”。听了这句话，小吴差点疯了。最后，工头又撂下一句话：“愿回去的给点路费，不愿回去的一分钱没有！”

　　小吴真后悔没有和公司签合同，而只是达成一个口头协议。但当时的情况是，老板不肯跟他们签合同：“要签合同就别干了，反正有的是人干！”为了混口饭吃，大家都没签。

　　气愤的工人们每天堵在老板办公室门口要钱，但老板总不露面。他们去了法院，被告知没有合同无法受理；他们去了信访部门，说让回去等消息，也杳无音讯。后来，在劳动执法大队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公司老板暂时付给工人每人3000元工资，但小吴应得的工资是9600元。不过，这总比一分钱不给强，于是，和其他工人一样，怀揣着3000元钱，无奈的小吴坐车离开了北京。

　　第二年，小吴再次来到北京打工，换了一家建筑公司。这次比上一家稍强点，每个月能领到300多元生活费，但最后能否全额拿到工资，小吴仍不知道，现在，他还在为去年的工钱到处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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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对广州、深圳、东莞的调查，多数农民工的月工资在500元到800元之间，能拿到800多元主要是靠加班实现的。当地劳动部门介绍，30％～40％的企业达不到劳动法规定的工资标准。他们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2年来，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月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而东莞市的GDP每年则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2003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

　　近年来，政府对农民工问题越来越重视，2004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到2004年10月，全国2003年工资拖欠问题已基本解决，对2003年以前的工资清欠也完成了86％。但是，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决，侵权现象还在不断发生。（记者 王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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