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守望敦煌·常书鸿（10月25日）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5日 14:47)

　　CCTV.com消息（东方时空—东方之子）：

　　

在西北荒漠深处埋葬着一位老人，如果他还健在，今年他该100岁了。1994年，老人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江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了大漠深处，他要守护对面的敦煌莫高窟。这位老人叫常书鸿。他和敦煌莫高窟死也相守的感情源自一本书——《敦煌图录》。

　　巴黎是常书鸿梦中的艺术天堂。1935年他留法学习西方绘画已近10年，那时，他倾心于古希腊罗马意大利艺术，师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他的作品被法国国家博物馆和国立里昂博物馆收藏。常书鸿的妻子是我国第一位留法女雕塑家，他的家庭温馨和谐。假日，他的家是留法艺术家们的聚会之处。秋天的一个下午，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看到了这本书，他被惊呆了：那1000多年前的作品气势雄伟，人物刻画有力，其笔触之奔放比现代野兽派还要粗野。从那时起，他像着魔一样痴迷于敦煌石窟。

　　孙儒间：他（说）我以为追求艺术是在欧洲,我没有想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根,中华民族的艺术的根就在中国,而且敦煌是难得的,一个历史的艺术的一个展现。

　　常书鸿自责数典忘祖，不知如何忏悔。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家庭命运、改变中国艺术史的决定，他要去敦煌。1936年，常书鸿回到北平，但因时局混乱，敦煌之行未能成行。七七事变后，为避战火，常书鸿一家辗转西南数省，途经贵阳，遭遇日本侵略者的大轰炸。

　　孙儒间：日本飞机投燃烧弹，一下子一场火灾，灾难临头，我母亲保护着我，趴在我身上，躲在桌子底下，总算我们幸存下来了。

　　字幕：常书鸿全部财产毁于轰炸。

　　1941年，常书鸿一家来到了重庆，女儿上了小学，儿子出生了，常书鸿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一同留法的朋友们又聚在了一起，但常书鸿仍时常牵挂敦煌。1942年，在舆论压力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建立，常书鸿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他要去敦煌。

　　孙儒间：我母亲听了头都胀了，为了这个事儿，我印象里头我父亲母亲老吵架，我母亲说还要不要这个家了，沙娜怎么办，刚刚安顿好了，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我跟沙娜不能再走了。

　　妻子对安定生活的渴望没能挡住常书鸿。他离开妻子儿女，前往敦煌。正值隆冬二月，常书鸿一行搭乘敞篷卡车，骑骆驼，跋涉一个多月，于1943年3月24日清晨终于来到了敦煌。

　　孙儒间：从那时候变成敦煌痴人了，他说他自己是敦煌痴人。

　　常书鸿迫不及待地跑进了洞窟。几十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所感受到的震撼。在传记中他写到：每一个敦煌洞窟都具有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对这个伟大艺术宝库我过去支离破碎的了解太肤浅、太可怜了。几百个洞窟纪录了晋魏隋唐到元朝一千多年间佛教艺术、道教艺术和世俗生活的天才智慧之作，融会了中西文化。

　　常书鸿特意来到了名震世界的藏经洞。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三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常书鸿百感交集。他写到，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洞窟前放牧牛羊，毁坏林木，洞窟中被人随意夜宿，烧水做饭，烟熏火燎。面对处于绝境中的洞窟，常书鸿的敦煌生活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树上折来的树枝。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常书鸿便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很快，保护窟区的土围墙也开始修建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创。常书鸿从此成为敦煌艺术的守护人。

　　孙儒间：因为我母亲也是个雕塑家，他从艺术上来来引导她，来诱惑她，他说那里北魏的雕塑怎么样怎么样，唐代的、初唐的、盛唐的雕塑怎么样，就从艺术上来感动她，我母亲一听，从艺术上听觉得很有兴趣，那去看看可以，你带着我们全家去安家落户那不可能，我母亲就跟我说，你爸爸疯了。

　　1943年夏，常书鸿回重庆接分别了一年多的妻子儿女到敦煌。常书鸿家失去了以往的安宁，但他仍希望共同的艺术追求能改变妻子。

　　孙儒间：父亲说，这个(敦煌石窟)是了不起，他说，你看，我们要不去，谁去研究，我们要不去保护，都完了，整天说，整天说，我妈妈说，除了你以外别人都不去，只有你能去，你能管那么多事儿，后来不得已了，我父亲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这是常书鸿在敦煌的家，从1943年直到八十年代，常书鸿一家就生活在这里。

　　孙儒间：我妈妈就老说口头禅，鬼地方，鬼地方。第一天第一顿饭，我妈妈说这是什么饭，我印象特别深，一碗醋，一碗盐，然后面条（就）完了，什么蔬菜，那个时候没有蔬菜，就是醋，为什么吃醋，那个时候水碱大得很，我们喝水那个玻璃杯上，都是白的印儿。

　　在这里，当年常书鸿给妻子讲洞窟雕塑，妻子也尽自己所能让这个小屋多几分情趣。

　　孙儒间：到了春天小溪上的流水呀，野花呀，马兰花呀，梨花呀，漂亮极了，我妈妈也在生活里头，也找了点乐趣，就开始去临摹

　　那是一段艰苦却新奇快乐的日子，但这段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孙儒间：研究所的所有生活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么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他都要去张罗，他又是艺术家，也不懂得行政工作，反正凭着他的一股热情和关系。

　　当年研究所惟一的木轮牛车是很奢华的交通工具。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窟中幽暗，工作时除了用白纸反光以外，照明只有油灯和土制蜡烛。画笔秃了，自己修，颜料没有了，就用荒漠中的红土自己磨研。那时的经费、工资被国民党政府所扣，迟迟不发，常书鸿用个人画展所得钱款勉强维持大家的工作生活。一度曾靠举债度日。

　　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30多里，远离社会的孤独感时时困扰着常书鸿和同事们。

　　孙儒间：最怕生病，一生病大家就怕死在那里，在当时威胁很大。

　　一次，生病的同事对常书鸿说，如果我死了，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堆里，一定把我埋在土里。疾病、风沙成为大家难以言说的恐惧。1945年，妻子要去兰州治病，常书鸿毫不犹豫地送走了她，不料，学生却交给他几封妻子与另外一个男人的通信。

　　孙儒间：关键的几封，他给我父亲看了，我父亲看了大发雷霆，才明白了，我母亲所谓的去兰州是出走了，甩掉我们了，所以我父亲一怒之下，他那个时候也没交通（工具），骑了个马就去追呀。

　　常书鸿飞马追了一夜，第二天追到玉门，他从马上摔下，被人救起，幸免一死。那时他心中一片黑暗。这时，壁画中太子以身伺虎的故事支撑着他。他说，正是兵荒马乱，如果放弃，劫后余生的宝库随时可能再遭劫难。他承受着痛苦，留了下来。迫于无奈，常书鸿把正在酒泉上中学的女儿叫回来，照顾仅三、四岁的弟弟，并教她学习临摹。同时，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在艰难地推进。

　　孙儒间：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下了一个文件，撤销敦煌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所以他觉得打击一个接一个

　　大家坚持工作的热忱，被无情吞没。常书鸿给国民党政府写信，却如石沉大海。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思乡心切的学生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常书鸿和两个工人。

　　孙儒间：老婆走了，学生一个个都散去了，怎么办？研究所眼看着，他说越来越觉得这个研究所不能撤，人不能离，(人)一离，敦煌完蛋了。

　　常书鸿再次来到千佛洞，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与敦煌石窟融合在一起了，极其孤独的常书鸿说：“我离不开它们。”于是他到兰州、重庆办敦煌临摹画展，搞宣传，向文化界人士呼吁保留研究所。终于，研究所得以保留，有了编制和经费。常书鸿带着新招聘的美术学院的学生从重庆回敦煌。临行，热爱生活的常书鸿带上了鸭和鹅。

　　孙儒间：他说沙娜这是你的任务，一路上你都会喂水喂食，我也很高兴啊，那个时候我十四岁、十五岁。

　　一对鸭子在沙娜的精心照料下长大了。常书鸿招聘的学生们带着对敦煌艺术的仰慕和好奇来到了敦煌。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又有了生机。

　　李起琼：常先生（当时）我们的绘画（课），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就在那里。很有意思，我们刚来的时候组织我们在这儿画速写，我们都坐在这里，常先生还给我们当老师，还给我们打分，画这个AB ，什么A加B加，很有意思。

　　这是当年冬季里，他们破冰取水的照片。艰难中，常书鸿总要想方设法给青年人一些温暖。

　　孙儒间：他每个星期六晚上就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他的房子有一个炉子，我们就围着那个炉子，弄点面糊，弄点面糊在这个炉子上，弄软饼子吃，你一张我一张。

　　大漠景观也激发着青年们的生活工作热情。经过培训，大规模的敦煌石窟临摹从此开始了。为了保护敦煌石窟的壁画，常书鸿拒绝用传统的印摹办法。

　　孙儒间：有人搞临摹的时候，就用透明的纸在墙壁上，就把画稿印下来，这样你必须要接触壁画，这样子可能造成壁画的损伤，但常先生在我们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创的时候，就禁止印稿，有一个艺专的学生，给他的任务就是要临摹一张经变画，所以那个学生，就偷偷地拿一张透明的纸，就急着把画稿印摹下来，结果是被常先生发现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常书鸿组织临摹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推出了一批优秀临摹品和一批专家。这些临摹品成为中国美术史、文化史重要的研究资料，曾到过南京、北京和许多国家展览。敦煌文化、艺术由此引起了一次次轰动和敦煌热。敦煌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四十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初创时期和以后的岁月里，常书鸿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敦煌保护制度，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个具有历史本来面目的敦煌。

　　1994年，常书鸿病危时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他葬在敦煌。两年后，常书鸿回到了敦煌。

　　字幕：有一位作家曾问常书鸿：如果有来生，你想做什么？他回答：我还作常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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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敦煌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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