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纪录片《百年小平》第二集：伟人襟怀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6日 15:15)

　　（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像）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已经整整悬挂了五十五年，它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陪伴着我们经历了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应该把这幅画像摘下来。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逄先知：
　　它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的情况，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评“两个凡是”，对少奇同志进行平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思潮，就是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邵华泽：
　　 这种思潮它集中体现呢，就是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这个实质是这么个问题。它表现形式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

　　国际社会也在关注着发生在中国的这股思潮。

　　时任外交部高级翻译 施燕华：
　　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世界上并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到底中国共产党会做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会像当时那个苏联苏共二十大那样，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把毛主席全面否定了，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我们的非洲兄弟。有一次，一位非洲的国家的总统，他就跟我们领导人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毛泽东，毛泽东也是世界的毛泽东。所以他们觉得很担心。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邵华泽：
　　从我们党内来说，是一个坚持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坚持什么样旗帜问题，从国际上来说呢，那就是说你中国这个走向，你下一步的走向。

　　中国要发展，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涉及到怎样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个大难题，没有大智慧和大襟怀是很难做到科学、公正、周到的。
　　1980年8月，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奥利埃娜·法拉奇来到了中国。此行的目的是采访邓小平。

　　时任外交部高级翻译 施燕华：
　　法拉奇到中国之后呢，她就把自己关在民族饭店了，也不给意大利使馆的人联系。她说谁都不知道我在这儿。
　　法拉奇她是很有特点的，就是说她是一个善于问那种非常刁钻尖刻问题的一个记者，而且是根本不顾对方的面子的。一上来呢，她就开始就问这个问题，她说，当我坐着车来到人民大会堂来见您的时候呢，我看见天安门城楼上有毛主席像，天安门广场上有马恩列斯的像。她说，现在呢，我这次到中国来呢，发现中国的变化很大，人们的衣着有变化，而且毛主席的像也挂得少了。但是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主席像，这个像是不是要挂下去？完了，邓小平同志说，是要永远挂下去，不会摘下来的。不仅是我们要挂毛主席像，要永远纪念毛主席，而且我们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然后他说，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对于邓小平的这种回答，法拉奇似乎不以为然。

　　时任外交部高级翻译 施燕华：
　　她说你们很快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她说会不会这次会议会像苏共二十大一样。这个问题相当尖锐的了，我当时心里有点儿嘀咕，咯噔一声。邓小平同志他就这么哈哈大笑起来，哎呀，他说你说那个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这个人我是很了解的，我跟他直接打交道有十年之久。他（邓小平）接下来马上就说了，中国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像当年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他说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对法拉奇说了两次“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一次就是开头的时候，就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的像永远不会摘下来，另外一个是，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的，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邓小平：
　　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呀，要非常客观的，第一位是功，第二位才是过。对毛主席思想的许多好的东西，应该继承下来。把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这次，发拉奇真正地看到了一个东方大国领袖的博大胸怀。

　　时任外交部高级翻译 施燕华：
　　采访完了之后，等到稿子整理出来发表之后，法拉奇回到意大利，后来又接受了美国两家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的采访，就是专门谈她对邓小平的采访。她就说了一句，她说从来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像邓小平那样坦率地来谈历史问题。

　　1980年8月，西方十多家有影响的媒体，同时发表了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文章。一时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将永远保留下去”成为许多报刊的大字标题。
　　也就在那个时期，一个写作班子正在抓紧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当年的起草组成员邵华泽，至今还保存着那时留下的十一本笔记。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邵华泽：
　　我们是1979年12月13号组成这个写作班子，到6月份送给他（邓小平）稿子，他看了以后他说不行，要重新来。不行要重新来在哪里呢？就是我（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这一篇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体现最初提的这个思想。当时我们整忙活了半年啊！白天黑夜，翻阅大量资料、大量材料，翻来复去修改。他这一讲对我们是震动很大，那说明我们起草的同志也还没有领会他的思想，没把他的思想体现到我们的稿子当中来。

　　邓小平亲自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先后20多次与起草组同志谈话，着重谈论科学评价毛泽东的问题。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邵华泽：
　　在这个决议起草过程当中，这十八个月的过程当中，他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几十次谈这个问题。可以说他是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他这个思想，而且以这个作为检验你这个决议是不是写好，能不能通过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准。
　　他（邓小平）说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考虑到广大的工人，要考虑到广大的农民，要考虑到同他们有联系的干部，看他们能不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这两个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邵华泽：
　　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时他（邓小平）就讲，他说我相信这个决议是经得起、经得住历史考验的。那么今天二十三年，整整二十三年了，那小平同志预言完全实现了。

　　邓小平：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是20世纪60年代留下的一张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合影。在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当中，邓小平与周恩来相识最早。

　　邓小平小女儿 邓榕：
　　我曾经问过父亲，我说你一生之中你和谁的关系最好？后来父亲想了一下，他说还是跟总理关系最好，就是周恩来。我父亲说的，他说我把他看作我们的兄长，他们相识是在1922年是在法国，那时我父亲在法国留法勤工俭学，周恩来也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从那时候开始邓小平和周恩来两个人就相识，并且变成了战友。应该说周恩来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的领路人之一，后来到了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周恩来是中央的领导人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邓小平那时候是担任中央的秘书长，那么邓小平在上海时期，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那时候他们的关系也非常非常亲密的。我记得邓妈妈，就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曾经跟我们说过，她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非常活泼的，笑的声音是很爽朗的，父亲也一直叫邓颖超叫大姐，后来他跟我们讲过，说你们要叫姑姑，因为邓颖超也姓邓，而且她比我（邓小平）年长一点儿，所以你们叫她姑姑，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叫邓颖超叫姑妈。到解放以后，我父亲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也一直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在周恩来出国期间，我父亲还曾代理过周恩来，担任代理总理的这样的职务。大跃进以后，经济上有很多的困难，那么毛泽东就带头说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要把我们的薪金要降低，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像毛主席，毛主席是一级，大概是500多块钱，后来毛主席就决定把工资降低，就降到404块，后来毛主席又提出来，就说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工资再降低一下，后来总理就去找了主席，说主席啊，像我们两个这样的，家庭没有什么负担的，降低工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些同志的家里是比较困难的，孩子比较多，像小平同志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比较困难的，如果要是他们再降低工资的话，日子就比较难过了，所以后来主席就没有再提降低工资这个事情。后来在1973年的时候他复出工作，这时候他回到北京，第一个去看望的就是周恩来总理。那么第一个到我们家来看望我父亲的是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那时候父亲去看望周恩来总理，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总理那时候已经得了癌症，那么这种时候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协助毛主席，就为了治党、治国、治军，整顿经济，付出了大量的辛劳，那么同时和“四人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时候周恩来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我记得我父亲是经常到周恩来那里去。

　　（北京305医院）

　　原北京医院副院长 吴蔚然：
　　1975年下半年9月份的时候，周总理在305医院进行最后一次比较大的手术，在平车将要到达手术室门口距离很近的时候，总理突然问，小平同志在吗？当时我们就赶快把这个话轻轻地向后传过去，小平同志就过来了，就俯卧在总理的头旁，总理就紧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很激动，而且声音很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声音讲得很高，说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邓小平小女儿 邓榕：
　　周恩来和邓小平有一次谈话，周恩来问邓小平，说你能够坚持得住吗，你会不会改变？邓小平说我不会改变，周恩来说那我就放心了。

　　邓小平：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与刘少奇相知甚深，他们有过一段共同而又特殊的经历。

　　刘少奇夫人 王光美：
　　小平同志从1952年调中央到1966年，合作共事14年，要从当总书记是1956年到1966年是10年共事，我感觉是少奇非常信任小平，小平同志也很尊重少奇，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少奇本人没有私人来往，小平同志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是少奇跟小平他们这两人在党内也有特受信任的时候，也有受过冤屈的打击，证明都经得起考验，都没有个人私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刘少奇和邓小平即被打倒。
　　1969年，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刘少奇夫人 王光美：
　　我也谁也没找。因为群众也提要求，另外我们小孩也写信，也给小平叔叔写信了。

　　刘少奇之子 刘源：
　　1977年的10月11月的样子，那个时候呢，是小平同志刚出来吧，就是主持文化教育工作。然后呢由小平叔叔他决定的要恢复全国的高考。当时作为第一届高考，确实全国也没有什么章程，因为过去的东西都被打乱了，那么新的呢，又积压了很多的人都想来考学。所以，当时我是在工厂，在北京起重机厂，也报考这个大学，当然要进行考试了。但是由于我这个家庭的情况呢，当时可能很难别人能决策，就是让不让考。所以当时呢，我认为啊，就是还是我家庭那个情况就没让我考，那个时候我就给小平叔叔写了一封信。

　　刘少奇夫人 王光美：
　　他确实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不是要求别的，我就要求你批准允许我考。

　　刘少奇之子 刘源：
　　就是很简单这么一封信，也没有什么客气话，就是把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了。然后就贴着四分钱的邮票，当时在北京市内嘛，贴着四分钱的邮票就扔到信筒里了。后来听说呢，很快小平叔叔就批了。

　　刘少奇夫人 王光美：
　　那时候少奇当然平反还说是找不上呢，我都没出来呢，可是小平同志居然就批了。

　　1979年，相隔十三年之后，王光美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刘少奇夫人 王光美：
　　在正式平反以前吧，然后有一次在大会堂开一个什么节日的会，他们都在主席台坐着呢。后来我一想我应该见他们一次，我出来了反正得感谢，我得怎么说。我刚往那儿一走，小平就站起来了，小平一站起来，一屋子的人都站了。俩人一握手，反正这心情就别说了，我是非常感激。可是他们怎么想，就是觉得咱们都共同遭了这么一段难吗。我们俩没能说话，我也没找他（邓小平）。

　　邓小平虽然没有说话，但对刘少奇平反复查的工作已经根据他的指示进行多时了。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刘少奇之子 刘源：
　　追悼会到最后，就是中央的领导跟我们家属握手，在握手的时候小平叔叔就握着我母亲的手，就说了一句话，就说：是好事，是胜利。

　　刘少奇夫人 王光美：
　　是好事，是胜利，小平不轻易说话的呀，他一说话特简练，这人特痛快，可说话特干脆，就跟我说这么两句话。

　　刘少奇之子 刘源：
　　就马上就给我们一种心里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吧，就是确实讲得我觉得很深刻。

　　陶铸，是“文化大革命”中排在刘邓之后的党内第三号走资派。1969年，陶铸被迫害致死。
　　1977年的春天，陶铸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满怀信心地到北京西山，找到了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

　　陶铸之女 陶斯亮：
　　我和我母亲就拿着我父亲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证明我父亲在监狱表现是非常英勇顽强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对党不忠诚的表现。这次我就带着这份材料，就跟我妈妈一起到了西山。

　　陶铸夫人 曾志：
　　找他去见了他，见了他的时候，他没讲什么，都是客客气气的啦。

　　陶铸之女 陶斯亮：
　　这个话题好像总也不是特别能谈起来，后来终于谈起来后，邓小平总是听，他也没有表态，就听我妈妈讲陶铸的问题。最后他也没有任何的表态，然后我就把这个材料递上去了，他也就把材料往旁边一放，就也没看也没说什么。

　　陶铸夫人 曾志：
　　他就听了，陶铸的问题他就听了。听了以后没表示态度，一点态度都没有表示。

　　陶铸之女 陶斯亮：
　　那天我和妈妈出来啊，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就刚来的情绪全部都丧失殆尽了。

　　陶铸夫人 曾志：
　　陶斯亮呢，对这个事情呢，她就很着急，为什么小平同志一点不表示啊，就感觉到很失望。后来的时候，别人抄给我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是小平同志批的，他这么写的，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间，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后来很快就解决了。

　　陶铸之女 陶斯亮：
　　我佩服邓小平，我由衷地感激他就是因为他能做的他都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好，做得那么迅速，那么有力度，但是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没有说任何一句安慰我们的话，让我们增加（信心）鼓励一点儿的话他都没有说，但是他把能做的他都做了。我觉得他真是很有个性的人，也真是一个伟人才能做到的。

　　（一组刘伯承与邓小平照片）

　　这又是一个刘邓,一个被称为战场上最佳搭档的刘邓。
　　刘伯承和邓小平同是四川人，又都属龙。1938年，在抗日战场上两人走到一起，一个主军，一个主政，共同领军十三年，锻造了一支战功卓著的刘邓大军。

　　原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 杨国宇

　　邓小平有一次干什么讲的那个，人民把我跟刘伯承两个，刘邓不分家，中间连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从来都是像穿了连裆裤一样，一直是刘邓、刘邓、刘邓、刘邓，中央发来（电）报（都是）刘邓，我们都叫刘邓、刘邓。所以刘邓大军呢，中间也没有点。
　　刘邓不可分，我们就是这样根据这个来的，分开了就要碰到一些危险的事。在大别山是如此。那不是5月反扫荡（吗），那次差点我们司令部，连李雪峰这些人，都几乎危险得很，那一次。日本人希望一网子把司令部都干掉了，这是很危险。刘伯承那时候说我不能离开政委呀。

　　战争年代，刘邓总共分开过两次，大别山是一次，另一次是在太行山。

　　原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 杨国宇：
　　最苦的时候，八路军总部牺牲了不少的人，后来左权参谋长都牺牲了，老整刘伯承没整到，邓小平就在太岳去指挥部队去了，最艰苦的时间他到太岳指挥部队，就分散了，到太岳去指挥。凡是哪里艰苦、困难了难过了，（他就去哪里。）（当时）他就到太岳陈赓那里。刘伯承一个人在家里，他老惦记着没有政委在家里，老觉得心里悬吊吊的样，不放心。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就跑来了两次，说陈赓那里有电报来没有，有什么来没有，就问邓小平，小平那里有点消息没有，还没有消息。哎呀，真的，开始作战处的人来问，我们就烦了，就把门锁起来，不让他进来。最后刘伯承来了就问，来了进来看邓小平电报，我们正在译邓小平电报，这下他就放心了。

　　原129师政治部科长 张香山：
　　说有一天参谋打电话叫我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进去看到邓小平同志拿着洋蜡，在窑洞里头一个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贴着满半窑洞找地名。那么小平同志拿着洋蜡，因为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的，不大方便看东西，所以有些地名要找到的话，（得）小平同志帮着他。两个（人），小平同志拿着洋蜡，刘师长也就顺着洋蜡看地图，一个说，研究什么地名什么地名，然后两个人又商量，怎么样跳出包围圈，抵御防备进攻的。那就是亲密的、真是亲密的战友这样的感觉。

　　原129师机要科科长 杨国宇：
　　刘伯承跟（邓小平）刘邓不分，刘邓它为什么两个能够合到一块儿，它可以说旗鼓相当。刘伯承是了不起的军事家、战略家，可以这样讲。但是邓小平那是了不起的。他们俩个非常配，相当的学问、相当的经历啊，一下子搞得能够团结一起，能够团结一致。

　　邓小平一生为刘伯承写过两篇纪念文章。一篇是祝贺刘师长五十大寿，另一篇是《悼伯承》。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一组邓小平和陈云的照片）

　　在中国共产党内，邓小平和陈云是跨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人。两人虽然都性格内向，但相知相交甚深，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陈云夫人 于若木：
　　那是在1938年春天的时候，我跟陈云同志结婚之后不久，小平同志就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他马上就作了一首打油诗，叫：“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
　　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个一线牵还是由党和组织来牵线的。当时陈云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因为过度劳累呢，他就流鼻血，他需要有一个人照顾他，就到陕北公学去物色这样一个人，就推荐了我。就是在（陈云）那里值班，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样子吧，他身体后来就逐渐恢复健康了。后来，我就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了。组织上需要找一个人来照顾（陈云），两个人就（被）撮合了。第二句话“鼻痛带来美姻缘”就是因为鼻子流血了，带来这么一段姻缘。第三句话“中山政策女秘书”，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最初是一个秘书的关系，当然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陈云同志呢，找我是做看护工作，就是这样。“先生路线看护员”先生就指的陈云同志说的，（就是说）你的政策就是从看护这个事情引起的。

　　（十二届二中全会休息室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交谈。）

　　邓小平：，你们俩哪个大？你比我大两个月。
　　邓颖超：我比你大四个月吧？
　　邓小平：四个月，我是八月。
　　邓颖超：你是八月，我是二月。
　　邓小平：二月，那大半年嘛，你呢？
　　陈云：我六月。
　　邓小平：六月？
　　陈云：六月。
　　邓小平：六月，你居中。那还是她大。

　　陈云夫人 于若木：
　　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是第一代领导人当中的成员，也是比较重要的成员；他们两个呢，又是第一代领导人当中比较年轻的成员，所以他跟第二代领导呢，就能够衔接了，他（们）是跨两届领导的重要的领导者。所以他们两个呢，经历是相仿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所以他们两个交换意见比较多一些。

　　与邓小平一起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还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

　　（一组邓小平与叶剑英、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王震等人的镜头或照片）

　　1977年4月28日，是叶剑英八十寿辰,当时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携全家前来看望。

　　原叶剑英办公室主任 王守江：
　　首先那一天来的是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带着家属儿女，第三代孙子孙女都来了。老帅们还去了（叶剑英家），还照了个像。小平同志说你们老帅们在一起照个像吧，都来了。叶帅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领班的嘛！很幽默的，在那个地方在讲，大家很高兴就在那地方。

　　李先念之女 李小林：
　　他们政治上不用很多的沟通，但是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像从改革开放，小平同志提出来以后，我父亲是经常要到几个特区，包括他到了浦东，非常关注改革开放的进程。所以从这点上看，虽然我父亲语言不多，但我们很清楚地感觉到，他是完全支持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改革开放这个国策，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徐向前之子 徐小岩：
　　（76年 父亲）听说，小平同志当时前列腺不好，说需要住院治疗，父亲就非常地关心，亲自打电话给当时主管的陈锡联同志，交代说请他们一定务必安排好（邓小平）到301医院去住院。这事为什么给我印象很深呢？就是我平常呢，很少看见我父亲打电话，而且打电话时候一般都是三言两语。这次呢，我看（父亲）很着急，讲得、交代得也很详细，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

　　聂荣臻之女 聂力：
　　 邓叔叔叫我父亲叫老兄，他们之间从1920年到1992年，可以说七十二年友谊、战斗、共同生活。

　　两位老人共同战斗了72年，每一个重要的决策，我们老人家的态度是非常明确，比如支持邓，反对“两个凡是”。那么后来，（我父亲）给中央写过信，坚决支持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这个方针。

　　彭真之女 傅彦：
　　小平叔叔从五几年到中央来工作，他做总我父亲做副，两个人一直在书记处。我觉得小平叔叔和我父亲呢，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父亲个子高，小平叔叔个子矮，然后我父亲爱聊天，小平叔叔不爱说话，可是这爱聊天的不喜欢热闹，这个不爱说话的人呢特别喜欢热闹。
　　就是那以后，两个人都老了，没有见面，然后我去小平叔叔那儿，进门小平叔叔很高兴，我说我爸爸他很想你，小平叔叔说我也很想老兄，我说爸爸就让我说一句话，身体健康很重要，小平叔叔说，是，我坐在这儿就可以了。

　　晚年的邓小平，有时候就这么静静地坐在这里，静静地回味着他波澜壮阔的一生，静静地思考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法拉奇：
　　那你对自己是什么评价？

　　邓小平：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好了。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不过我是可以讲一点，我一生问心无愧，包括犯错误在内，犯错误也是问心无愧的错误……

责编：阿刚