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纪录片《百年小平》第五集：亲情相依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6日 15:48)

　　邓小平是一个情感丰富，忠实于爱情的人。他一生倚重亲情，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邓小平小女儿 邓榕：
　　有一次有一个老北京人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你的爸爸跟人家挺不一样的。我说怎么啦 ，他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按我们北京话讲啊，叫一个“全活儿”人，就是“全活儿”人。就是什么叫“全活儿”人呢，就是你看他上有老下有小，祖孙四代，事业上是成功的，家庭是幸福的，子孙满堂，最后他本人又是高寿，所以他就按我们北京人的老话来说就是一个全活儿人。所以我想按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其实爷爷也挺幸福。

　　他特别喜欢孩子，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地交流、玩耍。在孙辈眼中，爷爷是可以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邓小平外孙女 眠眠：
　　我小时候啊很淘气，然后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坐在爷爷旁边，不用餐具，而是用手去抓这个盘子里的菜，然后故意让爷爷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很喜欢听爷爷的一句骂我的话，就叫做就骂我是野蛮人，四川话说野蛮人，然后小时候很小，然后爷爷一边骂的时候他也不是真的骂，就是轻轻地说一句，好象很严肃，但是也充满了疼爱的意思。

　　邓小平外孙 萌萌：
　　我们每天任务就是到他办公室里去怎么说就是混，在那儿一般放学以后，或者吃饭前在那儿一混混几个小时，那么你不管是上窜下跳，实际上他很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上窜下跳，那我们从窗台，我和羊儿砰就蹦进去，从窗台，然后他就是最多皱一皱眉头，嗯，危险动作。或者钻到桌子底下，他那个办公室的书桌是很大的，那个桌子底下可以坐，我们那个小嘛，可以坐好几个人钻进去，玩嘛。他办他的公，你不管再怎么吵怎么闹不会影响他，但是他喜欢有人，特别有孩子在他面前晃。

　　邓小平外孙女 羊羊：
　　出国的时候呢，那时候十六岁，然后因为从小在一个特别大的，特别大的大家庭环境里长大，如果自己一个人出去呢，就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临走前我到爷爷的办公室跟爷爷告别，自己呢也在掉眼泪儿。爷爷就说呀，不要哭，爷爷帮你擦眼泪，那时爷爷就拿他的手巾拿出来给我擦眼泪。我们小的时候受到委屈的时候爷爷经常都会给我们擦眼泪。爷爷就说他十六岁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出的国，那时候条件非常差，像我们现在这样应该抓住机会，自己出去要独立，一定要争取学会一些东西，为祖国做一些贡献。

　　小女儿毛毛是研究父亲历史的专家，对父亲的情感世界，自然有很深的感受。

　　邓小平小女儿 邓榕：
　　我真的就感觉到我父亲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平常不多话，为人比较严肃，可是实际他的精神世界，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重感情的，那么其中就表现在他对他的爱情观上面。你也看到他的一生中间，其实他的爱情，在爱情生活这方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经有三次婚姻，两次是不顺利的，他的第一次婚姻应该说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婚姻），你想想一个二十出头的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认识了另外的一个女的共产党员，跟他同样的年轻，比他小两岁的张锡瑗。后来他们回到国内，参加了国内的革命斗争以后，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在白色恐怖之中，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他们再结成夫妇。那么后来，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地下工作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工作环境也是非常残酷的，张锡瑗在生第一个孩子，在生孩子的时候，因为难产，又住的是贫民救济医院，所以生下孩子七天就去世了。那么这个孩子呢，也只活了几天就死了，那时候我的父亲才不到三十岁，而我父亲非常爱他的那个妻子，一直到了他年老了以后，年老了以后，他已经八十多岁九十多岁以后，当我问到张锡瑗的时候……

　　（邓小平家庭录像 摄于1989年）

　　邓小平：她是难产死的。
　　毛毛：对。
　　邓小平：难产死的。
　　毛毛：不是难产，是产褥热。
　　邓小平：产褥热，产褥热死的。我赶回上海的时候还没死，过两天才死的。
　　毛毛：产褥热，噢，你不在上海？
　　卓琳：他去广西了。
　　毛毛：噢，你去广西了她才生的孩子啊？
　　邓小平：上海，我回上海嘛，从广西我回上海。
　　毛毛：哪年死的？
　　卓琳：1930年。
　　邓小平：1930年嘛！
　　毛毛：1930年几月死的？
　　邓小平：是1930年。
　　毛毛：二叔是5月到的上海？
　　邓垦：是第二年，我是1931年（到的上海），那已经坟墓都做好了，他回到上海，他去看那个坟，带我去了。

　　邓小平小女儿 邓榕：
　　1939年他跟我母亲结婚以后，他是非常非常爱我的母亲的，也是非常非常忠于他的这个婚姻的。他和我母亲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吵过架。我父亲和母亲呀，他们这一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的生活经历是非常不同的，性格也是差之千里的。从生活经历上来讲，我父亲是一个，从十几岁就开始参加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革命家，那么从我母亲这方面来讲，她的家庭是一个云南的一个大的一个工商业者，也是一个大地主，是从小生活非常优越的，那么后来又上了北大，是个青年，向往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

　　邓小平夫人 卓琳：
　　（1939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做工作，他是从前方来，跟邓发从前方来，开的是七大（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们住在窑洞里头，那么他那时候没老婆啊，他那原来的老婆都死了。（邓发）就说要给他找个老婆，邓发说给你找个老婆吧，那么知道我们公安部都是女同志多，就到公安部来看，来玩，来玩。然后有时候也让我去，到他住的那个窑洞里玩，窑洞里玩。完了以后，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比较熟悉了以后他就找他认识的一个女同志，跟我也很好，就跟我讲，说是他愿意跟我结婚，后来我拒绝，拒绝了。后来呀，那个女的跟我谈了两次我不干，后来他自己他就说，我自己找他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谈谈吧。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那样，就大概（的谈），第二次又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啦，我觉得，哎，这个人还可以呀，他是有点儿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说，嗨，反正都得结婚，早晚都结婚，我那时候已经二十三岁了,我说算了吧，算了吧。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才同意。结婚那天呢，有两对夫妇结婚（孔原和许明也结婚），就是在毛主席窑洞外头，还摆两个方桌，摆点儿酒菜，拿两条板凳、几条板凳就在主席的窑洞门口就结婚了。

　　婚后第四天，邓小平就带着妻子回到了抗日前线。

　　邓小平夫人 卓琳：
　　结婚以后他就（要走），他是来开会的，到延安来开会，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带着我一块儿去。我那个时候还不熟悉，后来慢慢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呢是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那么我们，他来开会就见着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是也不行啊，是不是得你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东西。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太行山养育了邓小平和卓琳的三个儿女。艰苦岁月，一家五口经常天各一方，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离别与思念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享受着欢聚的快乐。
　　就这样，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决战淮海到统帅百万雄师过大江，邓小平每打完一个大的战役，总要想办法把妻子儿女接过来住上一段。

　　邓小平夫人 卓琳：
　　后来他进军西南了，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的话。不管，这次啊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位共产党员，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他只好带着家属。

　　就是从那一次起，邓小平和卓琳再也没有分开。
　　战争结束了，邓小平把家安在了重庆。1952年，全家人又搬到了北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1956年到1966年，是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最忙碌的十年，家庭的温暖和浓浓的亲情使他在紧张的工作中能够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情。

　　邓小平次子 邓质方：
　　我父亲我母亲就特喜欢小孩，所以我们家永远是小孩一大堆一大堆，所以这个家里也热闹，永远是个特热热闹闹的家庭。原来我记得我们，曾经家里还有一个车坐下二十多个人，你说我们家有多少小孩，就是好多烈士的子女，还有一些亲戚的子女都在我们家长大的。

　　邓小平二女儿 邓楠：
　　困难时期的时候呢，那时候是比较艰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肉啊，油啊都是定量的。我妈妈那时候就想，说是不是就是让我父亲单独吃饭，给他单独做菜。那么他就不干，不干呢，然后那时候呢，我妈妈就想个办法，就说派一个人陪他吃。所以呢，我就是那个经常被派去陪他吃饭的，这样陪他吃饭好一点儿，但是没有过多久他也不干，就是说他说要吃大家都一样。所以他一定不要（给他单独）做，后来就我们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吃。一起吃呢，我妈妈就说就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就是说为了保证他的营养就给他单独炒一个菜，那这一个菜就成了他这顿饭的最大乐趣，为什么呢？他乐趣不是自己吃，是分给别人吃，给这个夹一点儿，给那个夹一点儿，结果呢最后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行不通，因为给他单独做的菜他是一口都不吃，全给别人吃掉了，所以最后我妈妈没办法，就说算了，大家都吃一样的吧。

　　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一家受到了严重冲击。
　　1969年10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被秘密遣送到江西新建县劳动改造。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将近两百岁。
　　这位老人是邓家的一个特殊成员。她叫夏伯根，是邓小平的继母，邓家老老少少都称她老祖。

　　邓小平小妹妹 邓先群：
　　四川一解放，老祖就到了重庆，就跟我大哥在一起生活，生活这几十年，应该说这家庭关系是非常的融洽，非常和谐。老祖不是我大哥的亲生母亲，是继母，像我是老祖生的，从外面人来看，谁也看不出来我们不是一个母亲的，也看不出来老祖是他的继母，（他对老祖）非常尊敬，所以关系非常好。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和卓琳被安排在工厂劳动。

　　邓小平夫人 卓琳：
　　我们是在这工厂工作，他在工厂他搞什么的？他搞锉子。我呢干什么呢？我就洗那个，拿那个油啊洗那个油腻。我看他一天劳动，噌噌噌，我就跟他说，给他搬个椅子，我说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啊，他说，不行啊！我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来了。

　　逆境中，邓小平夫妇相扶相帮，度过了三年零四个月的艰难岁月。

　　邓小平夫人 卓琳：
　　首长说，我们要节约一点啊，（节约）钱啊，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都是分配到四处，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那么他就说，他就主张，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在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地，后来我们就开了个地，我捡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楼，我上我们住的楼啊，我都说，哎，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上，我一个手扶着栏杆，一个手他拉着我上。

　　邓小平次子 邓质方：
　　我是1969年，1969年就允许我们探亲了，探亲了以后，我就从山西挺高兴的就回到江西了，江西完了把我们就，当时就糊里糊涂把我们带到步校了，看见爸爸妈妈了，特高兴。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都是，穿着那个山西的棉袄，完了我还把棉袄这么一系，跟老爷子说我们中间还系一个草绳，就回家也是这样，我们就给老爷子看我们干活就是这样，反正老爹、老娘挺高兴的。完了，我就给他们看了那个地，我就说哎呀你们这么好的地，我说我给你们开地种吧。结果种的时候我还跟他们争，我说北方的农田啊要修那个堰，就是要修堰，他们（就说）南方呢种地是要挖那沟。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北方和南方的不同，北方啊他们这个种地啊，因为北方是缺水，南方水多。我把那地都挖了，完了老爷子也帮着来挖地。后来呢，我哥哥还帮着修了一个，拿竹筒把它切了一半，从我们家的水池子修了一个栈道，完了水就能浇地了。

　　邓小平二女儿 邓楠：
　　然后那时候在江西的时候，那时候小孩都用尿片了，那时候江西非常冷，也非常潮湿啊，那个尿片，很多的尿片洗完了以后干不了啊，干不了第二天就没办法用了，他也帮着一块来用炭火帮着烤尿片，所以（他）非常喜欢小孙女，（小孙女）真是给他那时候呢添了很多乐趣。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最为牵挂的是同样受到冲击迫害天各一方的孩子们。

　　邓小平长女 邓林：
　　主要是因为我从小条件不好，嘴又开过刀做过手术，人呢整个就是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从婚姻这个角度来谈呢，我的优势是非常少，非常少。那时候在我们学生连的时候呢，我就是我们学生连的老大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婚姻问题。因为我，我让我父母他们也很担心，就是说这个女儿不知道嫁得出去嫁不出去，因为我的条件太差了，从身体条件到各方面的条件（都差），对吧。所以我爸爸后来也很担心，就说我在宣化这样劳动，再耽误下去啊，我那时候就快三十岁了，那时候还没有对象，我爸爸就有点着急，觉得我呢，就是我父亲他们最担心我的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婚姻，对我这个人他们不怀疑，就是我这个人的品性他们不怀疑，但是就是这两点他们有点担心，希望能解决我的分配问题和婚姻问题，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亲。

　　那段时间里，大儿子邓朴方的处境是压在邓小平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邓小平长子 邓朴方：
　　作为我来说，本来应该不会使他有这么多伤痛，这给他增加了伤痛。那时候我去江西的时候，那当然我那时候党籍,党员也被取消了，身也残了，北大出来以后，一切都是失望的，一切都是失望的，心如死灰，到了那儿见了他们的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当然不是写死去妻子的事情，而是写当时那个（心情），泪千行也没流泪，这个泪是流在心里的。

　　邓小平夫人 卓琳：
　　他（邓朴方）来了的话，当然就增加我们负担了，那这一回洗澡怎么洗呀，老祖烧水，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那个送水送手巾给他。

　　信念、忍耐和亲情，帮助邓小平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就在这困境中，亲情一次又一次的升华，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完美。

　　邓小平小女儿 邓榕：
　　“文化大革命”父母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好，得到了我觉得是一种最完整的这样的体现，最高的这种境界的体现。夫妻的感情，我觉得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最高境界的体现。那么到父亲晚年，父亲年龄大了以后，他就更加的依赖这个家庭，因为他的人生的理想，就是说当我为我的国家我的人民做完我的事情，做完我应该做的事情以后，他的最高的愿望就是我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家里头享受天伦之乐，退休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向往，不是一种失落。他希望能够退休，希望建立退休制度，希望他们这些年龄大的人尽早退休，退休了以后他可以在家里面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和他的孙子、孙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的生活仍然是那么的丰富，仍然是那么兴趣盎然，充满欢乐，欢声笑语在这个家庭中间。

　　邓小平长子 邓朴方：
　　他就喜欢这个孩子，他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钱，他口袋里也没有钱也没什么东西，没东西贿赂孩子，他能够给孩子的东西就是这个巧克力糖，他给的时候他觉得特别的、特别的、特别舒服，特别幸福。
　　他那个每天喝这一杯酒，每天中午（喝酒），开始喝茅台，后来年纪大了就不喝茅台，给他黄酒。然后给他什么下酒菜呢？就是南瓜子，给他排一盘南瓜子，这个南瓜子是他的私有财产，这个饭桌上，（南瓜子）是他的私有财产，他有时候就把这南瓜子啊，说胖子你把这南瓜子拿一些去，好了，我就把这个转盘转过来我拿一些南瓜子下来，这就是他给我的南瓜子，那个是他的私有财产。因为我有时候陪他也喝一杯酒，很细微的这种东西，现在想起来，就是有时候想起这些细节的时候，有时候想哭。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不是什么惊涛骇浪的，这些小事情。

　　邓小平次子 邓质方：
　　老爷子晚年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没事了，就是老爷子一个人在屋子里看看电视什么，我和我儿子我们就坐在他（屋里）的地上。完了我就和我儿子就打扑克，老爷子就看着我们，也不说话，特高兴。就是每次我们坐在那儿，因为老爷子从来不跟我们说什么，但是呢就看，他那时候就看着我们，哎哟我觉得那时候，觉得，我们自己也觉得特别有义务。而且特别感动，老爷子这么辛苦一辈子了，最后就只能安安静静坐在家里，他也不出去，不做什么，我们这个，我儿子和我们尽点孝道，就在那儿打打扑克。我们也挺高兴，也挺心酸的，老爷子一辈子辉煌，也只能，就是到了晚年也就是这么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

　　能够享受到邓小平这份亲情的，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们。

　　（邓小平家庭录像 摄于1989年）

　　毛毛：二叔你长得越来越像爸爸。二叔越来越像你，你们两个越像，原来年轻的时候不像，现在越长两个越像。
　　邓垦：还有那个姑姑。
　　邓朴方：大姑妈是最像的了。
　　毛毛：大姑妈连说话，你跟大姑妈连说话的声音都像。
　　邓朴方：笑声也是。
　　毛毛：笑声也像，还有好些举动。
　　邓先群：还有好些举动都像。
　　邓朴方：动作、笑声、说话都像得很，简直是太像了。
　　毛毛：原来我们小时候就觉得你长得又矮，二叔长得又高，根本不像。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像。
　　邓小平：我矮是童年正在成长的时候吃苦哩，我们家人都比我高。
　　邓垦：，家里面说起来也讲得是，小的时候（吃苦）。
　　邓小平：是十六岁。
　　邓先群：十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邓垦：他念书的时候，十几岁那时候正是最苦的时候。
　　毛毛：二叔说你念书的时候正是最苦的时候，十几岁，家里面最苦的时候。

　　邓小平大妹夫 张仲仁：
　　大哥大嫂在我们心里边真的是像父母一样，那确实真的像父母那么亲。我们小孩肯定比我们感情还深，小孩就是在那（大哥家里长大），他叫大哥都叫老爸爸，叫卓琳都叫老妈妈，小孩就是那么叫的。

　　邓小平大妹妹 邓先芙：
　　你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那个小胖，那时候还（很小）。他是1960年生的，1960年很困难，老爷子那时候一天一个鸡蛋，中央那时候领导一天一个鸡蛋，老爷子都不吃，那个鸡蛋都是给我们小胖吃的呀。

　　邓小平小妹夫 栗前明：
　　我们老大哥话不多，老嫂子办什么事都想着我们，从江西回来的时候专门给我们带一个樟木箱，这就是这样。而且对我们的想念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从重庆到江西去，讲的是（1972年）6月8号到南昌，最后晚去了一个礼拜，我们老嫂子一看到以后，这个心情你看，（她说）前明，我还以为你掉到长江里喂鱼了，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老大哥也是特别特别高兴。

　　老祖夏伯根，活了一百零二岁，是邓家众星捧月的老寿星。

　　邓小平小妹妹 邓先群：
　　我大哥是1997年2月19号去世的，那一天，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讲就是那个，我母亲那会儿已经老年痴呆呀，已经你有的时候跟她说点儿事她好象还清楚一点儿，已经不是太清楚了。后来就从我大哥去世那天开始，（老祖）也不喝水，也不吃饭。我就觉得这里头有一种感应，一种亲情的一种反映，我是这么理解的。
　　最后老祖走的时候，是2001年走的，是在我大哥去世的第二天，我大哥是（1997年）2月19号，她是（2001年2月）20号走的，几年以后走的。她是跨三个世纪呀，跨三个世纪，跨三个世纪的老人，真不简单。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大家那么爱护她，她不可能活这么大年纪。

　　这幅照片邓小平生前极为钟爱，曾为它起过两个名字。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杨绍明：
　　 因为他太喜欢孙子了，一见孙子就亲，所以小平同志是下意识的，一边接这个小孙子（小弟），一边就摆起一个要接受亲吻的这个架式了，这个脸上就什么（摆好姿势）了。哎，我看这样好，等我焦点对准了呢，正好，这个小孩转过头来，那么小弟呢就噘起嘴巴，就要亲爷爷。那么小平把他一抱，也有些感觉到一种非常的温暖，所以这个时候也就，也不由自主，不仅是眯眯眼，而且嘴也噘起来。这个时候精彩，我想呢这是将亲末亲的时候就得按快门。啊，这个时候焦距已经对好了，嚓咔，就按下来，按下来以后，就是现在这张照片。
　　（照片）拿去了以后全家就沸腾起来了，老爷子看着这个照片，老爷子说，嘿嘿，两个丑八怪。他说他们两个是两个丑八怪，后来旁边啊，就是卓琳阿姨，还有这些儿孙们说，这怎么能说，老爷子怎么能说是丑八怪呢。小平同志他自己马上纠正，两个噘嘴巴，两个噘嘴巴。哎呀，大家就纷纷传阅呀，非常高兴，说这小弟太可爱了，你看这个小嘴，你看这个小嘴你看将亲末亲，小平同志你看这个嘴真是噘起来了，真是两个噘嘴巴。

　　原北京市政协主席 王大明：
　　每礼拜六啊，礼拜天啊晚上我们到他家。像礼拜天到他（家）去打牌呢，下午晚上都在他家吃饭，跟他们家人一起在桌上吃饭。那看见他和他的子女、家庭的关系非常的温馨。有时候打牌的时候，孙子过来呀跟他亲一亲，让你看着那个情况啊就是非常的温馨。

　　彭真之女 傅彦：
　　每次在他们家吃饭啊，吃完饭回来我头又要疼了。特别是邓楠、邓毛（邓榕）、邓林，七嘴八舌，大家都在那儿（小平叔叔）耳朵又不好，都在那儿嚷。然后呢，我都觉得小平叔叔会不会受不了，可是小平叔叔坐在那儿一脸的慈祥笑意，就是好象这个时候是他，好象他觉得最幸福啊，就是最快乐的时候。

　　陶铸之女 陶斯亮：
　　我妈妈说他们这么多孩子不嫌吵吗？他说那是最美妙的音乐了，说这小孩子啊，这些孩子们的吵闹啊，他认为是最美妙的音乐了，就这么说。
　　邓小平他是生活在他的家庭中，我觉得。而且呢，他在家庭里头的天伦之乐，我觉得他享受得是很充分的。而且他为了这个家庭呢他也付出了他做父亲应该付出的，这点儿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一个爱孩子和爱家庭的人，一定是心地善良的人。

　　退休后的邓小平，生活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温馨祥和的亲情，伴随着他度过了幸福美好的晚年。

　　邓小平长子 邓朴方：
　　他们又觉得，对我来（说），对这个儿子有歉疚之情，他从来没这么说，也不这么说。但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后来我听（当时）北京市那个副市长张百发跟我说过，这事我没有经历过。听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初，前三门（居民楼）刚建好那阵儿，那时候建前三门现在看就是火柴盒，很不好的房子。那个时候刚建好，还是北京市的一个新气象。那时候他去看去，然后他就说这个房子，将来总要成为（商品），他说你们认为房子是不是一个商品，他说我看将来总会是要商品。他说这房子总要卖的，他说如果将来要卖房子的话呢，我要买一个，买一套房子给我儿子，他是因为我们在“文化革命”受伤的，别的孩子我都不管了。这个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后来我听张百发这么说了以后，我真是久久不能平静。

　　邓小平小女儿 邓榕：
　　爸爸年纪大了以后，我们陪伴他在旁边，陪他一起看节目，他的耳朵不好，他要看电视剧，要看新闻，都是我们在旁边给他再重复一遍，复述，当耳机了，我们说我们的作用就是当耳机。那么这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我们就经常会用手去摸摸爸爸的手，然后呢用手去摸摸他的头发。他的头发特别干净，滑滑的，有点儿灰，发白的，灰灰的、白白的，然后我们就去（摸），特别特别干净，特别柔顺。我们就摸一摸他的头，摸一摸他的手。
　　 他的手呢是温暖的，特别温暖，而且老年人，到了九十岁以后，这个老年人（岁数大了）以后他的皮肤特别特别细，特别柔软、特别细。所以这种感觉到现在我都经常，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真的想再去摸摸父亲的手，再去摸摸他的手，特别温暖……

责编：阿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